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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 沈昌文先生的几篇“阁楼人语”

2021-01-11  新华书店...

1980年,沈昌文先生被任命为《读书》杂志负责人,后出任《读书》主编,直至退休。董理《读书》期间,他先后撰有大量“编后絮语”“编辑室日志”,是每一期编务的心得与思考,是与读者亲切交流的重要窗口,很多读者拿到新一期杂志,会习惯性地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看“老朋友”这回说了什么。后来这些文字,都拟定标题,以《阁楼人语》为题结集成书。我们今天遴选四篇,希望在只鳞片爪中体现沈先生主编《读书》时的思路与方法。

关于沈昌文先生对《读书》的重要贡献与长远影响,以及对我们持续而热情的关注,今天都已无需赘言。《读书》同仁为不能再看到他背着双肩包时常出现在三联的身影,不能再凑到他耳边大声地叫出“沈公”,而感到深深的不舍。

祈愿,沈公的守望,永驻阁楼!

沈昌文(1931-2021)

旧学新知


金克木先生在《读书》发表的文章是大家爱读的。最近,金先生将近年来主要在《读书》发表的文章编集成册,取名《旧学新知集》。

“旧学新知”,这个名字取得好,它不仅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字的特色,而且也证明了《读书》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很想借它来谈谈《读书》编辑部的一些想法。

《读书》多年来是努力传播海外新知的,不管这些“舶来品”在国内忽而贬值,忽而升格,我们初衷不变。原因无他,只因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

但是“新知”不只是存在于海外,海外的也不只是介绍进来、大家知道一下就算了事。就像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知”必须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一样,任何称得上是“新知”的东西都要从中国的立场来考察,同中国的事物相结合。“旧学新知”,体现了这种结合的愿望。《读书》杂志愿意积极绍介各种新知,今后当然不会放弃努力,然而在这同时,它更愿意组织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

80年代的书市上,读者踊跃,时任总经理沈昌文高兴坏了


我们高兴的是,主张“旧学新知”的学者在多起来。《读书》上几乎经常有在这方面努力的新人出现。尽管在有的问题上持论不一,然而不管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看法如何不同,只要是融新知于旧学,化旧学为新知,百川归海,都会有益于中华学术!

《读书》愿能为这一“旧学新知”大军忠诚服务!

(原载《读书》1986年第5期)

百期感言

一九七九年四月份创刊的《读书》,到这一期,正好满一百期。

百岁是高寿,“百月”无非是上小学的年龄,值不得大事张扬。原本也想借这由头,搞个纪念会之类,热闹一番。但是想到《读书》的种种不足之处,不免自惭形秽,鼓不起这个勇气。加以今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竟然“阮囊羞涩”。亏本办杂志已属“豪举”,要化额外的费用就更说不过去了。

丁聪作于1987年的《〈读书〉百月生日气象记录》漫画


但是八年多以来,无数读者、作者的盛情可感。为了表示一点心意,编辑部同仁以其余力,邀约与《读书》有关的文人学士,撰写一批学术论文,编集出版。经几个月筹备,现在已基本齐稿,不久问世。它不是一本富丽堂皇的纪念册,印刷、装帧尽量不使过于简陋,但也绝对金碧辉煌不了。出这么一本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也难说清。最多无非是:使《读书》杂志多留一些痕迹在世界上——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吧!

这倒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的是一本学术论文集——因为学术文章生命力较为久长,于是杂志以文传,使得《读书》也能多为一些人所记得。例如,我们很多人都记得浦江清先生的力作《花蕊夫人宫词考》,由此也就想起来它的独特的出处和出版情况,等等。

办刊物同其他事情一样,到了时常想到要为人们记得的时候,那么,这个事业总是已经有点使人不记得了。我们当警惕这一点。《读书》曾经以其锐气和活力开其始,当今“百月”之际,我们仍在总结经验得失,希望它今后仍然是一个小型的、简朴的、无足轻重的但是使人不易立即忘却的刊物!

(原载《读书》1987年第7期)

后饮酌·后学术·后刊物

读前辈文人日记,每有某人招饮于某处的记载。其后知道,某些重大的文化规划往往产生在此类饮酌之际。五十年代初,犹见杂志的老编于发稿之余,与同事们小酌一番,席间谈笑风生,感情融洽,新进者当时之受益,直可与费老年轻时听马凌诺夫斯基喷烟斗、发高论相比拟。一场三反、五反,结束了此种情境。连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编,也亲见他们作了痛切的检讨。整个六十年代里,只有在初期,以胡愈老地位之尊,还能为《知识丛书》的编辑工作邀宴一番。而这事到了“文革”,则又成为“罪行”一桩。现在回顾,五十年代一代某些编辑之不够长进,也许同此后几十年里交往稀少有关。


如今,又经一度沧桑。饮酌之快,早不在话下。问题倒在,有时饮酌本身成为了目的,这又不免有违初衷。文人、编辑之小饮小酌,所重者应在“后饮酌”,而不在饮酌自身。“后饮酌”者,事后对席间传来信息之思考、整理、领会。更所要者,是席后的催稿、“逼债”。非如此,哪里办得成一个刊物?

高朋满座的《读书》服务日,沈昌文(右侧站立者)往往担当起端茶倒水的“跑腿”工作


京中有些健谈的学人,或为本刊的同饮好友。有一位哲学家,席间曾指点本刊的方针说:你们搞学术,最好搞“后学术”。学者们为了学术,收资料、写文章,所出成果为“现学术”,它适合学报,而不适合《读书》。其后再有消化,融以学术以外的种种感受,表以学术文章以外的适当形式,方为“后学术”。《读书》文章之可读者,往往为“后学术”。这一“后学术”的主张,实为本刊同仁近期“后饮酌”之重大收获。《读书》要谈学术而非学术刊物,说来实在别扭。过去曾有“不是学术的学术”一说。现在由研究“后现代”的专门家提出“后学术”一词,真是一大发明,值得为此浮一大白!

“后学术”大多产生于“后饮酌”,编成者则为一“后刊物”,即不合时尚之刊物。“后现代”废弃时尚,《读书》虽有一定方针,但不欲处处“随时俱进”。从这一点说,途径约略相似。三个“后”生拉硬扯地汇合在一起,吾人于《读书》之宗旨及运作,或可稍稍有会于心焉!

然则,“后饮酌”可理解为“混吃混喝”;“后学术”不免被讥为“学术性”不足;至于“后刊物”,虽然“后”字不甚雅驯,但是并非自甘落后,也就算了。

(原载《读书》1994年第4期)
 

文化阁楼


有高明之士倡导“文化空间”说,初听之下,吓一大跳。“空间”何指?一块广袤无垠的空地?一个人山人海的广场?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文化空间”,要那么大吗?能得到吗?

后来知道,“空间”者,space之谓也。Space这词连我辈不晓英语者也认识。过去铅字排印的时代,铅字间加的空铅,即称space,上海的排字工友直呼之为“司配斯”。最小的“司配斯”,是一个老五号字的八分之一,小到可以落地无声。知识分子所需的“文化空间”,以中国来比例,大概不会比这多。这么一想,倒也放心了。

更有一说,这“司配斯”所安置的地方,不在中心,而在“边缘”。“边缘”说近年很听人说起过,考究一下,方知是英文margin之中译。这词对我辈编书匠又是一个熟面孔。一本书的天地空白,就是这词,从做出版学徒之日起,就已相识。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2003年初版(来源: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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