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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东方徐小柠的基地时，郑勇健带着一本他刚编写好的书稿过来了。书名叫《火龙果系统栽培管理学》，写得确实很系统，从生物学基础、建园模式、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一直到我这趟重点关注的燕窝果的品种分析。整书674页，铜版纸印刷，厚重得徐小柠一只手拿不起这本书。他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已经待了不少时间，但很少交流，留给我的印象是在广西搞柑橘技术的年轻人，没想到是在海南做火龙果。现在的身份是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我是2018年过来的。”郑勇健自我介绍道：“2009年我从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现海南大学）毕业后回到广西，一直在农业企业做技术工作。加你微信的时候我是在广西做'沃柑’，把地整好了，结果老板没钱投资了，刚好水果岛联系上我，我就到这边了。”
“你先后待了几个农业企业？”我好奇地问道。按照我们那时候农大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一般都是农技推广部门，或者转为行政，很少有去农业企业的。在我的家乡，压根没有几家会招大学生的农业企业。“5家。”郑勇健罗列了他工作过的几家企业，第一份工作还是做有机农业的中外合资企业。“现在存活下来的还有几家？”我问了一个很悲伤的问题。郑勇健苦笑一下，应道：“连现在这家只剩两家了。”这个答案比我预估的还惨淡，可见种植企业的风险有多大。“你怎么看这个行业？”我想了解他这十余年的从业感悟。从香蕉转型到沃柑的广西南宁万锦农业董事长高卫国（左）
“农业还是……”郑勇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的提问，沉思片刻，接着说：“得不断找新品才能生存下去。比如说原来种香蕉的那些老板，如果不去东南亚换新的种植区域，就要换种柑橘或火龙果，他才能够活下来。”我想起在广西接触过几位种“沃柑”的大佬，他们原来都是种香蕉起家的，资本的涌入和枯萎病的爆发让曾经效益很好的香蕉产业陷入困境，2015—2017年连续三年的亏损几乎掏空了所有香蕉红利期的资金积累，并引发了新一轮的“沃柑”和“火龙果”种植浪潮。“相对于其他水果产业，你觉得火龙果产业有什么特征？”我问道。“两大特征，一是前期投资成本高，二是每个月都有产出。”郑勇健先介绍了火龙果的投资成本：“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是按一亩地投资5万元的建园成本进行预算的，其中地租1000元、架构5000元、种苗1万元（2000株×5元/株）、人工（从整地到种植）4000~5000元、有机肥和树皮5000元（4~5吨有机肥+20方树皮），再加上灌溉系统、补光系统和库房等设备的分摊。”
“抛开前期投资不算，也要1.8~2元。但火龙果在海南可以做到一年出15批果，每个月都有果，不像别的水果只有一批果，所以它的日常管理资金能滚动投入。这是火龙果产业的第二个特征。”郑勇健到海南的那一年，正是海南火龙果进入狂热期的一年，大量资本气势汹汹地“杀”入这个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产业。短短几年，海南的火龙果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17万亩，占全国火龙果总面积的18.9%，仅次于广西。“很多人是盲目进来的，就像当年的香蕉产业一样，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市场一不行大家就完蛋。相对来说，火龙果有资本门槛，你必须有钱才能进入这个行业，当时我们选火龙果也是看中它这一点，但现在发现资本也保护不了我们，因为有钱人太多了，而且是一个比一个有钱……”
“马上要进入洗牌阶段了。”短短两三天的走访，我已经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任何行业都扛不住资本的“蜂拥而至”。“其实在去年就开始洗牌了，去年疫情一影响，很多已经拿了地的人就不敢动了。”郑勇健说。“你觉得洗牌后，火龙果还有投资价值吗？”我再问道。郑勇健笑了笑，很诡秘地提到了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海南农业投资的一大特征——“洗钱”，我的理解是“别有用心”，郑勇健的解读是“纯粹做农业的没多少家”，这是他对比广西农业最大的不同。
而相对于广西的火龙果产业，海南的优势在于3—5月的灯光果。“这三个月，整个中国都没有火龙果。”郑勇健说。“跟其他水果相比，火龙果是不是更容易做到标准化？”我为资本的“蜂拥而至”寻找理由。农业之所以还是“蓝海”，是因为它很难像工业一样做到标准化，但这两天屡次看到徐小柠在清点枝条来判断产量，再联想到这种排式的种植模式，我有理由为资本的“盲目”找到理性的成分。
“原来火龙果是没有人去做标准化的体系，这几年像小柠这样的年轻人进来后，大家慢慢地就把这个标准化生产体系理出来了。但是理出来之后有个矛盾，就是我把这套技术体系放在公司里，还是推广到整个行业中？”郑勇健指着这本尚未正式出版的书稿说道。在这本书稿中，有一套非常详尽的海南火龙果规划方案和生产流程，而且图文并茂，面面俱到。在我看来，阅读者似乎只需照猫画虎，基本上也能做到八九不离十的水准。郑勇健摇了摇头，接着说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板的素质很高，但下面的管理人员素质普遍很低，基本上都是在老家务农、可能初中都没毕业的亲戚过来负责管理。由于存在沟通上的障碍，所以在实施方案落地执行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水果岛有5000亩的火龙果园，采用的管理模式是套用香蕉的承包制。一对承包户管20~30亩，每个月7000~8000元的工资，再加产量提成（6两以上商品果，正季0.10元/斤，反季0.15~0.20元/斤）；承包户的上级是队长和场长，一个场长分管1000亩，一个队长分管200~300亩；场长的上级就是包括郑勇健及其老板在内的决策层。“在你看来，你公司最后落地的执行率能达到多少？”这正是我在2020年重点关注的大基地管理问题。“也就50%。”郑勇健应道：“我们现在最痛苦的就是这个问题。到我们公司这种规模，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管理。”
“老板加钱。像诺普信这样的上市公司进来之后，就把这个行业的人员成本抬高了，我们就痛苦了。”郑勇健说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在激烈的竞争背景下，老板们也开始重视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并加大了果园的投入。重视土壤改良和高端水溶肥的应用，以提高果实产量和品质；增添冷链系统，以延长销售期。但这又进一步地增加了生产成本。第二天，我们赶到水果岛位于东方市三家镇岭村的火龙果基地时，这一批花刚好开净。承包户推着独轮车，往地里搬运树皮，覆盖在树盘上，等待着新一季的收获。堆积如山的有机物料、四通八达的水泥路面、规范有序的种植模式、钢结构的支架系统以及新添置的喷雾降温系统，无不彰显着资本的实力和能力。
漫步间，我忽然问郑勇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搞个园子？”“这种想法还是有的，由自己来操盘。”郑勇健实事求是地说。“你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我问这个问题的本意其实是看这个行业还有没有空间，于是紧接着问具体方法：“你会怎么干呢？”“我会选个小品类，不做大品类，做大品类我肯定干不过他们。”郑勇健笑着说：“可能会选择燕窝果。对别人来说，燕窝果会存在技术壁垒，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另外，我们定位的消费群体也会更高端一点，也能够通过这些年积累的人脉资源去找对应的市场。”
“100~300亩。”郑勇健说：“规模太大，人员管理没法做到可控。”【相关阅读】 20余年农业人的忠告：只要不贪心，做农业一定能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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