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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忆 ——谨以此文泣悼父亲风雨人生 文/诗成 连日阴雨，冷寒袭身，似乎在提醒人们，清明将至了，要以这样的方式及早营造“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意境，告诫活着的人，除了世俗的欲望，还有远在天边的亲情。因为有它，才有你我红尘幸福的奢求。所以，再忙再累，千万不要忘却阴阳相隔的至亲至情，即便多少年。夜，风雨裹挟。加完晚班，已近9时，独自徒步回家。长长的街道，只有雨里的灯光和川流的车辆，没有闲散的路人。撑着的雨伞，东倒西歪，小腿以下，几近湿透，寒意弥漫，直透心底。这不是简单的春寒料峭，而是心灵的寒伤。每当这样的时刻，思念就像滂沱的雨，滚滚袭来，不能自已。是为何？是为我那远在天边的父亲。日子如白驹过隙，甜也罢、苦也罢，都一样过得十分的快。一转眼，父亲远离已整整7年了。人间之事，最平等的也就只有时间。芸芸众生，时间的速度都一样，不会因为谁命好谁的日子就停滞不前，谁命苦谁的日子就会消逝得特别地快。虽然，时间越走越远，父亲越去越久，但在我心里，无论过去多少年，我深爱着的父亲却从未走远、走久。风雨作证。今晚，这个风雨飘零的夜，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往常亦如是，每遇风雨，就会想起父亲，想起父亲风雨般的人生。人生有风雨，好比天地有四季。人间不会少风雨，人生不能缺风雨，没有风雨的人生不叫人生。只不过，属于每个人的风雨并不一样，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人受风雨的影响大有的人影响小。我的父亲一生多风雨，道不完的坎坷曲折，诉不尽的苦辣辛酸。父亲出身苦寒，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从小无依无靠，栖身无片瓦、营生无寸田，日不饱食，冬不暖身。为活命，幼小就给地主放牛、做苦工，讨过饭，睡过破庙。少年时，重病缠身，断断续续多年，无人问津。好在命贱不绝，拖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得了天下，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解放后，父亲获得了新生。那年24岁，不曾想到，新生的人民政府推选他当了乡政协主席。那时，很多人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连他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点懵，用时下网络词汇叫“懵圈”。关于父亲“稀里糊涂”当上乡官一事，那阵子，曾有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出身好，也有人认为是有些文化。两种说法，皆颇具道理。一说出身。那时，出身最重要，就像现在讲政治，要摆在首位。父亲出身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真好，而是真苦，除了有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干瘦身子和倔强的性格，其它什么都没有。无家、无房、无地、无依靠，一无所有，物质上干净得就像过滤的泉水，清澈见底。新生的人民政权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苦大仇深的人来把持，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说文化。解放前，父亲曾间断地念过几年免费的私塾。那个文盲肆虐的年代，尤其在乡下，上过私塾，那是了不得的事，归为“知识分子”行列，不算过分。新生的人民政府特别需要这样的“文化人”来处理政务，亦在情理之中。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一个苦难深重的人，咋能上私塾？让人不免有所费解，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事。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讲起，父亲从小天资聪颖，喜欢读书，孜孜不倦，悟性格外的好，大凡阅读过的书籍，一、二遍可烂记于心。他读书如痴、忘我，即便重病缠身的那年月，没饭吃、没地住，苟活都很困难，一门心思也要读书。