“不劳师而币加”

古代中国，农耕民族建立的帝国文明，通常会有一个“天大的烦恼”——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从周幽王的灭国到满清入关（满清实际上应该算作渔猎民族而非游牧民族），农耕文明无时无刻不处在与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

而面对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一般只有两种选择：战还是和。

“战”的过程有胜有败，有卫青、霍去病的封狼居胥，也有明成祖朱棣的“五伐漠北，三犁虏庭”，当然也有北宋的“靖康之耻”。

“和”的手段主要是和亲、互市与岁贡三方面。西汉初年，百废待兴，面对崛起的匈奴，汉高祖刘邦也想牛气一把，率三十万大军讨伐匈奴单于，却落得个白登山之围，要不是陈平献计鼓动单于的阏氏吹枕边风，汉高祖刘邦就得死在白登山，所以西汉初年一直到汉武帝之前，汉朝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互市，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互相贸易。游牧民族侵扰农耕民族，无非是抢掠他们无法生产的物资，比如丝织品、铁器甚至锅碗瓢盆，既然能相互贸易，又何必打仗呢。但互市也有问题，如果游牧民族力量过于强大，贸易就很难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比如用瘦马换你的精致米面。岁贡，我们就更熟悉了，北宋就是这样与辽、金勉强维持着和平。

白登山之围

按理说，“和”的政策对农耕文明是最有利的，虽然有时候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毕竟能够维持和平，但为什么最后还是会走向失败，甚至复盘时才发现是自己亲手掘的坟墓呢？围绕这个问题，我们浅聊两个案例，看看农耕文明是如何一步步“培植”自己的“掘墓人”的。

五胡乱华之一的鲜卑人是如何被东汉帝国一步步培植壮大的

01 班彪的“不劳师而币加”政策

班彪何许人也？他的儿子很出名——班固，《汉书》的作者。

公元25年，东入关中的赤眉军进入长安，击溃了更始帝刘玄。时年二十三岁的班彪一路西逃，逃到了凉州安定郡的高平。他在逃亡的过程中写下了著名的《北征赋》。面对王莽新朝的崩溃和赤眉军对长安的蹂躏，班彪反思了王莽发三十万军队北伐匈奴，导致新朝陷入财政泥淖的过错，他愈加认同汉文帝时期的 “不劳师而币加”政策，让汉朝收获了“岂曩秦之所图”的成就。

刘秀入主中原后，班彪也获得了司徒掾的职位。他一方面和儿子班固编纂《史记》之后的史事，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影响着东汉的命运。

作为王莽时代留下的一部分政治遗产，匈奴与汉朝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提到了刘秀的“破冰”对策，他在公元30年时，“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早在刘邦与匈奴和亲之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已成为农业帝国策略库中的固定选项之一，但刘秀的“赂遗金币”的策略以物质财富作为沟通的纽带，但“旧好”并不那么容易修复。东汉初年与匈奴的几次冲突，很快就让东汉出现了“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的状况，这为班彪策略的实践和之后的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

汉光武帝刘秀

班彪盯上了羌人，在新朝后期的军阀混战中，陇西军阀就已经大量招募羌人作为军事补充，可谓是“五郡精兵，羌胡毕集”，一言以蔽之，面临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后”汉时期，那些悠游于农业定居文化之外的人群，事实上成为割据各方争夺的焦点。羌族部落即将构成“不劳师而币加”的先决条件。在班彪的建议下，光武帝形式上恢复了西汉时的护羌校尉，目的就是针对匈奴。

“羌胡毕集”对于初兴待定的东汉而言，既是补充军事实力的有生力量，又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不劳师”的效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农业社会普通生产者的流失。

02 鲜卑人初登历史舞台

匈奴对于东汉仍是头等大事。公元44年到46年，匈奴不断侵扰东汉边境。但关于匈奴的力量，各种文献的记载又有差异。有的文献说匈奴正值强盛时期，联合鲜卑、乌桓“数入塞而杀略吏人”。但是，《后汉书·南匈奴传》对匈奴当时情况的描述却与此截然相反，说当时，“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以至于单于甚至害怕汉朝攻击，而主动求和亲。这种不幸甚至加剧了匈奴的分裂（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那么鲜卑人的出现则对这种亦弱亦强的状态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东汉人眼中的“匈奴强盛”和“死耗太半”，都只反映了局部事实，并不矛盾。随着南北匈奴的分裂，实力与社会生产水平锐减的匈奴又需补充生计物资（只能借以对农业定居人群的劫掠），同时又匮于人口不足，只能整合乌桓和鲜卑人的力量。虽然匈奴引来了新的援手，但东汉帝国的观察者也很快注意到了匈奴的“新援”。很快，刘秀就以“币帛”开始“贿赂”乌桓、鲜卑，其中公元45年时，“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这是汉文文献首次提到东汉与鲜卑的直接遭遇，这次正值“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背景下的鲜卑南进，表明鲜卑人正式登上东亚大陆的历史舞台。

