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涛｜1953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中央美术学院，主要从事书法技法教学、书法史研究。著有《古今同观》《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版、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书法谈丛》(中华书局版)、《中国书法史图录解说》(与唐吟方合作)、《极简中国书法史》等。 “碑学”会要 刘涛 –– 1889 年， 32 岁的康有为写出了一部名为《广艺舟双揖》（又名 《书镜》）的论书专著， 1893 年刊印后广为传播。在书中，他提出了尊碑弃帖的激进主张， 振聋发聩于当时， 在书坛掀起观念革命的波澜。 《广艺舟双揖》问世以后，”碑学”成了讨论清朝书法的关键词。 “碑学“是康有为发明的新概念，是他开了以＂碑学”论书的法门。可是， 这个新概念在康有为那里， 真是“运用之妙， 存乎其心”，忽而指东， 忽而道西，就像流水注器，随器赋形。 发明者的康有为，不曾为”碑学”下一”定“义。 这并不奇怪。 康有为的学术根基， 扎在今文经学中。 这一学派的特点之一，就是重义理的阐发而轻训沽的界定。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师，造出新概念来论书，不过是为着揭示书法大势之所在，给定义的末节，无关义理宏旨，大师不为。  在今天，不明康有为＂碑学＂的要义，则昧于＂碑学”所指之实。 既然我们知道了康有为的学术路数， 发明“碑学”的要义也并不困难， 他用”碑学”论书总有所指。 据此， 我们不妨把《广艺舟双揖》 检读一过， 将有关段落摘引而出， 即可明晰“碑学”的要义了。 在 《尊碑第二》一章中， 他说：今南北诸碑， 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 即吾今所见碑， 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 出土之日多可证矣。 出碑既多，考证日盛， 于是碑学蔚为大国。 这里所谓的”碑学”，是指著录、 考证南北碑的学问， 应属金石学的范围，同一章中， 他又说道：迄于咸同． 碑学大播， 三尺之童， 十室之社， 莫不口北碑， 写魏体， 盖俗尚成矣。 “碑学”又转而指书法的风尚。以”碑学“指称写北碑的书风时尚，《体变第四》一章中也有一段文字：国朝书法凡有四变： 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 北碑荫芽于咸同之际。 至于今日， 碑学益盛， 多出入于北碑、 率更间， 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 康有为”碑学”之所指，还不止于金石学和书风两途。在《尊碑》一章中，他有一段推崇包世臣著书立说以提倡北碑书法的文字：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 当金石之盛， 传完白之法， 独得蕴奥， 大启秘藏， 著为《安吴论书》， 表新碑， 宣笔法， 于是此学如日中天。 这里虽然没有明言”碑学”，但“此学”显然是＂碑学＂的代称，是指包世臣“表新碑， 宣笔法”的书学。 于是我们知道，康有为的”碑学”概念，涉及金石学、书风、书学，他之所以一概以＂碑学＂相称， 是因为都与南北碑相关。 由此 “碑学”的主体也就十分清楚了，是南北碑。 这也是康有为尊碑的所在。 他在《尊碑第二》中提出了尊崇南北碑的五条理由： 笔画完好， 精神流落， 易于临摹， 一也； 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 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 六朝碑各体毕备， 四也；笔法舒长刻入， 雄奇角出， 迎接不暇， 实为唐、 宋之所无有， 五也。 所以，《碑品第十七》一章中，康有为表彰为＂神品＂的《爨龙颜碑》《灵庙碑阴》《石门铭》，不是南碑就是北碑， 而《广艺舟双揖》在清朝书学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及其影响力，就在于提倡南北朝碑刻的书法。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在《购碑》一章中开列的碑刻品目，还包括吴碑、晋碑和隋碑，或许吴碑、晋碑被认作是南碑之源，隋碑属北碑之流吧。另外，南北碑书法，康有为提倡的重点是北碑，北碑中又心仪魏碑。他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千魏” “凡魏碑， 随取一家， 皆足成体， 尽合诸家， 则为具美。 虽南碑之绵丽， 齐碑之逋峭， 隋碑之洞达， 皆涵盖婷蓄， 蕴于其中。  故言魏碑， 虽无南碑及齐、 周、 隋碑，亦无不可”《备魏第十》。康有为这样夸赞魏碑， 不仅是出于审美的观察， 也是对前代书家写魏碑而卓然名家的经验总结，还包括他自已实践的体验。他的书法，得益于《石门铭》和《孝昌六十人造像》， 都是魏碑系统的作品。 康有为“碑学”这一概念， 以南北碑为本来内涵， 外延及于金石学、 书风、书学， 都称之为”碑学”，含义模糊不清。 以我的理解，他所说的”碑学“ 是一个体系，由金石学的碑学、书风的碑学、书学的碑学三大部分组成。如果分途而称， 又不妨命名为碑学的金石学、碑学的书风、碑学的书学。 大体说来， 金石学的碑学在嘉庆年间已盛， 嘉庆十年 (1805)成书的《金石萃编》，著录考证的南北碑就有百余通。