某冬日，北风呼啸，雨雪交加。父亲蜷缩在一寺庙角落，借着昏暗的烛光，如饥似渴地阅读《三国演义》，因为太过寒冷、饥饿，很快就昏睡着了。等到天亮僧人发现，白雪几乎覆盖全身，惟有被他紧捂在薄薄的破棉袄里面的《三国演义》一雪不染。僧人惊诧莫名，夸之命硬。又一次，替地主家放牛，骑在牛背上捧读一本书。突然天变，刮风下雨，牛受惊狂奔。父亲全神贯注，哪注意到天气骤变，一下子被掀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因为对书的特别钟爱，加上一些天赋，父亲便比他人多了一份上学的机缘和偶然。那时，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哪有谁供其上学，谁还会有读书这种不着边际的想法？但父亲不一样，每每听到私塾学堂传出读书声，就会被深深吸引，蹑手蹑脚地凑近，趴在窗下偷听先生讲学，久之，所学东西不亚于私塾弟子。一回，先生让弟子对对联，上联是“头脑寡识，日后怎能闯南北”，室内弟子所对下联皆不满意。窗外的父亲忍不住脱口应对“腹中少墨，今朝只管学东西”，巧妙得当。先生惊讶，觉得是个可塑之材，便免了一担谷子的学费，让其入塾。此等机缘，来之不易，父亲格外珍惜，拼命学习。二年私塾，一大台阶，基础厚实，日后自学，如鱼得水，豆蔻年龄，“秀才”之名即传方圆。由此看来，作为“文化人”，父亲当选乡干部，乃属情理。其实，世上万物皆有联系，没有无缘无故的得，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事情的发生，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也一定有必然。我后来也同父亲探讨过其能够当上乡官问题，他基本同意人们所议，“出身＋文化”是主因。做了乡主席，好像一下子从奴隶变成了将军，父亲无比看重。当干部，他以身作责、模范带头、大公无私、两袖清风，是老百姓心中的好官。那段为官经历，我打小就听到很多。少年时，我有过一个忘年交，是父亲最要好的发小，也是同辈的堂兄弟，我应该叫他堂伯。堂伯老伴去世得早，育有一儿，解放前被地主虑待至疯。我从小比较勤快，懂些礼节礼貌，常帮着堂伯做些家务活，与他走得很近。堂伯很喜欢我，常夸我聪明、懂事，将来会有出息。他经常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还是我父亲。我上中学时，以及后来每次回家探亲，他总会跟我讲述父亲为人为官的故事。常常感叹，如果父亲稍为“灵活”一些，也许后来就是大官。这个我相信。“四人帮”倒台后，我家曾接待过一位尊贵的客人，官至厅局级，专程前来拜访致谢。原来，这位高官曾是我父亲担任乡主席时的文书，是父亲一手培养并带去参军后成长起来的。文革时，受到错误批判，革了职。文革后期，专案组重审其案，派人到我家了解情况，父亲为其倾尽全力，写了上万字的证明材料，多次主动找相关组织说明情况，直至其平反复职。照理，属下都这般有出息，作为老领导，官运也应当不差呀，为啥后来偃旗息鼓了呢？答案显而易见，正如堂伯所讲，父亲不“灵活”。堂伯说，父亲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在公与私的取舍上，永远把“公”字顶在头顶，坚持原则，不循私情，即便面对亲情，也不会“灵活”。堂伯当初是村干部，跟着我父亲斗地主、分田地。因为长期受到地主迫害，觉得如今翻身做了主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所以对地主恶霸怀有强烈的报复之心。某次抄办地主家，动了歪脑筋，私藏了一些值钱的宝贝，被群众举报，影响很坏。父亲严肃处理了这件事，撤其职，清缴全部脏物，罚他戴高帽游村三天，当众认罪，那情景堪比责罚反革命分子。堂伯受不了重罚，几寻短见。父亲心理也不好受，精神压力特别大。一面要公正处理，一面要向县里、区里检讨用人不当、察人不明、工作失职，还要不停地做通堂兄思想，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为保障其基本生活，父亲几乎拿出自己的全部薪水给了堂兄。堂伯开始很怨恨，待想到父亲的不易，亦后悔不已，叹自己不争气，不肯再要父亲给的钱。父亲仍坚持要给，说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留着钱也没啥用处。那时，父亲还是光棍一个。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集体利益面前，永远没有“灵活”和“变通”，只有维护，牢牢地维护。为官也一样，不畏权贵，对的一定要坚持，错的一定要纠正，不会阿谀奉承、瞧人脸色而视百姓利益不顾，哪怕丢了乌纱也不怕。我提干后，跟父亲提及过当年处理堂伯一事，问他有没有后悔过，毕竟同村同宗，抬头不见低头见，要相处一辈子。