03 东汉帝国对鲜卑、乌桓的贿赂拉拢

东汉给予鲜卑财利的同时，明确无误地表示：“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很明显，东汉实际上是用币帛购买了鲜卑、乌桓的军事服务。

刘秀在班彪的建议下，继公元33年复设护羌校尉后，又重新设置了护乌桓校尉，进一步完善对鲜卑、乌桓的管理。得到财利和册封的鲜卑积极给予回应，随即攻击了北匈奴，“斩首二千余级”，此后更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在汉朝赏赐的激励下，鲜卑从匈奴的盟军转变为对手，“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农耕帝国剩余产品不但让汉帝国享受了不用武力而有斩获的胜利，西汉文帝时所谓“不劳师而币加”，已经完全转变为班彪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且开启了一种无法逆转的机制：这些剩余产品通过物质再分配脉络，对鲜卑产生了层层吸引。受雇出兵获得的物质回馈，促使“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后汉书·鲜卑传》准确地告诉我们，公元58年后归附的鲜卑大人们，他们得到的赏赐是“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这条重要的信息，不但透露了支付给鲜卑的金额，而且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这些资金的来源地——青州和徐州，不仅如此，这些钱款其实是年复一年的固定支出。

班彪的政治哲学，在东汉初年得到了最出色的实践，用农业社会剩余产品为帝国的重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时，西羌引发的叛乱尚不严重，南匈奴、乌桓和鲜卑刚刚归附，而且在汉帝国的带领下，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北匈奴。此外，每年二亿七千万钱的赏赐也还及时，足堪敷用。公元58年，汉明帝甚至把年号都改成了“永平”。

04 北匈奴的衰落与鲜卑的崛起

北匈奴的新援鲜卑、乌桓在汉朝的赏赐下纷纷倒戈，南匈奴的助攻更使得北匈奴节节败退，不复往昔。这让东汉几乎看到彻底击败匈奴的希望。公元73年，东汉尝试兵分四路出塞，合击北匈奴。这次进攻中，南匈奴、羌胡、鲜卑、乌桓全部派兵出击，这支日后被班固称作“羌胡边杂之师”的混合部队已成为东汉帝国的军事主力，并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四面受敌，加之与东汉帝国交换物质的途径也被南匈奴阻断，北匈奴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

其次，在出击北匈奴的四路部队中，除了最东路为乌桓、鲜卑外，另外三路都有羌胡，虽然无法确认这些羌胡对应的具体部族，但这一事实至少显示了两个方面的信息：（1）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羌胡”成为汉军的主力；（2）羌胡分布很广，从酒泉直至贺兰山以东，这固然为东汉帝国提供了成本更低、也更为灵活的军事外援，但也难免让人重拾那个西汉以来由来已久的难题。在征发羌胡兵力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河谷的人群走上了职业军旅的道路，按照《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公元59年，第一次有了“凉州羌盛”的说法。

第三，此次思路出击，证明班超的“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正式成型，班超强调“兵可不费中国”（不劳师），并以征发西域诸国共击北匈奴的实际行动，加速了北匈奴的衰弱和迁移。公元87年，鲜卑给了北匈奴致命的一击。鲜卑人从东部攻击匈奴，取得大胜，导致北匈奴单于被杀，“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鲜卑的这次攻击直接引发后续的一连串事件。一年之后，“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饥饿、蝗灾如影随形，很可能并非偶发事件，而是经历此次打击后，北匈奴劳动力极度匮乏的并发性后果。

