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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濒于完全沦陷之危；中共中央因此决计率领红军撤离苏区，继而踏上了震古烁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临行前夕，博古等宗派主义者，借着“需要一部分人留下来，领导坚持游击战争”的名义，乘机将大量曾对他们的错误政见发出过反对声的重要干部编进了留守名单里，这其中就包括有瞿秋白。 瞿秋白为此曾当面找过毛泽东，请求他帮自己向中央争取一下，希望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前行。 其不知，毛泽东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向中央力主过:像秋白这样在党内既具资格又有名望的老同志，应当随中央一同行动；但是，毛泽东当时处于权利核心之外，建议不受重视，博古给出的答复是，“瞿秋白留下一事，不可更改。” 再者，就连毛泽东自身，起初也是上了博古的留守名单的。后来幸而周恩来一再坚持:毛泽东既身职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红军主要缔造人，在红军中拥有不可取代的威信，无论如何都须随军同往。如此才说动博古，让毛泽东得以从留守名单中改列进转移名单里。 因而，毛泽东在面对瞿秋白的求助时，只得坦诚向告说:“我早已经同他们提过了，可是我的话不顶事。” 毛泽东这句话，表明了爱莫能助之外，不知还包含了他心中当时多少酸楚与无奈之情。  瞿秋白 瞿秋白了然他被留下已成定局后，仿佛便于某种程度上窥见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长征队伍动身前夜，他为几名要好的同事摆酒饯行。席间，他神色凝重地说下一段话:“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瞿秋白发自肺腑的一番临别之言，流露出的有对革命信仰的忠贞和坚定；有对同志战友的难舍和祝福；还有对自身前程的怅然和悲郁。言近意远，五味杂陈。 10月中旬，长征大部队启程离开苏区，留下来的人员组成以项英、陈毅等为主要领导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瞿秋白任宣传部长以及担负教育工作。 苏区中央分局的斗争处境十分艰难，大部队走后，敌人的“全民清剿”汹涌而来，白色恐怖如同不散的乌云笼罩在每一个留守者的头上，时刻都有可能化作夺命的恶雨倾泻而下。 为了应对敌人的搜寻，他们只能频繁不断地更换隐蔽地点，时常过着岩居谷饮、栉风沐雨的生活，甚至常常一连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 瞿秋白很早就患有肺痨，在这种极端艰苦的工作环境下，病情日益恶化，身体愈加羸弱不堪。 直到1935年2月初，已是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重新掌权的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向苏区中央分局发来急电，指示要求他们“改变组织方式，缩简后方机关”，以期为游击战争创造适合的环境；瞿秋白则被安排先经香港再转道去上海医治肺病。一切似乎都迎来了好的转机。  遵义会议会议室遗址 同月11日，瞿秋白于瑞金启程上路，同行的除了一个加强排的护送人员外，还有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几天后又于途中加入进原在苏区负责妇女工作和医务工作的女干部周月林。 旅途艰险，瞿秋白他们一行为求避开敌人的盘查和缉捕，一路上先后乔装打扮成押送俘虏的国民党军、运输香菇的商队等；如此昼伏夜行，跋山涉水，辗转渡过层层难关，在24日拂晓行至福建境内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并在此停下暂作休憩。 当时，春寒料峭，气温较低，他们却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流，身上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每个人都冷得瑟瑟发抖。 不得已之下，大家决定冒险燃起一推篝火用作烘烤衣物，顺便也想用来煮些汤饭御饥。