父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对我说：“你现在是吃公家饭的人，万千记住，忠诚、正派、勤奋是根本，做人做事一定要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心底无私才能天地宽”。无须过多刨根究底，我已心明如镜，这是多么可贵的品德和修为！无论处在哪个年代，何种官场，父亲这种不“灵活”，可能都有很多人不会理解。之所以不被理解，是因为多数人一定做不到或者不能完全做到。堂伯就是多数人中的典型代表，他做不到，自然不会理解。但我深深懂得，这是为人之本，没有错，即使需要付出、需要代价，也要敢于向损人利己的“灵活”、殷勤谄媚的“变通”说不。几十年来，我把父亲当镜子，努力秉承、践行他的品格。乡政府主席任职年余，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响彻神州、震惊世界。一时，征兵成为各地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到牙齿的多国联军，战场即杀戮，残忍至极。此前，我们那方圆几十里的村庄，参加解放军后转为志愿军者，多数牺牲在朝鲜战场。不少家庭因此非常担忧，不太情愿子女参军。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完成上级交给的征兵任务，父亲二话没说，主动向县、区领导提出辞职参军，得到批准后，第一个通过体检、政审，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乡主席辞职带头参军，一时引起轰动效应，各村青壮年纷纷跟随应征。1950年底，父亲领着数十名新兵去了一线部队，开启另一种人生旅程。谁知这旅程，带来的不是荣光，而是屈辱和痛楚。入伍后，经过短暂军训，这批新兵大多开赴朝鲜。后来的情况可想而知，他们忠肝义胆，以命搏杀，为祖国、为民族流尽生命最后一滴血，把忠骨英魂永远留在异国他乡。因为入伍前有过乡政府任职经历，具备一些文化底子和组织、管理能力，父亲及前文所叙后来做到高官的乡文书等几名战友，没有直接投放到前线，暂时留在后方，用作预备队进行强化训练，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出战。同时，参与组织调度兵员、弹药、物资的交接、转运、保障等工作。战时的军营，如火如荼，是另一番锤炼人的舞台，父亲如鱼得水。他训练刻苦、工作积极，训练成绩名列前茅，也充分展示出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突出的工作能力。业余时间，主动采写新闻报道、起草总结报告、书写标语口号，承担了连队大量宣传任务。其优良表现，得到部队官兵广泛认可，不久被提拔为排长。数月后，被军区首长看中，调任警卫连代理政治指导员。好景不长。1951年底，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次年又紧锣密鼓地开展“五反”运动。这是一次思想政治大洗礼，一大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作风的投机分子受到清理，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首个震惊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高官巨贪案，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揭开的盖子。警卫连“三反”工作初始进展较为顺利。随着运动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凸现，尤其涉及“关键少数”与“特殊人物”时，情况变得有些复杂。职责及秉性使然，父亲仍一如既往的保持着高昂的工作激情与旺盛的战斗意志，虽在后方部队，但其革命精神决不亚于前线决战生死的士兵。作为连队的政治主管，他视“三反”工作为最高政治任务，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积极主动，冲在前、做在前，带头自查自纠、带头检举揭发、带头严肃处理，毫不含糊。一个深夜，有人悄悄从门缝塞进一封匿名检举信，揭发连长贪污、克扣士兵伙食费及军阀作风等问题。父亲感到情况严重，决定请示团领导意见。次日天一亮，父亲拿着信迫不及待地直奔团部，只见团长和连长面色严峻地正在谈论着什么，一时很犯难。岂料，未待开口，只见连长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好你个新兵蛋子，才当了几天鸟兵，就想搞老子。