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多年以前的西宁三中

西岸晴川阁 202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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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多年以前的西宁三中

西岸/文

国家公派国际汉语教师（高级），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学术论文22篇发表于国内核心学术期刊。评论、札记、科普文章、散文、新闻稿约24篇，发表于国内外报刊、文学期刊。发表新浪博客文118篇，约12万字。出版发行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乌兰巴托并不遥远》等。

作者在三中校门口留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那场“大革命”最初的喧嚣渐趋低落时，位于西宁东南角城垣之外“山陕台”高地上面的西宁三中，在一片绿荫和一弯渠水的掩映下，进入了它诞生后的第二个十年。

这所学校创建于1956年，是一所很低调，很朴素，也很有活力的初级普通中学。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设立了高中，成为完全的普通中学。

我说西宁三中很低调、很朴素、很有活力，是有根据的：

首先，西宁三中初创时的建造进程，在当时堪称神速。1956年初夏开工，到当年9月首届学生入学，短短4个月的紧张施工，就建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中等学校。可以说，这所崭新的学校忽然间就在西宁的“山陕台”高地矗立起来了。崭新的校园里，出现了当时堪称巍峨的一座教学楼、一座办公楼。两座楼房都是二层砖木结构，容纳了8个教室，4个教研室（语文、数学、史地、体音美）及校长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医务室、会议室等。另外，还建有土木结构的平房四座：男、女学生宿舍各一座，学生伙房、教职工食堂各一座。

1956年9月，西宁三中如期开学，迎来了第一届学生。随后的两年中，学校继续建设，1957年，又增建了一幢二层教学楼，包含8个教室、一幢二层综合楼，一楼为图书室、音乐教室及教师宿舍，二楼为学生宿舍。1958年，又修建了一座800平方米的土木结构礼堂、288平方米的教师宿舍及6个平房教室。

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敦厚平实，厚重的木制门窗、楼梯、地板，雍容华贵。校园北部还有一个400米跑道的标准体育场（足球场）。在当时的西宁，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速度并不多见。而它的建设过程，是埋头苦干不张扬的过程，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低调。

其次，它的学生，除了主要来自西宁城东、城中区各普通小学之外，还有许多孩子来自互助县的高寨乡、哈拉直沟乡、红崖子沟乡和湟中县的小峡乡（今属海东市）、双寨乡、多巴乡的农村小学。这些来自西宁城区和周边农村的小学毕业生，基本都是居民、工人、农民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干部（公务员）子弟和事业单位职工子弟都很少。这些五十年代的初中生，个个都质朴无华，朴素得就像种在地里的向日葵。

说到西宁三中的低调和朴素，我想，在其次之后，就应当提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件事：

1956年9月1日，西宁三中正式成立，迎进了第一届学生，他们是来自上面已经说过的各地小学的包括汉、回、藏、土等几个民族的384名初一新生。

1957年9月1日，第二届441名初一新生入学。

1958年9月1日，第三届392名初一新生入学。

至此，初中三个年级已经齐备完整了。但是到1958年年底，全校学生人数并非三年来入学人数的总和，而是只有715名。这是由于开办三年来，初二、初三两个年级的学生每学期都有辍学流失，这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和学生的家庭遭遇各种变故有关，此处就不展开说明了。

50年代末期，政治运动频仍激烈。有数量不少的各式人物被迁往青海。不知道为什么，也还从内陆还迁来成批的中学生。1958年年底，一所完整的中学从上海迁到西宁来了。为了给这所“飞来学校”腾地方，西宁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让出自己的校址。三中的700多名学生和部分老师，被“一分为二”，分别“下放”，迁往西宁城东区十里铺村和湟中县总寨村。学校把图书、仪器也“一分为二”让分别去往两处的师生各自带走。其余的不动产及设备，当然都留在原址。

向物理老师请教

朴素、低调的老西宁三中的师生，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舍小家，为大家”不声不响，告别崭新美丽的校园，打起背包就出发，到偏远的农村去读书了。

今天的年轻人和学生们，对这种事情恐怕是闻所未闻。这事件要是发生在今天，就很难想象，学生们特别是他们的家长们就可能会沸反盈天，要个“说法”的。但在那个年代，一切均属平常。