不曾想，正是这个有些掉以轻心的举动，直接将瞿秋白，将何叔衡，将此行多人皆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火堆散出的烟雾，召来了当地的敌探，并随即上报给了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不多时，瞿秋白一行便被闻讯赶来的敌众包围。 临危之际，邓子恢沉着冷静地指挥护送人员与敌人展开激战，保护瞿秋白等转移到了附近一处山头上面。奈何敌人穷追不舍，加上敌众我寡，我方战斗人员一个个相继倒下。不到两个时辰，敌人既已逼近眼前。邓子恢见突围无望，转而只能组织大家奋力“退逃”。 时年53岁，身体病弱的何叔衡跑出一段路后，感到力不能支，再难跑动下去；他即不愿拖累同志，更不愿为敌所俘，愤而力呼一声“我今日已革命到底”，便纵身跃下山崖。 敌人下到崖下找到何叔衡时，他身受重伤，但一息尚存。他们搜走何叔衡随身的财物，连开数枪，将他当场杀害。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就这样殉难而死。  何叔衡 瞿秋白、邓子恢、张亮、周月林等人，则沿着一处敌人漏守的陡坡逃至山下。但一阵疾奔让肺病在身的瞿秋白几乎用尽了所有气力，痛苦地瘫坐到地上不停地大口喘息，任由邓子恢如何焦急地催促，也实在无法起身继续跑下去了。 眼看追兵越来越近。万般无策下，瞿秋白坚持让邓子恢先走，他自己决定借助旁边的丛林就近隐藏；其后，邓子恢成功冲出重围，向闽西一带退去，途中遇到陈潭秋率领的一支红军游击队，遂与他们会和。 邓子恢走后，瞿秋白在不远处相继找到下山时跑散的周月林、张亮。他们之中，除了瞿秋白身为病号外，张亮还怀有身孕。非病即弱的三人相互搀扶着潜入丛林，找寻能够藏身的地方，跌跌撞撞，行动极缓，没一会既不幸被敌人追兵发现，继而遭俘。 敌人根据“围捕时有一众武装人员保护，以及搜身出港钞和黄金”判断:瞿秋白十有八九是一名共产党“要人”；两天后将他押送进上杭监狱，施以严刑拷打，妄图逼他供出自己的具体身份。 敌人的刑讯手段，把瞿秋白折磨得皮开肉绽，苦不堪言，甚至一度心神恍惚。但尽管如此，也没能使瞿秋白顽强的意志减弱一分。他心计与敌人智斗脱身，反复坚称:自己是江苏籍人，名叫林祺祥，36岁；曾肄业于北大中文系，后在上海做过古董生意；两年前因病寻医而游历到漳州，在那里被红军俘至瑞金任作文化教员；前不久携款出逃，被红军抓住，结果押解途中又沦为国军的俘虏。 瞿秋白的“供词”，未让敌人获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而周月林和张亮，在受审时各自所供出的同样也是假身份。这一点是在被捕前，瞿秋白为防万一与她们提前约定好的。 周月林假称自己是红军普通护士陈秀英，张亮则称自己是被红军“绑票”的香菇客家眷周莲玉。周月林的确懂医务，张亮身孕明显，与她们假供的身份十分相切合。因而，敌人被成功迷惑，相信了三人与共产党并无干系。 不久，敌人便允许瞿秋白可以与外界通信；并告知，他只要能够联系上友人帮助提供有力证明印证身份，或者有当地店铺愿意作保，即可获释出狱。 瞿秋白为此于3月9日在狱中以林祺祥的署名向上海寄出三封求助信，分别寄给的是:好友鲁迅、周建人，妻子杨之华。 时至四月，鲁迅他们方才收到瞿秋白的狱中来信；鲁迅和瞿秋白交情匪浅，彼此视为挚友。鲁迅曾在1933年间，手书清代学者何瓦琴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于瞿秋白，足以见得两人情谊之重。因此，鲁迅通过来信内容中的一些暗示，很容易便悉明“林祺祥”即瞿秋白。  徐悲鸿大师生前未能完成的油画《鲁迅与瞿秋白》创作底稿 鲁迅和周建人收信后，火速设法联系上杨之华，一同商议如何营救瞿秋白。 他们起初的计划，由鲁迅出钱协助上海地下党员杜延庆开设一个印刷所，用来做保释瞿秋白所需的铺保。但这个方案因在操办过程中遇到种种阻碍而不得已被放弃。好在之后又几经周璇，最终取得一家旅馆老板的相助，铺保证明由他提供解决。 这期间，杨之华曾向上杭监狱给瞿秋白寄去两条御寒的棉裤，还有鲁迅交给的50元钱，并在上海秘密租赁准备下一处住所，待瞿秋白出狱后居住。 到这里，一切若能再进一步，结局大概便会以瞿秋白转危为安，重获自由而告终。 然而很多时候，事情的发展总是和人们的祈愿相背而驰；就在鲁迅、杨之华他们把一切筹备妥当，狱中的瞿秋白临将获释时，国民党报纸上却突然登出中共前“魁首”瞿秋白已获捕的消息。  瞿秋白与杨之华 致使瞿秋白暴露的具体起因及过程是这样的: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和所属部队在武平县遭遇敌人围困，万永诚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他的妻子徐氏被俘。酷刑下，徐氏向敌人供出了瞿秋白一行已在濯田地区被捕的实情。 敌人听闻大为震惊，当即就该范围内所俘获人员进行了细密的排查，发现关押在上杭县监狱的“林祺祥”值得高度怀疑，随后将他转押往长汀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进行重审。 