最早写出提倡北碑书法专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的阮元说：“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近年魏、齐、周、隋旧碑， 新出甚多，但下真迹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 可见阮元写出碑学的书学著作，是先得益于金石学的碑学成果。包世臣的情况与阮元相似，他于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客次济南时，因为“得北朝碑版甚伙＂，才写出了”表新碑，宣笔法＂的书学专文《历下笔谈》。 书学的碑学在嘉庆年间业已形成， 阮元和包世臣是最先将金石学的碑学发展成书学理论和主张的学者。  阮元的书论，侧重于书法流派的阐发。他是古文经学大师、朝廷封疆大吏，在学界和官场影响显赫。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书学家钱泳到淮阴拜谒阮元， 座中论及书法， 阮元出示《南北书派论》， 大谈书法分南北宗，钱泳深表赞同。阮元写字作旧体， 属帖一学派， 但他出于学者的睿识， 知北碑书法将盛于世， 对写北碑开新风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包世臣提倡北碑， 注重笔法的传扬。 他专精文艺， 书名重于江南， 一时学者翁然从风，“从学者相矜以包派” （何绍基《东洲草堂书论抄· 跋张黑女墓志拓本》）。 因为有弟子传法， 包世臣对北碑书法的创作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北碑书法经阮元、包世臣别流派、表胜场、宣笔法、称美韵的传扬，历几十年实践积累，终于在咸同之际形成了“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碑学中兴”的局面，也就是康有为所指的碑学的书风。 南北碑，在清朝是新出的旧碑，因为其古，前所未见，金石家著录考证，书学家表彰提倡，书法家取资于书。 南北碑所见书体，有篆书、隶书、楷书（真书），但以楷书为大宗。 阮元、包世臣的提倡北碑，康有为推崇魏碑，以书体论，为楷书。 书法家取范北碑者，自然也在楷书。 取法北碑楷书而获成就的第一位书家是邓石如。在乾嘉之际， 邓石如弃唐楷而习北碑楷书，只是筚路蓝缕的独自探索。 他向弟子包世臣传法，但包氏写北碑了无建树，不能称名。 包世臣“传完白之法”与众弟子如吴熙载、梅植之、杨亮、黄洵、毛长龄、姚配中、杨承注等辈，于北碑楷书，不过是酿就研习的风气，创作上未能别张大旗。究其原因，嘉道时期，宗法北碑楷书的书家，用他们熟悉的唐楷笔法写不出骨肉丰满的北碑楷书，学者书家都昧于北碑的笔法字法，于是研讨笔法成为书家的要务。 包世臣是当时的书法宗师，尽管有邓石如的成法可传，如铺毫纸上，如中截丰满，如计白当黑，但他仍然不舍探究， 意在发展光大， 这大概也是他的书学偏重笔法的缘故。  但是，包世臣宣示的笔法， 用来写北碑多有谬失。 比包氏晚生20余年的何绍基也“甚嗜北碑”“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他批评过“包派”写北碑不得法：“余以 '横平竖直’四字绳之，知其于北碑未得髓也。”(《跋魏张黑女墓志拓本》）康有为生当碑派书法大兴之后，辨正包氏笔法粗谬更多举发。包氏值于北碑书法未显之世，其失误是时代的局限；他写字不舍帖法，晚年又学二王，与北碑之法相去甚远，这又是他倡说碑法而失之粗谬的自身蔽障。 故嘉道之世，北碑书法尚无接续邓石如的名家， 是时势使然。 咸同时期，写北碑的名家挺然而出， 最为卓著的人物是张裕钊和赵之谦。 张氏写北碑，以古质雅洁为胜； 赵氏学魏体，以流美娴娜见长， 各是一派名流重镇。 张裕钊是古文家兼书家。 康有为盛赞他的北碑楷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述学第二十三》）。 又说：“集碑之成，张廉卿也。 ”(《余论第十九》）按康有为的鉴定， 开风气之先的邓石如， 楷书成就也难及张裕钊。 比起张裕钊， 赵之谦是地道的艺术家。 他兼擅书、画、篆刻诸艺， 书法工篆、隶、楷、行诸体， 论艺道的全能，可以脾貌张裕钊。 可是，康有为不看重他的全能，不留情面地批评道：“赵伪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伪叔之罪也。” (《述学第二十三》）大概是赵之谦写古体而发为媚态，遂遭斥责；张裕钊习古体而守之，故得胜称。  北碑楷书盛行之后， 书家也用北碑笔法写隶写行作草书，求取新姿异态。济于隶书者，赵之谦开路领先。资于行书者最多，张裕钊、 赵之谦并峙于前， 稍晚有用碑体行书作擘案大字“寒山寺” 的陶濬宣， 康有为也是以碑体行书见称书坛。 发于草书者，有沈曾植，是一代通人硕儒，曾与康、梁同组强学会变法维新。 他以北碑方笔写章草，尽折笔之妙，把章草书写出雄强宕荡的气势，“极嫔纷离披之妙”，可惜知音稀少，继者穷乏， 一如他的学术境遇，也是不显于世。 这些习北碑楷书而获成就，以北碑笔法开发隶书、行书、草书的书家，今人径称为“碑派”。这是清朝书坛出现的新流派，为宋朝以来所未见，康有为名之曰“今学”“新党”。如果把邓石如看作是这一派的开山祖师，这一书派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了。当年康有为发明“碑学”概念的同时， 还造出了“帖学”这个概念， 对举以分别书法的流派。 那么，“碑学”还可以用来指称书派。 欢迎点赞+关注！ 转载声明：本文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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