后来，到1959年3月，十里铺学校的师生迁回了“山陕台”老校园，而总寨学校的师生，就永远留在了湟中县。

多年以前的西宁三中，就是这样的一所很朴素有活力的学校，低调，默默无闻，而其实力，又不容小觑。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1972年9月到1977年年底这段时间，我是西宁三中的一名教师。此前，经过上山下乡的煎熬，荒废掉近三年的青春时光，我们用各种匪夷所思的办法，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城市。再蹉跎一年半载，我居然就成了三中的“人民教师”。从西宁三中开始了我一辈子39年的国内外教师生涯（包括4年学习）。

当年的西宁，三中的名气不是很大，可是三中的校园环境好，还是有口皆碑的。从湟水河西川段引来的“解放渠”蜿蜒流过南山佛寺和南门体育场，从学校的西大门（正门）旁边流进学校。水量很充沛的解放渠，汩汩流淌，它的左右侧畔是一棵接一棵的参天大树，浓郁的树荫掩映着红色的教学楼、旧礼堂的舞台遗址、遗址上改建的篮球场。水渠上架着不知道哪个年代建造的木桥。水渠在校园东南角通过涵洞流向学校东面广阔的田园——那是“新民大队”的农田菜地。

渠道边安置了长长一溜黑板报，常常会有鸟雀从垂柳上飞来落脚，啁啾声不绝于耳。

忘不了南京来的孙俊老师说过：“我上街走一圈儿，两小时必须回校，因为无论从南大街还是花园南街走上来，一定是口干舌燥，喉咙疼，空气太干燥了！只有进到我们学校，一下子就会感觉到很湿润，才凉爽、惬意啦”。

西宁三中校园西北部，还有一片果园。逐渐地被改造为教职工家属院了。校园中还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

那时候的西宁三中，和所有中学一样，历经重创，处于沉重的病魇中。虽然早已“复课闹革命”了，某大人物也已经复出，正在试图“力挽狂澜”。但“革命大批判”还在进行中，学校虽然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基本正常上课，但没有高考，大学是推荐“工农兵”上的，与中学生无关。孩子们随时会“学工学农学军”、“走出去请进来”，不得消停。

1973年秋天，我被赋予重任，担当初二（6）班（72级）班主任。这个班的一群孩子，是我作过班主任的四届学生中的第一批。我和他们一起度过的四个学期，也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最美好的阶段之一。

那时候，学校建筑的日常维护基本为零，记得校长在巡查中见到哪个班教室的玻璃破了，就要求班主任筹钱买玻璃换新。班主任无奈，只能从学生们凑集的班费里挤一点钱，或者也可能号召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甚至不管到什么地方“寻找”几片。每次大扫除，全体学生必须从家里带来扫帚抹布桶盆等等工具。

教室经年失修，白色墙面早已暗淡无光，我就动员全体同学，我们自己粉刷教室墙壁。孩子们积极得很，带来各种工具，都跃跃欲试。生石灰加水后在水桶里沸腾，再加入蓝色颜料，细心调配，终成淡蓝色的涂料。从来没有干过这活儿的十三、四岁的娃娃们愉快地学习和实践，终于把宁静恬淡的天蓝色涂料刷上墙。教室焕然一新，孩子们的内心，一定感受了当时罕有的审美体验。

西宁三中的学生纯朴，诚实，爱劳动。每天清晨都会看到许多很早到校，为大家服务的学生。其中有些学生天天早到校、晚回家，做好事。为学校、为班集体、为同学们服务，已经成为这些学生的习惯，成为他们常规生活的一部分。

夏天早晨，沐浴在朝阳中的校园里，到处亮晶晶的水花飞扬四溅，那是在清扫干净的土地上洒水。冬天早晨，寒冷又黑暗，各个教室的取暖火炉，却早已火苗窜动，教室暖融融的了。

几乎每个班都会有几个学生，习惯了天天到校升火，班里不用再另外安排值日生，更不用老师操心。他们满头、满身的煤灰，忙碌地从楼下搬上来煤砖，又从楼上送下去炉灰。憨厚地笑着，乐此不疲。

那时候，西宁三中还有一座“校办工厂”，学生们经常到那里参加炼铁翻砂的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有一位毕业后留在校办工厂做车工的年轻女子，在工作中，头发被卷进车床，车刀绞入腹部，当场死去，悲惨不可言状。

后来学校又在西宁北郊廿十里铺公社的花园台生产大队建立了西宁三中的“校办农场”，各年级的学生经常去住在那里劳动，平整土地，修建道路。记得还没有得到任何收获，校办农场就偃旗息鼓，悄然收场了。

