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时代下封锁的军事禁区，有着怎样的史前文明？

行者aw7sg93q3w 202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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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欧洲和亚洲自然分界的乌拉尔地区，传统上认为充满了游牧和战争的“蛮荒之地”，“铁幕”时代下封锁的军事禁区，这种隔绝影响了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知识界各领域。直到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教授这部重要的考古学研究著作问世之前，从乌拉尔山脉往东直到西西伯利亚以及哈萨克斯坦北部这片广大区域，在西方考古学地图上依然是个巨大的空白。这部著作极大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它记述了苏联/俄罗斯考古学者大量的考古发现，研究和分析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央欧亚地区的物质遗存。由此向我们展示了俄罗斯考古学传统的实力和特性。

欧亚地区地形图（圈内为本书着重研究地域）

《欧亚之门》英文版序

作者 | 菲利普·L. 科尔

（美国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

我仍然记得1986年冬末乘坐从圣彼得堡（时称列宁格勒）经叶卡捷琳堡飞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红眼航班的情景：飞机降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称叶卡捷琳堡）之前，空姐过来要求我把刚刚开机的一部老式磁带随身听的耳机摘下来。她的态度是粗鲁而不容置辩的。她居然质问我正在做什么、在收听什么，声称很多乘客确信我这么一位平淡无奇、独行却又明显可疑的美国人，一定是在利用这部书本大小的随身听接收来自西方或者就是华盛顿的隐蔽指令。我只好把随身听交给她，让她听听我正在欣赏的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尽管当时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但是在这个长期封闭的、隐藏在乌拉尔山脉东侧、西伯利亚一边的军事工业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冷战”的偏执妄想症依然存在着，毕竟1960年的某一天，就是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加里·鲍尔斯驾驶的美国U–2间谍侦察机在此被击中坠毁了。

正如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教授自序所云，本著作涉及的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这片地区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一直是当局高度管制的军事禁区。那时，这里与西方的联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种隔绝影响了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知识界各领域。虽说西方对苏联考古学界在中亚、高加索和俄罗斯欧洲地区的成就有一些简单的了解，但是直到这部重要的考古学研究著作问世之前，从乌拉尔山脉往东直到西西伯利亚以及哈萨克斯坦北部这片广大区域，在西方考古学地图上依然是个巨大的空白。这部著作极大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它记述了苏联/俄罗斯考古学者大量的考古发现，研究和分析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央欧亚地区的物质遗存。由此向我们展示了俄罗斯考古学传统的实力和特性。

辛塔什塔文化乌斯提（Usty’e）聚落遗址的冶金熔炉遗迹（N. B. 维诺格拉道夫摄）

鉴于“冷战”曾经明显抑制了“铁幕”两边的学术交流，这些资讯隔膜的程度不一、显得极其不平衡。总体来说，苏联/俄罗斯的考古学者对于包括英美考古学理论在内的整个西方考古学文献是相当熟悉的，这方面超过美国和西欧学者对苏联/俄罗斯考古学同行成就的了解。这部著作的两位作者都熟读西方考古学理论，他们有意识地、在我看来也是正确地避免对任何引导性的概念做更多的评论，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主要任务：撰写一部条理分明的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史前文化史，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前一千纪。为完成这个目标，他们描述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考古学文化，同时从总体上明确了“文化共同体”的含义，由此展示那些文化彼此相连的居民之间在广阔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上的稳定状态及其“内部的横向联系”。作者也关注这些文化所共享的冶金技术的发展，同时将切尔内赫（E. N. Chernykh）提出的“冶金区”（metallurgical provinces）这个概念重新定义为“技术文化网”（techno cultural networks）。作者把他们这种总体性的研究定性为“从物质文化角度来探讨（史前社会）在广义的物质基础上、作为一种社会主要运行方式的因果关系”。