北匈奴的灾难在南单于眼里却成了难得的机遇。时值汉章帝新丧，但南单于仍向摄政的窦太后上言，建议在这大好时机之下，彻底击败北匈奴，重新控制北庭。

面对此建议，东汉朝廷内还是有明白人，其中以前辽东太守宋意、侍御史鲁恭等人为代表，宋意认为，虽然现在汉帝国在“夷虏相攻”中可以不损汉兵而坐享其成，但是如果北匈奴被彻底消灭后，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既无法抢劫北匈奴，也无法从东汉帝国获得“送首级受赏赐”的机会，那就将“必为边患”。宋意不仅将南北匈奴、鲜卑，以及农业帝国相互制约关系分析得非常清楚，而且还看到“引兵费赋”的后果会进一步导致农业帝国“去安即危”。而侍御史鲁恭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非常现实地陈述了汉帝国当前的实际困境，此时的东汉帝国已经产生了两种不足：（1）粮食不足（无法供应足够军粮）；（2）包括纺织品在内的物质产品不足（无法开销军费，乃至不够“赏赐”）。

总结下来就是，从内部来看，农耕帝国的粮食和物资生产供应不足，且劳动力资源会因军事行动减员而下降，这将进一步加重供应不足的状况，而这已经是东汉初期以来，力行“不劳师而币加”多年，兢兢业业维系的最好结果了。从外部来看，“引兵费赋”削弱匈奴之后，可能不会给农业帝国带来更多利益，因为维持新的疆界，需要更高的支出。而且，新的边患会随着人群格局的调整而出现，不再有利可图的“羌胡边杂之师”，将为新的“劳师”埋下伏笔。但执金吾耿秉支持南匈奴单于的建议，坚持主张：“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窦太后最终接受了耿秉的建议。

公元89年或许是东汉最值得纪念的转折点。这一年，车骑将军窦宪和执金吾耿秉一道发病出塞，而此次出兵，汉兵与羌胡部族武装之比竟达到1：5，而且这还不是全部。按照班固在《窦将军北征颂》里的说法，这场战役可谓“羌戎相率，东胡争骛，不召而集”，不但有羌戎，还有包括鲜卑、乌桓在内的东胡，可见，部族武装的比例实际可能要比《后汉书·窦宪传》中的记录更高。战役以“单于遁走……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而告终。

东汉的重大胜利依靠“羌胡边杂之师”出力，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这些胜果并没有为东汉带来有效的收益。司徒袁安指出，这次战役固然取得成功，“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彻底击溃了北单于，使其“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但未来的下一步行动却意味着巨大的花费。他提到的最关键一点是，此前为了维持漠南和西域，东汉帝国“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这些都是每年固定的支出，如果要继续安排中郎将领护遥远的北庭，将“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但窦宪还是一意孤行，把北单于降汉的弟弟立为新单于。但新单于在窦宪谋逆自杀后北返时，也被汉军杀死。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北匈奴遁走之后，鲜卑人占据了北匈奴的旧地，并吸收了十余万北匈奴人，自此鲜卑开始繁盛。而且在一系列的、频繁的军事行动中，鲜卑和乌桓除了一次又一次收获“金帛”外，还有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变化：包括鲜卑在内的“边杂之师”被调动征发的频率和数量也在上升，这样一方面加速了鲜卑的军事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打破了鮮卑社会原有的生产平衡。更深层的社会变迁，则通过“率众王”这类权威型称号的授予，使某些较小规模鲜卑族群的首领，有机会上升为更有号召力和经济实力的渠帅、巨酋。

05 “不劳师而币加”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

正当鲜卑用汉朝每岁赏赐的金帛，在匈奴退出后的土地上壮大发展之际，汉帝国西垂的羌部则因为北匈奴残部的逼近，不堪忍受东汉日益增长的征发，产生了一系列结果。东汉帝国本来希望利用东部的鲜卑、南部的南匈奴以及来自西域的阻力一起将北匈奴碾成齑粉。但是，西羌人在面临汉帝国的征发以及北匈奴残部的进攻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反叛。汉帝国不得不平叛，进一步导致大量羌人叛逃。这些逃亡的羌部骑兵惧怕州郡惩罚，逃亡出塞后，扫荡了西州，对内陆通往西城的路径造成很大破坏。于是，汉帝国派遣邓骘率五万人出征讨伐。虽然还有羌胡组成的“诸部兵”一同参战，但这次面对原本战斗力不弱的羌骑，劳师动众在所难免。然而邓骘的大军非但没有取胜，反在陇西遭遇大败，更严重的则是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出现了“万民饥流，羌貊叛戾”的状况。

