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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日由微博女王姚晨主演的《离婚律师》在各大卫视热播，该剧收视率一路攀升的同时，有关婚姻的话题也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点。剧中池大状和姚大状劝和不劝离的“理念”让全剧充满温馨和感动。与此小编想到了前两天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限号离婚”，且不谈此举是否干涉了公民的离婚自由等权利，仅就“离婚”来说，小编默默的想古人“离婚”否？有没有类似民政局这样的部门为大家办理离婚呢？ 
说起离婚，古代还真有“离婚”这个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病入膏盲，请了道士来祈祷，旁人问他这辈子可干过什么亏心事不曾。献之想了半天说：“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翩翩公子王献之，一生看过无数风景，见过许多美女，然而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忏悔今生得失的时候，唯一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与前妻郗道茂的离婚。） 离婚作为一种制度，有它产生、发展的历史，纵观我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开始到清朝灭亡，离婚主要有“七出”“义绝”和“和离”三种方式。我国古代法律上不用离婚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绝婚、离弃、休妻、出妻等用语。古代离婚的主要形式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种：七出我国古代的理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的七出。具体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中国古代的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处理权，因此只要擅自动用了家庭财产就是盗窃。） 
法律规定的七出是丈夫无须经官府同意即可休妻的法定理由。同时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维护了女性权利，即所谓的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丈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但对于七出的淫、恶疾，不适用三不去原则。 第二种：义绝义绝是一种刑事附带民事的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一方与他方的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的相互侵害如殴斗、杀害、奸情等犯罪案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不论夫和妻是否愿意，必须离异，违者要受到刑事受罚。 第三种：和离和离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男尊女卑的思想的束缚，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者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式。 照这看，古人要离婚，理由其实很容易找嘛。且慢，“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这是旧时代的民间哲学。我想，这大概是一个不乏理智的民族在几千年间积淀下来的吧。
当下小夫妻离婚率越来越高，而离婚理由更是花样繁多，妻子爱撒娇、自己有了“小三”、自己是同性恋……都成了离婚的理由。下面我们看看古人都有哪些理由。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他娶的不是我，是我的文物。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夫妇带文物逃难。丈夫中途病死，她又嫁小官张汝舟。婚后，她屡遭家暴，逐渐认定男方娶的不是她而是文物。于是，易安居士变成了难安居士，闹起离婚。宋代规定，男方不写休书，女方无权离婚，除非丈夫犯罪被流放。但又规定，如妻子告发丈夫，她也要坐牢两年。张汝舟不肯离。李清照拼着大不了坐牢的念想，去官府揭发张汝舟的欺君大罪：当年虚报考试成绩，才取得官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代妇女地位低，李清照再婚又闹离婚已够惊世骇俗，何况还为离婚告夫欺君。这让时人瞠目，也惊动了宋高宗。一番审理，张汝舟被革除公职发配，李清照离婚成功，昂首进牢，又在九天后出狱。 点评：这风范，不是谁都有的。 汉朝绿林军重要将领鲍永：在我母亲面前呵斥狗，目无尊长。
据记载，有一天，鲍永的妻子在后母面前呵斥驱逐狗，鲍永见了，责备她说：“礼没有教人不恭敬的。宾客在面前，尚且不呵斥狗，如今你竟然在母亲面前呵斥狗，太不恭敬了。可见你心中并没有尊长。你既然轻视我的母亲，就不是我的妻子了。”就这样，鲍永的妻子竟然被休弃了。听起来相当扯淡吧，扯淡理由的背后是：古代女子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丈夫甚至不需要让人信服的理由，就能把老婆扫地出门。 点评：狗血，可以上天涯论坛八卦头条了。 唐人“放妻书”：个性不合，六亲相怨。古代贵族的离婚，有一定的仪式，《礼记》中记载，不但有夫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辞自责。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书”(离婚证书)看来，当时男女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放妻书”内容大体分成三段。第一段重述夫妻缘分，经累劫共修得来，本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接着第二段描写目前的状态，由于两人个性不合，经常冲突，大小不安，六亲相怨，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既然无法同处，不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同时祝福离婚后男女各有前程。在离婚书末尾，有的注明给女方赡养费。而离婚证书都要汇聚两家父母、亲戚共同作证。 点评：从“放妻书”来看，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协议离婚”，好聚好散的节奏嘛。
话说，照这样看，古人离婚貌似还挺容易的，其实并非如此。 
话说我国古代虽然是男权社会，妇女需“三从四德”，但男子是不可以任意休妻的，因为夫妻的离异同受家族观念的支配，也为法律所限定，还受到情与理的约束。 据《白居易集》记载，妻子给在田里耕种的丈夫送饭时，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便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虽说这不代表全部，但足够说明，古代男子并不能随意休妻。 
另外古人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东汉的冯衍，年老出妻，遭人批评。宋代以后，士大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的负担也很重。此外，名分观念也有影响，在“夫妻义重”的普遍想法下，也不敢轻言离婚。由此可知，琴瑟和鸣的婚姻理想，不但表现在婚姻的缔结、维持上，也限制了离婚趋势的发展。 古代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男女双方家族的结合，是一种财产和人际关系的重组，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此一旦离婚，双方不仅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连人际关系这种无形社会资本，也极有可能丧失殆尽。 反观今天的婚姻，尽管双方家长也同样为此付出了很多，甚至是倾其所有财力。高大上的宴席、贵的要死的房子、不好不差的家用车……这些对于当事的夫妻可能并不是那么“有所谓”，一旦离婚，父母伤心肉痛，当事人双方却显得“平静、洒脱”。而对于离婚当事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关系也不会因此而产生大的变化，至于经济方面的损失嘛，父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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