由于必须“学工学农学军”，经常外出劳动几乎成了常态。我们整个班级，曾经集体到西宁北川的孙家寨一带的农村里常住“学农”。这些十四、五岁，处于快速发育成长中的孩子，本来应该汲取、学习现代文化和科学，感受、体验进步和文明的美好生活。而这种“学农”则是相反，让他们走近蒙昧、落后，面对贫困、粗粝的生活。孩子们住在农户家，基本的吃饭住宿，都有一些问题。至于认识世界和增长见识，根本谈不上。有的同学在几十年后还能想起来住在家成员的形象，也只是出于同情、怜悯、感恩的人之常情。

我们初二（6）班还曾经到位于西宁小桥大街的一家“机电修造厂”去“学工”。工厂方面照例给孩子们分配了没有什么知识含量，只要重复机械动作的操作活儿。在冲压机上干活儿时，我班女同学祁小妹的手指被打断！当时我吓坏了，赶紧带她到医务室、再去了小桥医院，做了基本处理，之后陪这女孩子回家。我郑重其事地向她的家长赔礼道歉，祁小妹的父亲，一位诚挚厚道的中年人，连声说没事没事，只对“老师的关心”一遍一遍表示感谢。

还有一些可笑的“社会调查”，“思想教育”活动，例如带着一群小孩子，夜间踏进农户，访贫问苦。对于这类可以装出门面的活动，上面一直督催要有“成果”拿出来的。我只好现场给孩子们做指导，把发言人凌乱无头绪的话，大致捋顺为“一、二、三点”，让大家记一记交差算了。

那时候，政运频繁，批X批孔，阶级斗争……但也始终有恢复“文教战线”原有秩序，加强文化课教学的呼声。十几年后，我在大学里作为督导员听课，看到电子系的学生们在课程名目很高深很吓人的课堂上，这些经过严酷应试教育考上来的大学生，被老师一遍一遍地指导怎样读指针式的万用表。才知道，即使在当年那种不堪的情势下，西宁三中的教学还是比较扎实的，至少，在西宁三中里学过物理的学生，不会连万用表都不认识。

也许因为当时没有高考，没有应试教育，而对于那些无聊的政治运动，师生都不大理睬。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谈政治，不谈革命形势。师生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腻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交流互动，嬉戏玩耍。这使得我们反而获得了某种宽松的教学环境。

当年的语文教研室里，几位老师还会偶尔研究一下语文教学。我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布置、认真查阅处理学生的作业。记得那时的语文课上有一篇歌颂“中阿友谊”的教材，我把这篇课文读一读，讲一讲字词，就把它暂时搁置，以它为契子，开讲阿尔巴尼亚、欧洲和巴尔干半岛。孩子们喜欢听这些，我的课受欢迎。

去年（2020年），在这个班的同学六十花甲集体生日聚会上，年逾六旬的张康宁同学说，他至今记得我教《卖炭翁》时情景，当场背诵朗读了全文。

初中毕业四十五年后，当年担任过初二（6）班班长，后来大学毕业后从事地质工作，担任过知识产权局局长，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吴蝉同学，写了一篇深情而优美的散文，其中一段往事的描述，引得我眼眶发酸：

大约也是初二年级下学期，记得是在解放渠边二楼的教室里，在一个下午放学的课余时间，教室里已没有几个人，班主任刘老师不知是什么由头，对着墙上贴的世界地图说起了日期变更线、地理等课堂上没学而又能引起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记得就青藏高原为什么太阳辐射这么强烈，同学们无一不回答是因为离太阳更近，老师说：“相对地球离太阳的距离，青藏高原这点高度已微乎其微，而主要是因为青藏高原大气层稀薄造成的。”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那时也会难倒一大批人。这次偶然的课外活动，可能大家都不会想起来了，但对我影响深刻，甚至激发了我玩遍祖国山山水水的兴趣。后来我大学第一志愿报考了地质专业并至今喜欢从事野外地质工作，不能说与这次课外活动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几个工作热情的班主任，还常讨论一下发生在学生中的不愉快事情的原委，而不是动辄就很简单粗暴地批评处罚学生。

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学习了教育学的有关理论，饶有兴致地细读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感受遥远国度里的马卡连柯在和我们差不多苦难和艰辛中产生、积累的无穷教育智慧和他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敬业精神、独特匠心。