不仅如此，另一场来自东部的危机已经乌云压阵一一由乌桓、鲜卑以及南匈奴组成的“边杂之师”，在邓骘进攻西羌的第二年（公元109年）攻击了河套等地。鉴于“羌既转盛”的严峻现实，汉帝国帝国已经无力征讨，只能实施疲软的徙民政策，也就是强制移民，这种人为制造的隔离带，加剧了对农产区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丧失产业的流民“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此次迫不得已的迁移，一方面直接显示东汉王朝已经无法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另一方面向“幽、冀、兖、豫、荆、扬、蜀、汉”的“流离分散”，加剧了西汉末以来就从未根治的“流民”问题，也将压力引向了东部一一好在这些流入地中还不包括给鮮卑“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的青州和徐州。

东、西“边杂之师”接踵而起的叛乱让东汉“不劳师”的愿望成为泡影，只能由内郡的士兵承担平叛的主力。作为普通生产者，他们在非战时还需要承担农事，因此“军营久出无功”，又导致农业生产受损。正是过度征发造成的劳动力匮乏，使得农业人群在废农桑、失农时的同时，加倍承受了生产不足的压力。

在东汉西击北匈奴残部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获利者，就是鲜卑。他们既得到“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而“由此渐盛”，又获得了更多来自东汉的财物。然而，正如人们过去所担心的那样，“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的鲜卑，随着匈奴余部加入，很快就因为财物流入下降，遭遇了发展中的难题。他们之前的社会增长全靠东汉的粮食流入，而作为长期受雇提供军事服务的骑士，又缺乏自给自足的生产手段，而鲜卑的兵力，在公元121年时已达“控弦数万骑”。

而东汉帝国的持续进攻北匈奴与平定西羌叛乱导致额外的军事支出，普通生产者的压力成倍增长，以致“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而青州、徐州恰好就是给鲜卑“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的输出地。

当东汉凭借自己的力量平定西羌之后，他们终于要直面取代匈奴越来越困扰汉朝北方边境的鲜卑了。汉灵帝准备孤注一掷地击退鲜卑。虽然以蔡邕为首的大臣们极力反对，但东汉与鲜卑一战在所难免。公元177年秋季，东汉帝国三路出击，进攻鲜卑。

正如蔡邕预料，此次战役以东汉方面失败告终。这场战役对东汉的财政收支造成巨大挑战，这对幽、冀等州“百姓虚县，万里萧条”的状况是雪上加霜。这次失败的昂贵代价，不仅在于军事物资方面的损失，更重要的还有农业帝国方面底层生产者的减少，蔡邕预言的“中国之困，胸背之疽”也就此蔓延。随着鲜卑社会的全面发展，班彪“不劳师而币加”理念绘制的美好憧憬早已破灭。正是东汉方面用民众剩余产品的不断“币加”，在鼓励鲜卑攻击匈奴的过程中，迅速催生出一个庞大的鲜卑人群。而今，日益逼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一生产极限的东汉社会，已然快被击倒。

06 董卓们的“舞台”已经搭好

由外而内传递的压力，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于临近鲜卑的河北（冀州）的黄巾起义。首义的张角据说是受到流行的《太平经》启发，自称“大贤良师”，通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的方式，吸引了黄淮海平原上“青、徐、幽、、荆、扬、兖、豫八州”大量弟子。以佩戴黄巾为标志，开始反抗汉帝国的统治。

显而易见，在参与黄巾叛乱的区域中，除了向鲜卑提供“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的青州、徐州，还有“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的幽州、冀州。张角的“太平世界”，为赋役压力下“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摆脱重压的精神世界。

在公元184年底前，皇甫嵩等人最终击败了张角的叛乱。然而，平乱部队中征发的羌部士兵，给了刚胜利没多久的东汉致命击，或许出于对频繁征发的抗拒，曾经的“义从胡”成为叛军的主力。刚讨伐完黄巾的车骑将军皇甫嵩又要征讨西羌，他本打算“发乌桓三千人”，但北军中侯认为“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可“募鲜卑轻骑五千”的建议同样遭到反对。此时的东汉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乌桓众弱”，不如说是因为生产不足导致“币加”无力，连应募的外援也无处可寻。 最后，还是应劭提出的“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的建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灵帝随即“诏以（董）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和他们的领军者——董卓旋即走上政治舞台。

平乱过程中一些令人无语的细节，揭示了汉帝国崩毁的惊人速度。东汉政府在平定西羌的过程中，还曾“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却因为拖欠军粮，导致乌桓骑兵全部叛逃。这个戏剧性的失败原因，让人感叹东汉帝国已经陷入无币可加的窘境。