你以为你当了个狗屁指导员，还是个代理的，就可以乱耍淫威，骑到老子头上拉屎。老子可不是吓大的，老子可是枪炮里趟过来的，死过几回的人了，啥事没见识过？”父亲一头雾水，递过信立即离开。究竟咋回事？回到连队，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他是真的蒙在鼓里，真的不会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厄运降临了。也就前后脚的功夫，只见团部保卫科长带着几个人急切赶来，在连长的配合下，强行把父亲押走了。此时连队正在出早操，战士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父亲被莫名其妙地关进团部禁闭室，接受隔离审查，不准与外界接触，专门有战士日夜轮岗看守，跟羁押犯人无异。保卫科的同志隔三差五地前来审讯，不断重复呵斥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程序式攻心话，逼迫他老实交待问题。连长被举报，却把指导员当成审查对象，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或者说连长有问题，指导员也负有连带责任？可连长照样当连长，啥事没有呀，还帮着保卫科羁押指导员，这是哪门子逻辑？父亲始终无法厘清头绪。他把自己前二十几年的人生过往清单般梳理个遍，甚至具体到月、日，竭尽全力，想破脑壳，也想不出符合“三反”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自己终究被关了，这是最大的现实，必须接受，不能回避，更应认真思考，力求破解，否则，就只等着“冤大头”了。这样一想，心里也就不再纠结，不如趁机调理调理身心，把它当作组织上对自己一次严峻的考验吧，相信组织，耐心等待，总会守得云散雾开的那一天。一个多月，保卫科始终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因为它原本就是一场荒唐的“莫须有”的骗局，根本没有答案。他们并不在乎什么结果，真正想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无聊的过程，让你失去自由，他人就可以逍遥法外。好在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纸终究包不住火。此事逐渐传开了，引起军区首长高度重视，父亲原所在乡政府的直接上级--区政府也专门派人到部队进行交涉，终于撕开了这起人为的卑劣冤案、假案真相。原来，某知情人怕打击报复，采取匿名的方式举报连长，在向连队主责“三反”工作的政治主官也就是我父亲偷偷送信的同时，也把同样内容的信封塞进了团长的门缝。殊不知，团长跟连长身份特殊，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均是南下干部，同一个部队、同一个地方的战友，立过战功、负过重伤，据说团长的命还是连长从炮火里冒死相救保全下来的，是生死战友、过命兄弟。现在，居然有人举报兄弟，这还了得，团长当然不高兴，拼了命也得保护。于是，他们紧急碰头，第一时间商量对策，想着如何及早逮住举报人，以便把事态掐死在萌芽状态，不让扩大。巧了，正在他们犯愁之时，父亲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不是找死吗？自然，矛头直指父亲，想像着主角一定是他这位政治指导员背后指使人干的，不然，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因此，他们毫不迟疑，立即把父亲逮了。其实，他们心知肚明，制造这样一个冤案，纯属没有办法的办法，心里并没任何底气，但不这样干肯定不行呀，不然，连长可就麻烦了。当然，想必侥幸心理也一定有。错觉就是，父亲曾经当过乡政府主席，也是一方诸侯、实权人物，能保证没有一点问题吗？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官不做、好好的福不享，跑来当兵，是不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是躲避罪责来的？倘若经过这么一吓唬，万一瞎猫碰上死耗子，整出你什么事情来了呢，只要有，哪怕一丁点也成，那可是意外收获和革命成果呀，既保护了连长，又为“三反”运动立了新功，岂不一举两得。所以，起初，他们频繁地审讯、恐吓，为的是能够找出破绽。可他们的折腾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并非他们所想像的当官就一定会有问题，都像他们一样有权就如此任性。