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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清初碑学兴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碑学是清代中期金石学研究的一次分化，是一步步从考古学的意义，逐步影响到书法学发展起来的书法学，碑学真正推波助澜的兴起，不是清初而是晚清和清末，碑学真正兴起的原因是社会改革的需要。 那么“金石学”是怎么回事？我们说，这是一次文化的觉醒，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些阶段。 1.序幕：躲进故纸堆的学者 金石学在宋代就有研究，但是，属于个人博古爱好。也叫博古学。例如欧阳修、赵明诚这些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就非常喜欢收藏整理先秦的青铜器和秦汉碑版，研究青铜器铭文，考证碑版文献。
例如欧阳修的《集古录》收录了1000余种钟鼎等金文及刻石文字的拓片，对其中400余种拓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辨识，并亲自书写了跋文，是为《集古录跋尾》。这是公认的“金石学”最早的著作。 这部著作的重点不是研究书法，而是研究历史文献的价值。比如说，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可以通过这些零星的金石文字，对史书记载有一些丰富和补充。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对出土的各种文献资料也是非常重视的。但是，首先是从文献学的价值出发，而不是先从书法学的价值出发。 例如，1900年，首先发现甲骨文以后，也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研究的，后来才有了甲骨文书法的研究。
在宋代金石学之所以没有成为书法学，主要是书法在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像明清时代那样具有艺术的应用地位。 所以，清代的金石学，一开始也是沿着欧阳修考证历史文献的目的研究青铜器、碑版、石刻资料的。 金石学并不是清初兴起了，而是清中期的乾隆嘉庆（1736--1820）这一段时间中兴起的。也叫“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 对研究考证古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考据求实致用的学术方法也值得后人借鉴。但是，后期也越来越“钻牛角尖”了。 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一字万言。
中国当时一流的学者不问国家大事，闭门在故纸堆里讨学问，也是有一些社会政治高压原因的。 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 例如，当时有读书人写下一句写景抒情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被清朝统治者认为是在讥讽自己没文化，而把作者抓起来杀了。这种文字狱大兴的清初，给很多知识分子到来一种苦闷，他们只好把精力拖入到学术上，以回避满清统治者对言论和思想的钳制。 2.分化：碑帖二学的优劣 阮元（1764--1849）就是乾嘉学派的主将之一，在政坛和文坛都有很大影响。 阮元乾隆五十四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为翰林编修。乾隆五十八到五十九对这两年任山东学政时期，他遍访山东金石文物，撰成《山左金石志》一书。后来又有《两浙金石志》一书，阮元毫无疑义是一位金石学大师。 但是，阮元影响最大的金石学成果，还是他嘉庆十九年（1814） 间在学术上提出北碑南帖理论两篇文章，《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 根据阮元的看法，书法有南北两派。各有宗师。
他说北碑起源于《圣教序》一路的书法不宜刊石，所以碑书兴。那么，碑刻就是碑学书法。 阮元说： 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真石也。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 阮元说帖学就是没有刻在石上的书法。 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布袋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 》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 因为南北朝分裂，南朝禁碑，所以，帖学大盛，北朝保留着碑刻传统，所以，就有南帖北碑的书法风格。 在区别南帖和北碑优劣时，阮元流露出对北碑的崇尚，他认为，主要是北碑更有“古法”。 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之间者，自此等始。伺候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遂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 阮元的这段话很有意思，说唐太宗从小就学二王书法，不善于碑书，所以，为晋祠写《晋祠铭》只能用“帖学”书法。
但是，阮元不敢直接贬低唐太宗的帖学书法，就拿李邕问事，说李邕以帖学书法书碑，虽然有一半字出自北朝，但是，“终非古法”。阮元所谓的“古法”就是北碑的隶书。 阮元在考察南北书法时，特别重视“字”的正俗问题。他说： 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向壁虚造。 事实上，阮元对北碑认识是缺乏汉字历史演进观的。 汉字从隶书开始就一直在演变中，从西汉脱离篆书，到东晋逐步楷化，都是以隶书为中心的汉字演化过程。所以，很多“致六书混淆，向壁虚造”的问题，都是隶书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阮元的时代，应该说“正书”只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为依据的古代汉字书法，一个是以《康熙字典》为依据的“现代”汉字书法。