驻守西凉的马超被羌人称为神威天将军

在董卓的围剿下，由“黄巾之乱”引发的西羌之叛终于熄灭，这为董卓积累了足够的军事和政治资本。当汉灵帝去世后，在大将军何进的拉拢下，董卓就率领着他那支由凉州羌、汉兵卒构成的军队登上了汉末的舞台，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07 东汉帝国的衰亡过程小结

首先，汉光武帝刘秀吸取了汉武帝“奢侈师旅”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的经验教训，采纳了班彪的“不劳师而币加”的核心策略。

其次，鲜卑这个新的人群作为外援，被匈奴从贝加尔湖以东的北亚地区，引入了蒙古高原的东侧。

第三，从东汉这边看，刚刚恢复的国内生产固然无法支持汉武帝式的“奢侈师旅”，但衣业社会的固有特征使得他们的农业产品在实现完全自足外，还能绰绰有余地投诸许多其他事业。王符曾用“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描绘了东汉农耕与非农耕者比例失衡的景象，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社会的巨大生产潜力。因此，原本被匈奴引为外援的鲜卑，就成为班彪“不劳师而币加”策略的最佳实施对象。毕竟，作为大量剩余产品的真正源头，农业帝国拥有比匈奴更雄厚的经济基础。

第四，虽然从实际效果上看，班彪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班彪的策略又未能考虑到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币加”对鲜卑社会转型的中介作用。提供军事服务的鲜卑固定获得“钱岁二亿七千万”后，一方面，这些每岁获得的财利实际上是以沿途购买的粮食、战略物资的形式流入了鲜卑社会，最终导致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军事服务的财利刺激同时推动了鲜卑社会的军事化过程，军事人口上升，生产性人口下降，使他们的经济体系尤为脆弱、敏感，转而促进了向农耕区域施压、掠夺的欲望。

第五，当鲜卑“尽据匈奴故地”后，他们就通过乌桓、南匈奴以及西羌，向东汉农业社会开始传递压力。在北匈奴西进西域，导致西羌、南匈奴、乌桓的连环“叛”汉的背后，很容易发现鲜卑施加的压力。而东汉本身在“不劳师”策略的指引下，致力于平叛，逐渐使压力向南匈奴、乌桓传递，这进步导致了后两者疲于征发而反抗。

第六，东汉帝国位于大平原的生产区域暴露在高强度生产和军役、徭役的双重危机之下，使包括青、徐在内重要的东部生产地区，面临更大的生产负荷。随着三次西羌之战，战火从陇西蔓延到关中平原，帝国总收入随着农产区的压缩而进一步下降，而支出却急速增长。人们除了流亡、自卖为奴外，纷纷起而为盗，这加速了生产下滑的速度。也导致当越来越多的生产者们脱离徭役、赋役的“苦难”纷纷投入张角虚构的“太平世界”。虽然张角的叛乱并没有持续很久，但被破坏的整体生产秩序，却再也没有机会恢复。

最后，随着东汉帝国经济分配体系的崩坏，社会已经很难对各类叛乱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了。而那些原本在边塞之外的乌桓、鲜卑和“羌胡守善不叛者”，也顺理成章地被“邀请”参与到农业帝国的内部政治当中。当农业帝国将最后的军事希冀寄托于几度亦敌亦友的“羌胡”骑士时，“不劳师而币加”的精神却发挥了它最后的“反向”效用：为率领着羌胡骑士的“董卓们”铺平了道路。

想改造女真人的明朝是如何一步步培植出努尔哈赤的？

01 女真人

明朝皇帝一般认为明帝国的灭国之虞主要来自于北方的蒙古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帝国的东北会杀出一只女真势力，完成了对明帝国的最后致命一击。

1630年秋天，明崇祯帝以“专事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入犯，顿兵不战…”等罪名，将曾任蓟辽督师的名将袁崇焕磔于北京西市。但是继任的孙承宗、洪承畴等人并没有能挽救明王朝的命运。十四年后，与袁崇焕命运紧密交织的满清铁骑，跨过了前者曾经阻击他们的地方。

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到1662年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用一根弓弦勒死，不到半个世纪，小小的女真部落是如何成长成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明朝皇帝们犯了什么错误呢？

1368年，蒙元政权主动放弃大都，北撤至蒙古高原东部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失去南方大部的北元，除了面临明朝的攻势外，还要接受西部卫拉特（瓦刺）群体的挑战。在瓦刺部的东压下，支持北元的科尔沁部避地东迁，进一步波及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群。1443年时，女真忽刺温等部迫于蒙古东迁压力，向南方的明朝提出了依附求庇的请求。该请求得到明宣宗的同意，宣宗还表达了“欲使之安生乐业”的愿望，并首肯了这一政策的连续性。