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有很多一心为民的好官。多个回合较量后，他们失望了，父亲是清白的。不过，他们仍坚持不能放人，还想多杀杀父亲的锐气，挫挫他的精神，为的是拖延和等待，让时间冲淡一切，等待运动结束，检举之事最终会不了了之。届时找个治病救人的借口放人，说不准父亲还得感恩戴德呢。真相终于大白，父亲得救了。经过军区政治部审查核实，连长被举报的问题的确很严重，他和团长均受到应有的惩处。那是父亲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也是反思自己、思考人生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段日子。今后的路该如何走？经此一劫，心里陡生一个强烈的念头：本是苦寒身，就该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冤案风波之后，上级对团、连班子进行了较大调整。团部新调来团长，补齐了原先缺配的政治委员，保卫科长调整到军区保卫处当干事，连队军、政主官也一同换新，父亲不再担任代理政治指导员，调往团部政治处任干事。虽然离开了连队，但依旧离不开团部这块“伤心”之地，往事如影随行，难以走出父亲的脑海。捱到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已结束，也是一批老战士退伍时刻，父亲毅然决定申请转业。部队很慎重，上、下指派专人做挽留工作，未果，只好同意。短别二年，重回家乡，变化喜人，处处洋溢着农业合作化生产的热烈景象，深深地吸引了父亲，回归参加大生产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当他按要求去区里报到后，这种愿望又不得不搁浅。区长很关心他的安置，与他促膝长谈，商量着安排合适的岗位。区长姓孙，是父亲任乡主席时的直接上级，15岁参加革命，随四野部队一路南下打到我家乡，因左腿中弹受伤，留在地方工作，时年30岁出头，比父亲略大，大字不识几个，很爱才、擅用人，当时也是他力荐父亲参选乡主席，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渐成莫逆之交。为了父亲的安置，孙区长想了很多办法，起初想让父亲重回乡政府工作，但没有正职位置，勉强只能多配个副职，又担心不利于班子建设。最终经请示县里同意，先安排在区里，协助区长做些调查研究工作，日后视情再作调整。经不住区长诚劝，加上村里也没有自己的住所，一个人的生活一时没着落，父亲只好依了这样的安排。一年后，区里创办中学，找不着合适的人选抓筹建，父亲毛遂自荐，解了区长的燃眉之急。学校开办后，因为缺师资，又请求留校兼做代课老师。1957年，由整风运动引发“反右”运动，孙区长因“反右”斗争“不坚决”（同情右派分子）受到牵连，发配到偏远农场。父亲情绪再受影响，干脆辞去区里工作，一心只当教书匠。1958年夏，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农村大生产迎来新气象，父亲回乡的念头重新被点燃，果断请辞教师一职，毅然回到生产队当农民，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被推选为生产队长，从此彻底告别“公家饭”。期间，上级纠正了对远在农场“反省”的孙区长的错误处理意见，让其重返岗位，调往专区（后改地区）工作。得知父亲放弃了工作，孙区长又致信县里，请求重新安排岗位。父亲婉拒，义无返顾投身田间地头，心甘情愿做了农民，至终无悔。生产队长任上一干就是八年，热火朝天的生产劳动，忙忙碌碌的农村生活，让他远离了职场那些无谓的提防与争斗，省去很多没有必要花费的心思和精力，精神得到解放，心情得到放轻，可以一门心思抓生产，放开手脚搞劳作，虽然很苦很累，但劳有所获，忙有所得，累有所成，苦有所乐，苦干实干中能够体现到真实的人生价值和生活乐趣，给人以从未有过的充实与满足感。这是父亲一生中不多见的舒心、自在的日子，他满身激情，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积极带领乡亲开展大生产，大搞乡村建设，还开办夜校为农民扫盲，连续八年蝉联全社“先进生产队”殊荣。转眼，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专区工作的孙区长再次蒙冤受屈，并因枪伤复发引发肌体衰竭去逝，享年44岁。弥留之际，父亲专程去医院看望，送了老上级人生最后一程，尽了一份兄弟情谊。特殊时期，敏感时刻，父亲这一举动，又给自己带来“不良”影响，受到批判，辞去队长职务，改做会计工作，一直做到改革开放。