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入门和叙述对象的设置

文学好像要入三道门。第一道是语言的门，标志是精准贴切；第二道是思维的门，标志是风雅别致；第三道是态度的门，标志是沉静自持。如果总想着讨好读者，难免留下仓皇媚俗的痕迹。即使语言和思维比较到位，仍给人一种业余感。中国作家与世界经典的差距，可能就是止步于第三道门外，惬意徜徉，不以为然。

读一个作家的文字，几页下来，就可以建立一个判断：他的叙述对象是谁？对读者层的选择，会造成微妙的差异。就像一个武师，面对绝顶高手，一丝疏忽就可能致命，锐气和潜能自然调动到极致。对手档次稍低，招式便懈怠下来，外行也感受得到。可能是那个时代无对手，也可能是作家眼中无对手。

菲兹杰拉德的《夜色温柔》，文思优雅烂熟得近乎走火入魔。头脑中设定的对象，若非一流作家，就是专业批评家。这取决于作者平日的情愫，更多地指向谁。他向自己狠命“索要”的噱头，通常很久才回馈给他。闹不好就触动了芜杂的沉积，沾染了别的气息，自己也不察觉，唯有那东西能令他产生灵感的喜悦。

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几乎完全是诉诸性灵的。头脑中设定的对象，已不是作家，而是文艺之神。当读者和媒体采访他时，他经常表现出与文风不相称的暴躁，因为能够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这不禁让人想起高尔基在《列宁》一书中所述，那些占领冬宫的纠察队员们，放着厕所不用，专向高大的装饰花瓶里撒尿。

村上春树的文笔很美，对青春的迷恋，使他无法拒绝被流行的力量裹挟。他设定的读者层，也许仅仅低了一毫米。用纯文学的尺度衡量，就总吃一点亏。失之毫厘，就一定谬之千里吗？文学似乎摆脱不了这种宿命。就像盛大的灌木和孤立的乔木，价值并非由景观决定。功夫在诗外，不仅是指底 蕴，也是指叙述对象。

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有点像段子高手的际会。诡异的社会现象，狡黠的生存智慧，浑厚的生命经验，自有文学的价值在里面。但读者须使自己成为段子高手，才能充分领略作品的魅力。这恐怕也是中国作品在海外传播不畅的原因。“老外”扮演段子高手的难度较大，兴趣却不大。这个叙述对象的设置，缺少一点“普世性”。

然而，菲兹杰拉德和奈保尔设置的叙述对象，就具有普世性吗？起码《夜色温柔》和《米格尔街》，是写给少数人的。严格地讲，是写给专家中的诗人和诗人中的专家的。这与传播不畅的中国作品有什么不同呢？文学的审美标准，很难绝对地论高下。但是把作者设置的叙述对象拿出来对比，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在专家的眼里，两类作品可能是等值的。尤其是社会背景和文本渊源，分析起来都可以极尽铺陈。但是对读者来说，前者的美学提升功能更强，后者的娱乐启迪功能更强。如果仍不便论高下，不妨从更加私人的、教育和庇护的角度看，你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哪种叙述对象呢？结论好像就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