那时，我全副身心地投入教学和教育工作。虽然没有中考、高考，没有很多的家庭作业，也基本没有学生成绩排名，而工作压力一点也不轻，我们自己实际上是有一套考核系统的。

例如，体育运动水平，就是标准之一。引导学生们热衷于体育运动是重要的工作。学校几乎不能提供器材，孩子们就自发凑钱买足球、篮球，班长很负责任地制定了一套管理这些器材的管理制度，天天操心，免得丢失。我班的一群足球队员，一下课就奔跑在大操场踢球。篮球、排球也是孩子们的最爱。

每年夏秋季的学校田径运动会,是全班同学的盛大节日。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有的孩子因为我们班的运动员的落后而哭泣落泪。活泼健美的女孩子张世琴、张晓青、马正清、蒙玉兰，都是运动的健将。至今，张世琴同学在广东省，组织起了很有规模的“老年人体操队”，以阳刚劲健风格著称，获得多次奖励，在广东省颇具影响。

为了促进学生们体育锻炼常规化，我设计了一项受孩子们欢迎的活动：“西宁——北京象征长跑”，所谓“象征”，就是在学校操场上，跑够从西宁跑到北京的里程。班长李恒进和好多热心分子（我是督促每个学生都要跑的），每天都非常认真地跑、认真地记载历程，计入小黑板上的统计表格。他们常常宣布自己跑到了哪一片地方，哪一座城市，有的学生跑了好几趟北京呢。

那个年代，办黑板报是一件挺重要的工作。校园里，沿着渠道边有长长一溜黑板报，这块园地还造就了后来诸如“青海社会科学”之类重要学术刊物的编辑，此不赘。我班张晓青同学的仿宋字写得规规矩矩，很漂亮，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就交给她作主编加记者加美工了。这个小女孩文静、清洁、待人亲，她总是有办法把黑板报搞得有品、耐看，引人注目。她的这一手技术活儿，后来在她供职的医院里，和她的“主管护师”专业技术一样受人器重和尊敬。

记得我们排练自编小话剧的时候，正为找不到一个小推车作道具，而一筹莫展。家住在“山陕台”的孙宝清同学，回家想办法，把他爸爸的汽车一场车间里的一个很漂亮的小推车径直推过来了，给了大家一个大惊喜。

北山山路

1975年春季学期，是初三（6）班的初中最后一学期。在一个星期天，我和孩子们一起登上西宁北禅山野游。孩子们一个跟着一个，背着长长的拔河绳，拔河绳串联起长长的队伍，在蜿蜒的山路上攀登。到了山顶，孩子们高兴疯了，绕着“宁寿塔”撒欢，有人要望后面的大墩岭冲锋，被我坚决拦下。在北山顶上我们举行了群情激奋的拔河比赛，然后各小组搭起简单的帐篷，摆开家里带来的锅碗瓢勺，竟然有模有样地野炊，做出各式的午饭（主要是揪面片儿）吃了。欢声笑语响彻高高的北禅山。

回程下山，在山脚，我继续用120相机拍照。那时，西方的落日余晖，照耀孩子们年轻稚嫩的面庞，那种美，令我非常感动，永生铭记，难以磨灭。

毕业合影

1975年夏秋之际，初三（6）班的孩子们初中毕业了，我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后来，学校又派我到北川二十里铺公社荒芜的西山坡上（今天的青海大学校区一带），开办“西宁三中校办农场”。那时候，我心里想过：我的这一段教师经历，怎么有点像三十年代苏联的马卡连柯老师呢？

在1976年的金秋时节，国家终于迎来了巨变，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我曾经的几名学生李恒进、吴蝉、张晓青、祁炜红，这时候变成了同学，我们一同走进恢复高考的首届考场，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初三（6）班的班长李恒进，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男同学。这孩子品行端正、基本素质过硬就不说了，他特别具有亲和力，和每一个同学，不仅仅是好朋友，全班同学更是他的兄弟姐妹。77年的首届高考，李恒进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几年后又从海外学成归来，成为北京301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皮肤科医生协会会长。李恒进几乎每年都要带着他的博士生来青海，和青海同行们研讨观摩医学学术之余，一定要奔驰到高原腹地旅游考察，他写了许多青海游记和考察报告，对保护大美青海的自然和生态环境，耿耿于怀，不遗余力。

多年以前的西宁三中，现在已经了无痕迹，原来的400米大操场，如今白天车水马龙，入夜灯红酒绿，已经是西宁“夏都大街”最中心的一段。

进入新世纪后，在原校址以东，重新建造了西宁三中的新校园，那又是另一番风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