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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碑学”“帖学”的概念，虽然此前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提出南北两大流派，以及清人碑帖融合无意有意的实践，但最早明确提出“碑学”“帖学”这一概念的，在康有为之前确实未见。 这个概念见于康氏《广艺舟双楫》，他认为：“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他又认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他对于碑学和帖学的详细阐释，以及对碑学技法和审美的总结，成为清代碑学的集大成之作，在清代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上游天柱下息云峰》原石 所谓碑学，一是属于金石学范畴，是研究金石碑版的历史、功能、形制、真伪的学问；一是以研究碑刻(特别是北碑)为主要师法对象的书法艺术流派的学问，这一流派称为“碑派”。
碑帖《墓田丙舍帖》原拓 需要强调的是，碑学是清代的产物，也可特定地称之为清代碑学，我们以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理论标志，以崇尚北碑书法为重要特征，将此前以崇尚汉碑而以碑破帖的称之为“前碑派”，将此后崇尚北朝碑版为主的称之为碑派。 所谓帖学，是清代碑学诞生后相对于碑派提出的概念，一是研究法帖源流、版本优劣和书迹真伪的一门学问；一是以研究魏晋名家(特别是“二王”)手札及其以后法帖为主要师法对象的书法艺术流派的学问，这一流派称为“帖派”。
康有为 龙君墓志铭之一 1896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碑学的界定，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说专指北碑，二说是指北碑和秦汉碑刻，三说是指北碑和唐碑。 笔者曾提出清代碑学的界定当是以“汉碑”为滥觞，以“北碑”为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标志作为分水岭来限定，元明人善篆隶者也能称为碑派？清初“扬州八怪”的以碑破帖也就没有必要称之为“前碑派”而直接称为碑派了。 那么当代学虞世南、褚遂良等唐碑的也属于碑派？只有将“北碑”作为标志，才能准确给清代碑学进行定位，从而进一步展开碑学问题的讨论，而这并不是说将清代碑学的师法对象仅仅局限在北碑上。
康有为 龙君墓志铭之二 而“碑帖融合”这一观点，晚年的康有为是有明确表述和追求的。在论述“碑帖融合”之前，我想先就“碑行”这一概念作说明，因为从康氏所存书法作品来看，他的碑帖融合属于碑行范畴。如果将行书进行分类的话，可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二王”行书(可称为“王行”)，一类是颜真卿行书(可称为“颜行”)，一类是碑体行书(可称为“碑行”)。
康有为 龙君墓志铭之三 所谓“碑行”，是在行书中融入了碑的写法，成为帖派行书之外的一种新的行书面貌，这是清代碑派诞生后相对于帖派而言的。碑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前碑派”书家以汉碑之法融入行书，可称之为“隶行”，典型者如“从汉人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的金农。 二是碑派书家以魏碑之法融入行书，可称之为“魏行”，典型者如“行楷出入北碑”的赵之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能将清代“前碑派”和碑派诞生之前的行书及行书碑刻(含刻帖)包含在内，这是用于清代碑学诞生后的概念，并不包含帖派书家的行书碑刻。
康有为 《游崂山九水诗》 我们发现，无论是汉碑还是魏碑，都难觅行书踪影，汉碑以篆隶入碑，魏碑则是楷书的化身，均与行草无缘。也就是说碑派书家要写行书，必于帖派密不可分，或将碑字动起来，或参以帖，而参以帖者，即可认为是“碑帖融合”。 所谓碑帖融合(也可称为碑帖结合)，就是将碑派技法和帖派技法结合起来，融二者为一体，由于碑帖各自融入程度的多少，可能外在显示的面貌各异，有偏向于碑者，有偏向于帖者，总之，这些都属于碑帖融合。而碑帖融合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与汉碑融合，一是与魏碑(北碑)融合。
康有为 戊戌十月客塔之泽 1898 康有为不仅从帖派书法中继承行草书的笔法，认为“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还从北碑中找寻行草书笔法，北碑中的行草书是几乎没有或是罕见的，他从《张猛龙碑》的碑阴发现了数行略带有行草意味的字。 他说：“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这存世仅见的几行魏碑中的行书，恰似康有为的救命稻草，也属于有比无好了。
康有为 己亥六月海外祝寿 1899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六日，五十三岁的康有为在给弟子梁启超的书信中说：“至汝学书本极易，今之生硬乃由学分之故，然汝书之短在方笔多，不善转运，若书札能运圆笔更佳……若吾所好，仍以南碑《龙颜》及《石门铭》、诸山《摩崖》为超绝。若钞诗乎，则以虞、褚为妙。帖则小王及米尤为浓妙，大王难得佳刻者也。” 这里明显看出康有为对于写手札、钞诗稿，当以帖学为妙，这是在《广艺舟双楫》基础上对写手札一类书法的进一步阐释。
康有为书 当然，晚年的康有为对帖学有所反思，因而从其言论中屡见对帖学的褒赞之辞。三十多岁的康有为见碑帖翻刻拓本尤多，提出“帖学大坏”，而晚年的康有为见碑帖及墨迹影印本尤多，于是多发生感慨。 在跋《王右军书半截碑》中认为：“据主人谓，此碑将来拟用欧美新法放大影印。二帖之体例既更，字形之大小又别，主人用心亦良苦矣。深望猛进弗懈，网罗王氏大小楷行草之全帙，以辅临池界之不足，则嘉惠艺林，津逮后学，亦岂徒小补哉！”
康有为 邱菽园感怀诗 1900 由此可见，康有为从三十一岁写《广艺舟双楫》提倡碑学，到中晚年重新审视帖学，思想逐渐发生着变化，如果仅以《广艺舟双楫》中的观点来论述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只能是片面的。但有一点，写手札这类书法，他一直是认为“帖学为尚”的，这点并无本质区别。
康有为 科葛微那泉歌 1905 至于“碑帖融合”最为明晰的表述，他在晚年书写的一副赠甘翰臣的《天青室白行书七言联》的款中写道：“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 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又题)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问识而夺取，移赠翰臣，得人哉！”
康有为 游存别墅春夏即事诗 1912 实际上，他的这种想法，在他三十一岁写《广艺舟双楫》时就有所表露，他说：“近乃稍有悟入处，但以《石鼓》为大宗，钟鼎辅之，《琅琊》为小宗，西汉分辅之。驰思于万物之表，结体于八分以上。合篆、隶陶铸而为之，奇态异变，杂沓笔端，操之极熟，当有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吾笔力弱，性复懒，度不能为之，后有英绝之士，当必于此别开生面也。”
康有为 乙酉腊感怀写寄宪庵弟 1909 他还有诗云：“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一方面他的这种欲碑帖兼融的思想，可看作是他尊碑贬帖过于偏激之后的一种反省；另一方面说明他要担此重任，创造出碑帖融合的典范，开宗立派。实际上此前已有碑帖结合，既有汉碑与行书的结合，又有北碑与南帖的结合，只是他并不认可而已。
康有为 晏几道临江仙 1912 康有为晚年碑帖融合的观念，使得他的行书更加具有了“碑行”的特质，这是他有意为之，而他此前的行书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中打上了“碑行”的烙印，他碑帖融合理念的提出，也是他长期实践的结果。 当然，他“碑帖融合”的观点也不是孤立的，在绘画上，他同样主张“中西融合”，他对弟子刘海粟说：“西画之精新妙肖至工矣，然中画亦有独到处。向以为它日必有兼善之才，英绝领袖之者……它日从南宋大家精深华妙处成就之，则继郎世宁开新派，合中西之妙为大家矣。” 图文改编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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