在唐代以前，汉字的正俗问题确实比较混乱，因为，从汉末到隋唐，是汉字进化演变到“现代”汉字书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唐代完成的。 所谓的南帖北碑，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例如，像阮元说的“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就是一个“怪事”。为什么？按照阮元说，好像北方都应该善“碑书”，但是，唐太宗这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为什么“幼习王帖”而不是碑书？ 事实上，书碑只是书法的一种应用。正常的书法都是“帖学”书法。碑书只是帖学书法的“书丹”刻石而已。 南北朝时代，中国的书法处于大变革时代，变革的核心是隶书向楷书过渡，发展趋势是隶书要楷书化。 但是，在南北朝这个时代，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过渡，也不可能完成。因为，汉字正在演变的路上，隶书的势力还很大，像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还没有完全普及。
但是，日常的书法，并不是都是像碑刻那样写字。包括汉代的日常隶书，也不是像碑刻那样写字。南北朝时代的书法，也没有跳出魏晋书法的框架。 所以，尽管唐太宗是北方人，他的书法却仍然是“帖学”书法。 3.转换：金石学学成为碑学 阮元的书法南北论，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他的重大意义，不是理论是不是很完善，而是对碑和帖两种书法本身美学研究的提出。 例如，道光六年（1826） 六十三岁的阮元任云贵总督，在云南陆凉访得《爨龙颜碑》。心情非常振奋，为《爨龙颜碑跋》作跋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 据此，阮元在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军砖拓本跋》中，认为《兰亭》可能不是王羲之所书，如果可能，应该是《爨龙颜碑》这样的书法。
可见阮元把北碑简直作为“正统”书法了，而不是从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上去探讨书法风格问题。 这正是阮元对书法发展的错误逻辑。 例如，唐太宗是北方人，为什么书法不是北派书法而是南派书法？ 那么，王羲之的书法为什么会流传到北方？这是阮元无法从逻辑上讲通的。 阮元的崇碑抑帖是思想，直接影响了一批书法家，例如包世臣就是其中之一。 包世臣（1775一1855）在《艺舟双楫》这部书法学著作中，通过如何作文和如何做书法，在如何做书法上，他延续了阮元崇尚碑学的就是，尤其对魏碑书法多有赞扬。包世臣青年时候就结识了邓石如这位书法家，邓石如对金石学书法多有研究，在篆书、隶书和楷书上都有新意，尤其是楷书，以魏碑为宗师，这是后来清代碑学集中于魏碑的信号。 4.成就：碑学成为崇尚魏碑 晚清时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与时代发展距离太大，也不适合时代发展，所以就衰落了，但是，金石学唯一的分支书法学，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为基础，以其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写了《广艺舟双楫》宣传改革主张。他在《尊碑》一章中就列举了北碑五大优点，认为唐宋两代无此境界，尤其是极力抑唐，在他洋洋洒洒六万余言的长文当中，竟然未言半句北碑不足之处。 但是，康有为也不是照搬照抄阮元包世臣的观点。他甚至纠正了阮元南帖北碑的论点，认为“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元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这个重要的观点，对于碑学的科学性和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康有为对包世臣的执笔法也有指正，提出“四指争力”以纠“五指齐力”之弊，并断然否定了包氏鼓吹的“以指运笔”说等，这都是康有为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观点。 康有为由于能够科学系统论述书法的合理性发展，更有纤细具体的选帖用笔的指导，所以影响非常广泛深远，这是确立近代书法革命的一部书法理论著作，所以，形成了对书法碑学大体上的科学认识。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魏碑有“十美”，尽管也不是所有人能够接受，但是，对创新认识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代以来，汉字书法统一与二王书法体系，到清代一千多年了，这一千多年，书法主要是一种工具，艺术的因素越来越萎缩，二王书法，也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气，尽管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提倡回到魏晋时代，但是，所谓的魏晋时代，仍然是二王体系，不过就是正本清源而已。 但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需要雄强博大的精神，魏碑书法和秦汉风韵，给书法注入了新的张力，尤其，是魏碑书法与二王书法其实也是一个体系，只是魏碑更具有张扬的开放性，而二王雍容华贵罢了。 因此，现代书法家对魏碑和帖学是一样看待的，这是因为，现代书法已经不是科举的敲门砖了，而是一种艺术个性，所以，在学习魏碑的时候，也没有坠入为复古而复古的地步，而是更积极地把北碑与南帖的优势互相融合起来，开创了碑帖结合的书法新时代。 值得我们注意到是，二王书法体系仍然是书法的主流体系，而碑学是对书法艺术的又一次创新。 在这次创新中例如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吴昌硕都作出了杰出的书法实践性贡献，说明碑学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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