人生，最难的选择莫过于得失，选择精神上的得，必有物质上的失。父亲辞掉公职，选择回归，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也就意味着生活上选择了与苦涩相伴。父亲将近30岁才与我母亲组成家庭。说是家庭，不过是生产队临时照顾性分配的一间不足30平米的陋室，多年无人打理，十分破旧不堪，里面除了一张旧床、一口灶台，别无它项。结婚也极为简单，在邻里的帮衬下，东借西凑弄了一些大米、面条、青菜、鸡蛋，外加几两猪肉，勉强生起了人间烟火，邀请几个邻里乡亲吃了顿“合伙”饭。说白来，就是两人开始凑合着一起生活，算是宣告人世间从此多了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妻。虽简朴，但姻缘来之不易，他们倍加珍惜，从不向困难低头，勤俭持家、发奋图强成为一生的坚持。生产队那年月，家庭的困苦几乎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那时，养家糊口靠的是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我们家孩子多，成年的少，严重缺少劳力，一大家子人张口要吃饭，即使父母满分挣工分，也不够解决温饱。因此，家里年年短口粮，年年要向生产队借粮食，债务一年比一年厚，生活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小时候，我常纳闷，每到年底生产队分红，很多人家可以享受分红的喜悦，盼着过新年，而我家这样的“透支户”则愁着、忙着还债，家里好不容易喂养成一头几十斤的猪，等不得上膘，就要被拉去生产队充公，过年如同过坎过关。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亿万农家惠及分田到户的雨露阳光，家境才逐渐改善。人到中年，喜欢回想过往，可能这也是生命的规律吧。那般苦难岁月，父母是怎样挺过来的？每每想起，都会让人觉得有些后怕。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特质，里面蕴藏着无穷的力量。这种生命力，打从记事起，我就能够在父亲身上清晰地看到。有人说，中年是人生沉淀的盛期。我之中年，究竟沉淀了什么？年少时，每有疑惑与不解，总能在父亲那里找到“钥匙”。可我人生中年期，正是父亲远离的这些年，阴阳相隔，只能从回忆中努力找寻，每当忆及，无不潸然。父亲的前半生浸透着苦难、坚强、无畏和率真，这些品格，从小烙进我心里。如果说，这种体悟是基于老一辈的讲述、父亲的日记以及晚年的回忆获得的话，那么，他后半生的生命轨迹，我是亲身见证者，点点滴滴，又让我多了一种关于乐观、平淡与爱的真切感受。我和七弟出生后，父亲已年近半百。家庭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刻，添丁添口，快要揭不开锅。母亲说，世上本没有我和小弟。因为，前面生的都是男丁，母亲太想要个女儿，加上那时计生水平差，即便服用再多的土方子来“扼杀”，也阻挡不住我俩的诞生，真是命大。而父亲是坦然的、乐观的、积极的，他认为孩子能够来到这世上、来到这个家，就是修来的缘分、福分，再苦再难，也要抚养成人。为了孩子能够活下来，什么样的苦和累都能承受，什么样的磨难都压不垮他。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劳作，为的是多挣工分，直至做到全队顶格12个工分，加上兼做会计，一天可以挣到一块五、六角钱，算是首屈一指。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或工间休息、或夜阑人静之时，还不忘捧书而读。这是多数农民不可能有的乐趣，即使有，也不容易做得到，因为，劳累之后的休息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怎舍得轻易浪费？以至很多人不理解，温饱都解决不了，还能有心思读书？这就是父亲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不为生活所迫，不为困难所屈，不为名利所拘，追求的是一份平静和自然，童年时忍饥挨饿是这样，青年时放弃俸禄也是这样，中年时负重劳作还是这样，直到晚年依然没有改变。父亲晚年，清心寡欲，以前喜饮几盅谷酒、爱抽几口旱烟的习惯，全都舍弃了，吃的也很清淡，基本不粘荤腥，惟有以书为伴，或倚床头，或躺摇椅，手不释卷，每日必读。耄耋之年的他，四书五经和许多古典小说里的重要章节，仍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他还特别爱好写春联，无论谁家请写，从不推辞。所写春联不用参考书，提笔就来，一气呵成，又能结合各家实际，基本不重复。