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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约我回忆《读书》杂志，当然可以让我满足自己的发表欲，但更重要的是，觉得应当趁这个机会把编杂志的真实情况说说。我在这杂志年头不少，不过所干的活，充其量是一个“管家”。我们（我和几位长期坚持的同事）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为了写这回忆，把这意思同老同事吴彬、赵丽雅她们商量，大家都赞同这看法，因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的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的办了恁多年－－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共识。 下面是一些回忆片段，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写的。 一、思想评论杂志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实际筹划工作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1978年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20世纪80年代人们熟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11月召开。想象得出，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的活跃盛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杂志，我无法言其详，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想重新办起一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我后来在《陈原出版文集》中读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由史枚主编，1947年春史枚调香港，由我接办，编委会有周建人、杜国痒（守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五人，我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一直出到1948年冬，因政治环境恶化而停刊。回头一望，这个杂志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刊物《民主》《消息》《文萃》相继被迫停刊，这个小刊物对国统区广大读者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第464页） 很明显，后来确定的《读书》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所来有自。我当时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分量，无非是执行而已。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这一下，我才怵然有觉，知道自己干什么。 回头看看创刊时的组织安排，应当也是大手笔所为。《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一名义而已）。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很大一批集合在一起了。 等到我不时因为自己没把“思想评论”搞好而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嘛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咱们不如专门去做些书刊评介得了。在老前辈们的主持下，总算没让我退缩。现在来看，前人们为我们创办、设计、坚持了这么一个“思想评论”杂志，它的意义和价值，实在不下于我们后来盖造的那座大楼。我敢说，三联书店后来在我主持下，费尽牛劲盖个把大楼也许还算勉强做到了，可是就我个人说，怎么也不会有这魄力和能耐去办出一个“思想评论杂志”来。  二、“CC俱乐部”（一） 《读书》的老前辈，列出名单有一大批，细说太繁。这里先说两位“帅上之帅”－－陈翰伯和陈原。 “文化大革命”中，两位都是出版界“黑帮”头头，屡被戴高帽子游斗。特别在反“复辟回潮”时，被认为是出版业“复辟”主将，革命小将们于是将这“二陈”命名为“CC俱乐部”。应当说小将们看得很准，因为其后，虽然形势丕变，但凡论及改革开放早期出版界种种兴革，都离不开这“二陈”大名，尤其是提到《读书》和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至少就我在《读书》的经历言，将此C与彼C合称，信其不诬也。 陈翰伯同我说事，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点头你就做，我摇头你甭干。但这不是说他没民主作风。《读书》1981年4月号上那篇《两周年告读者》是他亲自执笔的。此老当时已贵为全国出版行业的最高行政主管，但还是20世纪40年代办报的那种亲力亲为作风，亲自为报刊写社论。他为写此文，找我谈了不止一次，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后来写出初稿，再让我提意见，我当时为创刊号上那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觉得压力太大，请他关注。他要我仔仔细细地说了情况，于是在文章中加了一大段态度鲜明的支持这篇文章的话。此后十多年，我不时诵习此文，深深觉得自己同前辈相比差距太大，十几年里，我为《读书》执笔的代表编辑部说话的文字可谓多矣，可哪一篇有过如此鲜明的态度！ 陈翰伯老人同我讲的另一番话，也是我永远牢记的。 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老看。他看后找我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我以前多次听此老发过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机关刊物的宏论，说实话，听后并没有太注意。这次此老一发挥，听了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业务观念。到《读书》前，我已有近三十年的编辑出版工龄，可算是老于“编辑”此道了。但是可怜见的，到了这时，我懂得编辑对读者的正确态度应当如何。《读书》以后的许多做法，都是在陈翰老这番谈话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三、“CC俱乐部”（二） 另一个“C”即陈原先生，此公同我较熟。1954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当校对，忽被奉派到总编室给总编辑们当秘书。当时陈原先生是领导成员之一，我就坐在他对面。如是者三几年，日日受他熏陶。可以说，这几年是我一生的出版学徒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段，我称它为我的“研究生阶段”。照这说法，陈先生当然是我“研究生导师”了。 现在陈原先生主持《读书》，他的种种主张，我听了下来，许多并不陌生。原来1957年以前，他们这些解放后中国出版界第一代元老，思想开明的，天天所议论的振兴出版的做法，大多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开放唯心主义”“重印解放前学术旧著”“研究日本明治时期的翻译经验”“拿来主义”等等，谈及的作家主要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澡等等。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等于白天黑夜都在给我上新课。可惜的是，到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过了二十多年，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读书》的资源应当说是几十年前就已准备了的，所以一创办，就能办出名声来。 陈原先生在《读书》提出种种纲领、主张，最后还要审定重要稿件。他为人温和，不如翰伯先生的峻急，但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妥协。记得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写了感时的旧诗在《读书》发表。某日我们忽然收到署名“某某办公室”的来信，并附一文，批评说这些诗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这文章发不发？《读书》众帅反复讨论，最后，陈原老一句名言，获得大家首肯：“《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此文经各人反复阅读，认为不是争鸣，而是“棍子”，乃退。 《读书》的性格，经过这件大事，我们这些后辈又更加清楚一些。 说到这里，还需要特别提一下作为老共产党员的这两位CC的一个教导，这更是对我整个编辑生涯产生重大作用的。大家知道，办刊物时常要受命“回顾”或“检讨”。我在《读书》，一个任务就是专门应付这种“回顾”。其时当然紧张万分，乃至惊慌失措，上海人的坏脾气“投五投六”至此毕露无遗。这时两位老人总是劝我定下心来好好学习新近的党的十几大文选，以及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文章。他们的想法很干脆：任何临时举措都是这些文件管着的。你学后觉得自己所做大关节不错，没有违背以上文件的大精神，便不必慌乱。若不是两老常让我吃这种“定心丸”，我那时不知会走到什么错路上去，到了今天七十岁就不能这么悠闲地回忆往事了。  四、“哪壶不开提哪壶” 《读书》创办初期，事情也真好做。我们觉得哪里有文章可写，组织几个朋友写文章“冲”一下，似乎就能赢得一大批读者。那时的“社会效益”，至少在我个人理解，指的就是“冲决罗网”。当然也有界限，比如顾准的文章，尽管极为欣赏，当时只发表了一些（应当说顾文是《读书》杂志首先在国内发表的），但有的就不敢发。 如是冲法，不久就有报应。社会上一桩桩大事出来，要传媒检讨过去。我是奉命代表杂志从上面对话的。我自小当过秘书，同上面对话这套活路还擅长，总之是不抗命就是。多半是运气使然，居然每次检讨还都过得去。 但做事不能只靠运气。以后咋办？去请教管事的朋友，一位官场上的老朋友点拨我说：你们的问题很清楚，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回来细想，这话对极了，我们原来的思路，多半是看哪里有事儿会热，或已经在热，赶紧去凑把火。我们又不是新闻杂志（那时说实话也没那么多的新闻杂志），干这干吗？ 打这以后，决心避开热点。首先要有信心，究竟当前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路数尽多，何必拘于一点二点。许多问题看来很冷，你可以去把它们烧热，热到了大家都来关注的时候，赶紧抽身。 说这些，似乎在张扬自己的乖巧机智，其实，归根结底说来，即使乖巧，究竟并不是行事的基本。《读书》编辑部内，更不用说编辑部外，有不少耿直的朋友，他们在十几二十年里为《读书》做了贡献而最后却做了“焦大”。往往是这些“焦大”们为我辈乖巧者铺了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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