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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这就是说，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随时代之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曰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不要鄙薄学院派，学院派必将发挥“金学”研究的文化优势，即可能将“金学”研究置于现代学术发展的文脉上来考察和思考整个古典小说之来龙去脉，以及小说审美意识的科学建构。黑格尔老人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后在与友人书中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封》“1800-11-02致谢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所以回顾与前瞻，“金学”的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红楼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但又像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又不能总拿《红楼梦》说事儿吧！现在，我们暂时把那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大书，如“三国”、“水浒”、“西游”撂一下，先看看以个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长篇小说巨制《金瓶梅》的价值是太重要了。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女士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说：“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时，就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她还俏皮地说：“此话一出口不知将得到多少爱红者的白眼。”田晓菲的话，我认为值得思考。 
《秋水堂论金瓶梅》
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地位，我们必须再一次严肃地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一位起码是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位智慧的小说家的崇敬。
像提到法国小说家时就想到巴尔扎克、福楼拜；提到俄国小说家时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小说家时就会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国小说家时就想到海明威？在中国小说史上能成为领军人物的，以个人名义出现的，我想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以及吴敬梓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和创作领域作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在中国小说史上，他们是具有无可置疑的三位小说权威，这样的权威不确立不行。笑笑生在明代小说界无人与之匹敌，《金瓶梅》在明代说部无以上之。至于一定要和《红楼梦》相比，又一定要说它比《红楼梦》矮一截，那是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对媒体谈到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时说：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其实，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才能帮你寻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现实。《金瓶梅》验证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明确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志怪、志人到唐宋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往往只是社会奇闻的演绎，较少是社会的缩影，《金瓶梅》则绝非乱世奇情。他写的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边缘人物”卑琐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态。在书中，即使是小人物，我们也能看到真切的生存状态。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后发狠的行状，下人在利益和尊严之间的游移，男人经过义利之辨后选择的竟然是骨肉亲情的决绝，小说写来，层层递进，完整清晰。至于书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儿为例，她何尝不渴望走出阴影，只是她总也没走进阳光。《金瓶梅》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他无须刻意写出几个悲剧人物，但小说中却有一股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清晰看到了一个人又一个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的毁灭的总和就预告了也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毁灭。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金瓶梅》来说，绝不会因那一阵高一阵的欲望狂舞和性欲张扬的狂欢节而使它显得闹热。事实上，《金瓶梅》绝不是一部令人感觉温暖的小说，灰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头就是谋杀。武大郎被害，西门庆逍遥法外，一直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暴卒，这种灰暗色调几乎无处不在。在那“另类”的“杀戮”中，血肉模糊，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脸，以及以命相搏的决绝，真的让人感到黑暗无边，而作者的情怀却是冷峻沉静而又苍老。于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相加，构成了我们的小说史的一半。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伟大存在离不开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
《金瓶梅词话》（台北故宫馆藏本封面）
同样《金瓶梅》也因它的别树一帜，又不同凡响，和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同样使它的伟大存在也离不开同《红楼梦》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且不说，人们把《金》书说是《红》书的祖宗)。如果从神韵和风致来看，《红楼梦》充满着诗性精神，那么《金瓶梅》就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说《红楼梦》是青春的挽歌，那么《金瓶梅》则是成人在步入晚景时对人生况味的反复咀嚼。一个是通体回旋着青春的天籁，一个则是充满着沧桑感；一个是人生的永恒的遗憾，一个则是感伤后的孤愤。从小说诗学的角度观照，《红楼梦》是诗小说，小说诗；《金瓶梅》则是地道的生活化的散文。《金瓶梅》是一部留下了缺憾的伟大的小说文本，但它也提供了审美思考的空间。《金瓶梅》的创意，不是靠一个机灵的念头出奇制胜。一切看似生活的实录，但是，精致的典型提炼，让人惊讶。它的缺憾不是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而是他在探索新的小说样式、独立文体和寻找小说本体秘密时，仍然被小说的商业性所羁绊。于是探索的原创性与商业性操作竟然糅合在一起了。即在大制作、大场面中掺和进了那暗度陈仓的作家的一己之私，加入了作家自己自以为得意却算不得上是高明的那些个人又超越不了的功利性，文学的商业性。然而，《金瓶梅》的作者毕竟敢为天下先，敢于面对千人所指。笑笑生所确立的原则，他的个性化的叛逆，对传统意识的质疑，内心世界的磊落袒露，他的按捺不住的自我呈现，说明他的真性情。这就够了，他让一代一代人为他和他的书争得面红耳赤，又一次说明文学调动人思维的力量。《金瓶梅》触及了堕落时代一系列重要问题，即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心态流变。小说中的各色人等都是用来表现人世间的种种荒悖、狂躁、喧器和惨烈。若从更开阔的经济文化生产的视野来观照，笑笑生过早地敏感地触及了缙绅化过程中的资本动力，让人闻到了充满血腥味的恶臭。时至今日，重读《金瓶梅》，我们会发现，对于当下的腐败与堕落的分子，我们几乎不用改写，只需调换一下人物符号即可看到他们的面影。于是我们又感悟到了一种隐喻：《金瓶梅》这部小说中的各色人等不仅是明代的，而且也包括当下那些腐败和堕落分子。笑笑生没有辜负他的时代，而时代也没有遗忘笑笑生，他的小说所发出的回声，一直响彻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给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无所逃其形。
本文作者 宁宗一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九辑，2009，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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