晚年也不例外，每临过年，一心张罗着替人写对联，纸和笔墨的费用自个全包。遇有老年人家不便的，80多岁高龄的他，不仅要写好春联送上门，还要攀爬楼梯帮助人家张贴。小时候，村里不少人说，兄弟当中，我最像父亲。那时没有多少感觉，以为指的是长相，父子相像，这很自然。长大后，发觉并非如此，除了相貌，更多的是神似，是父亲潜移默化带给我相像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状态。对此，我深信不疑。一直觉得，我的心与父亲靠得最近，得到的呵护与爱最多。母亲也曾证实，说我从小对读书写字有一种好奇心，每当看到父亲读书、做会计账目或者写毛笔字，都会不自觉地靠过去，有时依在腿边，有时趴在桌角，或静静地看，或指指点点，或问这问那。父亲喜静，读书写字时，不太喜欢旁人打扰，唯独我例外。每次看到我好奇的样子，总会很欣慰的摸摸我的头，放下书和笔，抱起我，讲述书中的故事，教我握笔写字。虽然年幼不懂、不会，但这种父子连心的举动，无不温暖着我幼小的心灵。类似的温暖画面充满了我的整个童年。三、四岁时，母亲生过一次重病，住院期间，父亲每天从家里到医院十几里地两头跑。为不让母亲担心，还每隔一天挑着箩筐，一头装着我一头装着小弟，负重去医院，晚去早归，把母亲的病痛和父亲的辛苦换取孩子的无忧无虑。记忆中，每当因拜年或红白喜事需要走亲戚，我总是骑在父亲的肩头或者伏在背上。来回路上，父亲会给我讲一些诸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等古人成才的故事，教我背读一些诗文。说起来惭愧，如今脑海里仅存的那点比较完整的诗词，多半还是儿时积攒的一点资本。都说父爱如山，我却感觉父爱更像一条河。小学二年级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那是人生第一篇作文，班上大部分同学写不来，只有极少数同学歪歪扭扭勉强写了百十个字，而我写了200来字，大意是长大想当解放军，要像父亲那样坚强和温暖。老师如获至宝般向我父亲报喜，夸我像父亲一样有天赋。后来，每当看到报纸有我的文章发表时，老师总不忘津津乐道于那篇“处女作”。自豪的神情，好像是他这位伯乐当年发现的千里马。其实，哪来的什么天赋，只不过是父亲的爱和言传身教给予我幼稚的心智早些启发罢了。我懂了，父爱就是一条河。这条河，源深流长，蕴含着不竭的动能、无穷的伟力，熏陶着、洗涤着、推动着我，度过天真快乐的童年，走过金色的青春岁月。畅游这条河，是我一生的荣耀和幸福。可是，正如江河向往大海一样，父爱这条河最究也要流向更远的地方。公元2014年3月14日下午3时15分，农历马年2月14日申时，我的父亲，我深深挚爱的父亲，走完了坎坷曲折的九十年人生旅程，生命如同燃尽煤油的灯盏，熄灭了。父亲走时，耳聪目明，前一小时还在跟我“闹”着等天气暖和了要抓紧多看几本书，未等我们回过神来，就勿勿走了。父亲走了，我苦累一生、坚强如磐、恩爱如天、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永远地走了，走得清楚，走得明白，走得善良，走得博爱。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只有上千册图书孤独地躺在床角和旧木箱里。也没有留下一句嘱托，没有让子孙多陪护，为的是不拖累后人。都说，风雨过后见彩虹。可我的父亲，一生栉风沐雨，从未有过生活的彩虹，惟有苦难与辛酸。也许，父亲并不觉得，在他的心里，子女成人，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彩虹。是的，一定是的。父亲九十岁寿辰时，我尝试着写了一副对联“出身苦寒阅尽人间坎坷无惧雨雪风霜自强不息赢得满堂儿孙福；天资聪颖勤读圣贤篇章勿羡富贵荣华泰然处世修来松年南山寿”。父亲阅后，欣慰地点了点头，我清晰地看见他眼噙泪光，这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现。我知道，这一刻，我应该读懂了父亲，两颗心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诗成，本名段少先，199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多类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等作品30余万字。现供职于江西上饶市行政机关。三秦宗旨：营造一片文学爱好者的乐土，共创文学梦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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