忽刺温又称扈伦，以其中扈伦四部合称海西女真，位于松花江中、下游。当时与之并列的，还有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前者分布于牡丹江、缓芬河及长白山一带，而后者则活动于黑龙江下游东至那霍次克海、日本海和库页岛，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区域。明帝国持之以恒地表示了招安黑龙江下游人群的积极态度，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末。朱棣在燕王封地时就积极招募女真、蒙古等人群，这些力量不但增加了他在“靖难之役”中的实力，也为建州女真在之后两百年间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另外，明成祖还通过阿哈出招募了另一位更重要的女真首领一一猛哥帖木儿，在诏书中许诺他“与尔名分赏赐，令尔抚安军民，打围放牧，纵便生理……”。1406年3月，猛哥帖木儿入朝，被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就是努尔哈赤名义上的六世祖。未来影响明朝命运的女真建州卫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02 女真人被明帝国的改造

“打围放牧，纵便生理”是朱棣对猛哥帖木儿的许诺，可随着和明朝的文化交往，女真人群的生计方式、定居形式和交换模式适应了新的格局和趋势。

早期女真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是种植和捕鱼结合，另一个获得生存资源的方式，便是“乞粮”。建州女真兼营渔猎、农牧的混合经济，是对北温带北部滨海地区的环境适应。通过和周边群体的交换经济，实现“损有余，补不足”。当他们接受了农业社会的“招安”之后，农业社会便以某种一以贯之的文化策略，开始改变他们原先的文化表征。

首先，农业帝国试图以推广农业技术的方式，推动当地环境适应方式的变迁。1440年，明英宗对继任建州左卫都督的凡察表示，“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妇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并给予“月粮养赡”，但要求“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然而，对于这一易受气候波动影响的地区，事实证明“自在耕牧”难，“给粮接济”易。

其次，在明朝鼓励从渔猎向农业转型的同时，女真社会先前那种极易受环境影响的经济方式，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1406年，明朝为征集用于对蒙古军事活动的马匹而设置了“开原马市”。马市本身除交易马匹外，还一直是女真与明朝交易各类土特产的场所。女真在市场提供交换的物品，有貂、鹿、孢等兽皮，还有人参、木耳、蜂蜜蘑菇、松榛、东珠、马匹、粮食、麻布、木锨等等，其中人参和貂皮，越来越占有显著的地位。他们也从交换中获得“粮米盐酱”，以及“铁铧、铁锅、绢缎、袄子、牛、猪、羊等等”。表面上看，交换经济确实促进了女真与明朝辽东地区的关系，女真通过交换弥补了粮食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为边寇盗”的发生，而明朝农业社会对北方林地物资的需求则大幅上升。但是，交换经济的本质，却与农业社会推动女真社会向农业转型的初衷彻底背道而驰。如我们所见，明朝在“马市”贸易中，鼓励女真人群提供的贸易产品（貂皮、鹿狍皮人参等等）没有一样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而全都来自以采猎为主的混合经济的成果。

在与明朝的交往过程中，随着“人参、皮货”贸易增长，女真社会的结构性局限逐渐显露。女真渐渐从自给自足的渔猎社会，转变为依靠贸易获得粮食“接济”的交换型社会，从而将发生从人口数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巨大改变，并给引起这些变化的始作俑者带来难以预料的反馈。

03 感觉出“味道”不对的明朝，政策由扶持转为“羁縻”

由于女真人口的不断增加，对明朝建立在“互市”基础上的“保塞”事业提出新的挑战。针对辽宁以北地区新增的人口，作为明朝辽东防御重心的东部边墙于1481年全面完工，从鸭绿江边开始将整个辽河下游平原都圈在了其中。明朝前、中期鼓励女真农业转型的策略转变为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为了稳定扩大中的女真社会，明朝在策略上也更加依赖贸易，以经济手段施“羁縻”之实。这一策略转变对女真社会产生了三方面影响

第一，明朝方面凭借较高的购买力，对女真地区产品的需求激增，使得当地原本的交换经济向着更为畸形的方向发展。当一个社会的主要人口，以放弃粮食生产为代价，追求短时间回报更高的经济作物时，必然将使自己暴露于更大的经济风险之下。

