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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底，毛人凤派宪兵团长王栩将准备被处决的人的花名册送上五华山，让卢汉批准。卢汉看都没看，说：“你们回去吧！我会处理的。”毛人凤正等着杀人呢！见王栩没有拿到批示，很生气，又亲自赶往五华山去催问卢汉，并一再强调这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来办事。 对于这次在昆明的”整肃“，卢汉内心是很不愿意的，但是又不敢公开反抗。虽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来昆明监督执行，但卢汉采取的是冷处理。在毛人凤开始抓人之前，卢汉让手下悄悄地将消息透露给各亲信部下。 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得到要“整肃”的信息后，马上躲到他的腾冲同乡王少岩开设的茂桓商号内。王少岩是云南的著名富商，龙云、卢汉等人都和他关系不错，王少岩和同是腾冲人的第八军军长李弥是好友，李弥每次来昆明都是住在他家中，有了李弥这层关系，平日军警宪特也不敢来干扰他。 这隐藏处本来较为安全，但保密局云南站的特务们在暗中对杨青田妻子监视时，见她那天出了家门后，抱着一包衣服进了茂恒商行。从这行迹分析出杨青田可能藏在那里，她是去探视送衣服，抓不抓？特务们开始颇踌躇，因为杨青田是蒋介石点名的要犯，毛人凤自恃有蒋介石的手令，还是不惜得罪王少岩、李弥绅，派人冲进去把杨青田逮捕了。杨青田幸好被关在警察局的刑警队拘留所，卢汉又有过“要予以优待”的指示，这才没有遭到急于对他下手的毛人凤的毒手。 在这前后被逮捕的省参议员还有张天放、马伯安、李耀庭、万寿康、赵延康、张守玉、惠国钧、康良藩，陈炳、张广兴等十余人。另一位被保密局特务指名务必抓到的参议员马曜，还在大理与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会谈。余建勋听说卢汉从重庆回来后进行“整肃”，黑名单上有马曜，他不明白卢汉的真实意图，与马曜不敢再接触了，但既不敢抓又不敢放，就以“有些事还要一同回昆明请示卢主席”为名，把正往剑川走的马曜电话请回来，却不告知昆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在9月11日同车返回昆明。 马曜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家中，才知道有“整肃”之事，特务们正在四处搜捕他。使他大吃一惊，好在马家也是当地名门大族，各方面关系多，在他大哥马昶的掩护下，先在他大哥同事阎蔚若家躲了几天，然后在9月17日穿上军服化装成保安团的军官逃出昆明，先在安宁附近的草铺隐蔽，然后辗转经由祥云等地，去到剑川的“边纵”第七支队，从而躲过了这次大逮捕。 卢汉在下手令抓这些进步人士时，把实际是保密局大特务的邱开基也抓了起来。邱开基当过云南绥靖公署警保处处长，对云南各界人士的情况熟悉，抓了他，实际是堵塞了特务们的信息来源。毛人凤虽然知道这是卢汉借刀杀人，但也无可奈何。毕竟卢汉是云南省主席，还是国军上将，地位比毛人凤要高多了。 昆明市的报刊，大部分都被查封。那些与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已悄悄溜走了，只有一些没有关系，不知会有大逮捕之事的编辑、记者恰好在报社内上夜班，写稿、编报，全部被特务抓走。这些无辜的人不知内情，他们就把全部怨恨都集中到卢汉身上，咒骂他反复无常。这让卢汉的内心很煎熬，他在这场不得已而为之的“九九整肃”中，是用心良苦的。 隐藏在青龙巷家中的地下党负责人宋一痕，也被昆明突然发生的“整肃”活动惊住了，他连夜赶去见卢汉，要求卢汉采取措施释放这些被捕的人。 卢汉见了宋一痕后，很坦率地说：“你放心，他们不会被杀的。近来特务活动很猖狂，你不要轻易出来，等风声平息些，再工作。”卢汉让宋一痕设法电告华南分局，迅速派人来“共商挽救保护之策”。宋一痕看出来卢汉的“整肃”是被迫而为之，并没有彻底倒向蒋介石，所以又放心地离去。 当时在昆明警察局里的保密局特务还不少，如督察长何秀钧、第四分局局长傅汝德、第八分局局长李天锡、保安警察大队长梁景略、刑警大队长周百先等人，他们都占据了重要位置，特别是刑警大队成员全是保密局特务。昆明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对这些人早有戒心，也作了些调整，只是还来不及完全撤换，毛人凤就来了，如今处于“整肃”期间更不好处理了。 卢汉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在下达“整肃”令之后，又明令改组云南省府，免去安恩溥的民政厅长，这一职务由省府秘书长朱景暄兼任。安恩溥想远走滇东北或滇西，那些地方山高路险，他在滇军中担任军长、师长多年，还有他的旧部掌握着武装，既可以保护他，必要时还可以武装起义，如今在没有出走前，他还是能利用在昆明的关系藏匿。 这期间，安恩溥又秘密地去看了一次卢汉，卢汉告诉他：”蒋介石已密令云南站站长沈醉刺杀你，是参谋次长萧毅肃劝阻了，不过还是要特别小心。如果他们（指蒋介石）压得太紧，不能再推，只好干起来（指起义）；不必要时，你少来这里，以免特务注意，到时候，我会叫人找你。” 毛人凤见在昆明处决不了这些被逮捕的人，便准备把重要人犯押解到重庆。卢汉则指使警察局的亲信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走他们。” 这次看似规模不小的“整肃”，在卢汉的干涉下，毛人凤大开杀戒的企图落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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