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卡门斯基矿床（Kamensky mine）遗迹

在这些考古学概念和理论基础上，作者归纳了各种证据。读者或许会被书中提到的各种考古学文化及其大量资料淹没，如果考虑到它们所涉及空间和时间上各种参数的话，这的确是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反应。这些考古资料明确反映了整个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同时也揭示了更多的考古调查只会展现更多的文化多样性、从而导致命名更多的考古学文化这个事实。此外，那些已经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形态也反映了欧亚草原上出现的移动式社会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这些令人迷惑的考古学文化增生现象是草原考古学本质上所固有的，“分裂”与“聚合” 都是这些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已经被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模糊的差别，很必然地反映在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居民身上，他们移动迁徙的生活方式是能够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的。这些物质文化遗存中持续的合并或混合现象，虽然值得我们予以重视，但是也没有必要去纠正它们。

乌拉尔以东的草原地带还没有发现过公认的“早期文明”（early civilization）式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对于习惯于以古代近东和其他地区众多城市和大型公共艺术、建筑作为早期文明形态标志的考古学家来说，他们可能会对本书有时候把一些面积还不到一公顷的文化遗址描述成“大型的”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说法感到疑惑。这里我们需要一种相对的历史主义观点。与古代近东早期文明相比，本书提到的辛塔什塔（Sintashta）及阿尔卡伊姆（Arkaim）等聚落遗址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及“城市国家”中规划布局的“复杂的防御体系”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神秘，的确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上的重要发现。在辛塔什塔等遗址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复杂的殉牲遗迹，尤其是马具和轻便辐条车轮的车子（chariots，马拉战车）等证据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金属兵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作者最后指出的那样，这些考古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特别是那些相对制式化、标准化的民居建筑，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阿尔卡伊姆聚落

A. 20 世纪50 年代的航拍照片

B. 当时发掘和经部分复原的房址

（阿尔卡伊姆遗址博物馆提供）

本书详细阐述的或许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央欧亚地区的铁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具有质的不同。青铜时代那种移动迁徙为主的草原畜牧业一定与后来铁器时代才出现的、骑在马背上的欧亚游牧文化完全不同。作者在此做了一番选择并将此命名为（游牧文化）“晚期起源说”，还引用了哈扎诺夫（A. Khazanov）的观察：“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欧亚地区游牧社会是不可能很早产生的，因为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定居国家社会之间经济、政治方面的关系。”这些早期的游牧社会以及后来的第一批草原帝国（以及最早出现的“王室”等级的库尔干大墓）之所以能够产生，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从事跨地区的交流和交换，其中也包括与南部定居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从中国到罗马，也包括中亚南部的国家如帕提亚和贵霜帝国等）。作者相信，欧亚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社会是在欧亚东部的蒙古草原上诞生的，然后从东往西传播。这种游牧社会不仅要求在技术层面控制牛群，还要求驯化马、绵羊和双峰骆驼，每种牲畜都能适应草原的极端气候，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季、白雪覆盖草原的时候，它们有能力自己找到食物。

牧场上的马群

对于游牧社会这个重要的课题，作者从生态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给予了必要的宏观描述，同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俄罗斯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我认为，作者对于欧亚地区迁徙移动的游牧社会结构的探讨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从古至今，数千年来都是欧亚草原及其毗邻地区的一种主流社会形态。以此观之，早先的青铜时代可以看作一个试验性的时代。在一些特定方面，轻便车轮的马车（马拉战车）虽然从未完全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取代了那种远在公元前四千纪的欧亚草原西部就已经出现了的、由牛牵引的笨重实木车轮的车子。同时，双峰骆驼和多毛绵羊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直到它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社会“全套组合”中的基本配置。这种（真正）游牧社会的出现也立即引起了很多疑问，例如，铁器的出现和铁制工具与兵器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与由几种特定品种的基本牲畜所组成的这种新型游牧社会以及构成他们基本生活方式的技术活动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或是有着怎样的关联呢？铁制工具生产和交换的逐步发展如何在改变自然环境的同时，又在整个草原地带紧密相连的社会中促进彼此的互动呢？

有价值的研究总会引起更多需要回答的问题。读者们应该感谢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和安德烈·叶皮马霍夫两位作者为此尽力提供了如此重要而又详尽的考古资料。本书毫无疑问会成为未来数十年内关于中央欧亚地区史前史研究的基本参考著作。由于“冷战”导致的该地区与西方社会认知的藩篱终于完全消失了。在许多令人鼓舞的进步中，我们对于彼此共享的史前社会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