第二，为了维持边墙外女真社会的稳定，万历年间，明朝在抚顺等地进一步扩大了马市。此举吸引更多北方人口聚集在通往市场的沿路。这种物质流动，以无法逆转的方式，造成了当地的繁荣和财富的聚集。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满、明贸易产生的财富，不但促进了女真的人口增长，还迅速改变了女真的社会结构。这些额外出现的财富使人群自然聚集于“入贡必由之路”，改变了之前的散居状况。觊觎财富的人群就各自的实力进行角逐，促进了女真社会从分散的小规模群体，向更大社会发展的趋势。明朝则出于自身军事支出的考虑，更乐于通过授权的形式，扶植“忠顺”的地方酋长自治管理，使此类掌握兵力的“附庸”替代官方出兵，减少明朝本身的军事开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军事权力和贸易权利一样，集中到少数有能力的女真首领手中。综合起来，财富的涌入，实力派首领对贸易渠道的控制，以及明朝为平息贸易纠纷、边境躁动而采取的绥靖手段，一方面使得双方交易水平朝着不可控的方向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也令女真地方首领的权威节节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这两方面相互交替，促进彼此加速发展。在每每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下，明朝与女真双边贸易规模悄然扩大。

明朝这种“以夷制夷”的管理手段为明朝降低了控制多个贸易群体的成本，但也帮助地方首领聚拢了更多分散的女真部落。这对明朝来说，并不是太好的消息。

04 女真人的反叛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其中第一条就是，“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这条理由准确表述了努尔哈赤崛起的原因一一“看边”和“进贡。哈达部王台死后，其后嗣在相互夺权中衰落。努尔哈赤的祖父作为依附王台的次级酋长，渐渐崛起。虽然他们在1583年追随明将李成梁讨伐建州首领阿台的战斗中被误杀身亡，但幼年的努尔哈赤得到李成梁的扶持。

李成梁及其长子李如松死后，辽东便无人能阻止努尔哈赤了

随着女真社会的增长，地方首领的势力也渐渐上升到明朝可控范围之外。以武力介入的方式，更换一位更年轻的地方代理人，是维系“羁縻”的合理策略。祖、父两辈死于王事的努尔哈赤，又得到李成梁多年来文化、军事方面的熏陶，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位合格的人选。他不但被授予了祖辈没有的指挥使职，从而承担了看边重任，同时也因为获得了重要的敕书，而成为进贡的主力。据说，李成梁之子——名将李如松率军入朝阻击日本的入侵时，努尔哈赤就曾经要求一同入朝作战，以表忠心。

收书，是明朝允许女真部落进行关市贸易的准人凭证，意味着可以按等级领到“年例赏物”，明中后期渐以货币形式支付这笔财富。《清太祖实录》提到，1588年，获得建州左卫都督敕书的努尔哈赤入贡时，“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作为稳定女真“看边”的固定支出，这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一方面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财政基础，另一方面也给明朝财政带来长期负担。

长期以来，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微妙平衡，在意料之中被打破。1608年，“努尔哈赤以五千骑叩抚顺关，挟参索直”，拉开了女真与明朝军事对峙的序幕。其原因，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为限制努尔哈赤而“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腐烂了十余万斤。那些过去若干世代中专注采集—交换经济而增长的大量非农业人口，受到最直接的打击。明朝关闭贸易通道、阻止自耕的政策，更加激起了女真的反弹。迫不得已、无粮可食的女真采参者，聚集在常年替明朝分配“年例赏物”的努尔哈赤的麾下，走上了武装“乞粮”的道路。

“挟参索直”之后六年，明廷对努尔哈赤的行为作出回应，重新以粮食输出作为妥协之策，这种缓解危机的手段虽能维护一时，但无异于以更高的代价，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留给将来。

事实证明“驾驭之机”并不容易操纵。相反，由于关市暂停而受阻的交换经济，进一步加强了代表女真“挟参索直”的努尔哈赤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坚定了女真利用开垦土地来摆脱交换经济之弊的尝试。直接控制、占领更适宜的粮食产区和更多生产人口，成为努尔哈赤的首选策略。这一进程从1618年女真攻占抚顺开始，通过不断劫掠人、物，女真在技术水平上极大分享了农业社会已有的成果，比如治铁、筑城。明帝国则从李成梁的“百战不殆”，发展到袁崇焕的“守胜则功”。但是，女真长期以来建立在交换经济基础上的生产格局，却已经没有多少改变的空间，尤其是当明朝彻底关闭了粮食交换的通道之后。

与之同步，1620年代以后，女真社会粮食短缺显著。1628年6月至翌年2月，“国内大饥”、“是岁大饥”、“年逢凶荒”等字样，频频出现在《满文老档》、《明实录》等文献中。可以说，1620年代的灾荒只是放大了女真社会生产转型中的困境，以及相当数量的非生产人口在粮食输入锐减情况面前的孱弱不堪。而这些表面上的“年逢凶荒”，则来自明朝和女真之间几个世纪以来慢慢积累、由热转冷的交换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变化除了让女真人群遭受饥荒之外，更多反映了双向的结果。与其说是农业帝国主动关闭了交换经济的通道，不如说，农业社会内部的“收支赤字”，使得他们无力继续支付维系北方草原稳定的高额费用。无独有偶，这种情况对内也表现为饥荒。从皇太极接替努尔哈赤上台的1636年，到1642年，明朝其实已经被宁夏开始的饥荒折磨得元气大伤。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小冰期”。当明帝国内部饥饿的农民浪潮涌向北京城时，满清铁骑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山海关，而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巧合。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05 满、明关系小结：

首先，当女真人与明帝国的农耕社会发生接触后，后者一方面用自身的剩余物质产品，推动了渔猎群体生计类型的变迁，包括给粮接济、推广农业技术，而另一方面又因对渔猎群体的马匹、人参、貂皮等交换产品的兴趣，抑制了后者的农业进程，使之成为单一的产品提供者。深陷贸易之网的双方关系，进一步依赖升级后的交换经济。农业社会的广阔市场渴望皮货、人参，而社会转型中的女真群体则需要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这一规模化的经济模式和固定的市场位置，使女真人的某些酋长，因控制财富再分配方式，逐渐积累起高于其他首领的权力基础。随着农业社会对这些权力拥有者的授权，在权威型首领的号召下，女真社会逐步朝着更大规模的等级化社会发展，表现为部落规模增长、具有定居和防御双重功能的“城市”出现、生产能力上保持稳定上升。

其次，虽然明帝国试图用贸易掌握“羁縻”的主动权，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做的实践却导向了危险的局面。贸易在强化女真与明朝关系的同时，也对双方的经济——社会人口结构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女真在人参等采集产品方面投入更多人力，就愈发依赖明朝关市，一旦明朝闭关，女真社会就要承受货物（人参）过期的风险，不得不以“挟参索直”的方式，把经济危机的后果传递给明朝。明朝这边也并非边贸活动的完全受益者，随着与女真方面贸易规模近乎不可逆地持续发展，农业帝国剩余财富的增长却未必跟得上前者的增长率。因此，暂停马市的行为，也不单出于中止“羁縻”以削弱对方的考虑，还反映了明朝购买力的下降。

明朝早期还能利用军事优势控制女真社会的增长，先后消灭了女真内部的数个权威型首领，鼓励女真社会内部的相互攻杀，或用贸易手段实现“羁縻”。但是交換经济对社会（人口、规模）增长的促进，反过来加速了女真社会的层级化，抵消了前一种策略的效果。交换经济和军事冲突，也逐渐销蚀着农业帝国对女真群体的技术优势。而且正是明朝消灭女真内部潜在权威首领的策略，为努尔哈赤扫清了障碍，等到明朝想到要扶植叶赫部来平衡建州女真独大的局面时，为时已晚。

当袁崇焕负责辽西走廊的北部守卫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在文化互动中经历多个变迁阶段的群体，在粮食生产、金属冶炼、加工筑城防御以及后来的火器制造等方面基本不落明朝的下风。在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之前不久，1624年，努尔哈赤与科尔沁蒙古和兀良哈三卫结成同盟。这在增加了女真实力的同时，也使皇太极有机会尝试穿越燕山通道兵临北京城下（通道北部的入口原先是蒙古部落的控制区城）。

在建州女真的崛起过程中，两项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来自蒙古高原北部的人口迁移，以及农业社会与女真社会之间长期以来的贸易关系。可以这么说，促使女真取代明朝的，恰是明朝本身几个世纪以来对关外产品的需求和欲望。这些贸易互动带来的农业产品的流动，反过来对明朝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结果。当农业社会无法继续提供、拨给边境人群用于接济的粮食时，加强版的“乞粮”行为便成为生计需求与生态承载能力相冲突的结果。只不过，身陷贸易赤字的晚明，既没有维持购买皮货、人参的经济实力，也无力抵御又一波汹涌的人类迁移之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