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敌人找来原在苏区与瞿秋白有过共事之谊的俘虏郑大鹏，带到瞿秋白面前。郑大鹏此时已经叛变投敌，他当场指认出“林祺祥”不是别人，正是瞿秋白。 瞿秋白面对“熟人”的指认，自知无法再将身份隐藏下去，旋即坦然承认了自己确是瞿秋白，并意带奚落地向敌人讲道:“我之前所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危境之中，风骨凛然。 国民党证实了瞿秋白的身份后，紧接着便对他展开了煞费苦心地“劝降”工作。 最先出动的是国民党军统派出的一队特务小组，他们当面给瞿秋白开出诸多的优厚条件，图谋以金钱和权位诱使他“投诚”。结果，换回的只有瞿秋白的断然决绝和言语嘲讽，屡次三番，皆是如此。军统特务们最后无计可施，只得悻悻而归。  万永诚 继军统之后对瞿秋白发起“劝降”的是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 瞿秋白刚到三十六师时，宋希濂正身在厦门养伤。当他获知瞿秋白被指认出后，连忙动身赶回长汀，打算建树“降服”之功。 宋希濂回到师部当日，即去到囚室面见了瞿秋白；一见面，恭敬地称呼瞿秋白为先生，坦言自己很早就拜读过他的文章，在黄埔军校时听过他的演讲，多年来一直心存敬仰云云；还提出要为瞿秋白医病，让他有任何要求尽管提出来。 宋希濂此番做足了谦逊知礼的姿态，其实目的皆在于先将瞿秋白“软化”，再进行“劝降”。相比军统特务，手段显然要高明得多。 瞿秋白见之，则不卑不亢地给出回应: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但认真治疗大可不必；作为文人，需要书桌、笔墨、纸张来写东西，若再配些烟酒，更好。余外别无他求。 对瞿秋白的要求，宋希濂当即一一允诺，很快就令属下给他的囚室中布置上了所有写作所需，另外还送来两身新衣；又特意嘱咐监管人员，即日起以师部官长待遇标准为瞿秋白安排一日三餐，烟酒管足。并差遣副官和军医各一名，专门负责瞿秋白每天的起居和治疗。  宋希濂 如此几日后，宋希濂以喝茶、聊天的名义，把瞿秋白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中，和他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长谈。 期间，宋希濂向瞿秋白抛出的所谓“劝言”，概括来讲即先阐明了他自己早年曾相信过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但后来认清那些主张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一“现实”；进而质问瞿秋白说：你们若是正确的，何以落到如今失掉苏区，你又何以落得当下地步；最后则“奉劝”瞿秋白回头信仰“三民主义”，改为国民党效力。 瞿秋白对宋希濂的想法和言论嗤之以鼻，他正色危言地告诉宋希濂：时间会证明真正可以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党和红军现在面对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未来终将走向胜利和光明；他还尖锐犀利地抨击三民主义是一盘大杂烩，有表无实；并于最终表态说:“你们做出任何试图使我投降的行为，都将是徒劳。” 这场谈话，从开始到结束，宋希濂没能在言语间占到一点上风，更没能让瞿秋白在立场上动摇分毫，得到的“劝降”结果和军统一样，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此后，宋希濂再无“劝降”瞿秋白的想法，也再没找他进行过谈话。 时间来到6月，国民党南京最高层获悉军统和宋希濂对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都未成功后，遂决意“除之以绝后患”；当月2日，给国民党福建地区负责人蒋鼎文发去密电，命令将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不过，这时国民党中统方面陈立夫仍在考虑，倘若能使瞿秋白归降，不但可以增长国民党在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而且可以利用他打击掉共产党在各地的地下组织，意义是极大的，不可轻易放弃。因此在陈立夫的干涉下，处决瞿秋白的命令被暂时搁置。 而后，陈立夫专门派出一个精心挑选的四人“劝降”小组前往长汀，试图对瞿秋白进行最后的“说服”。 其四人分别是:号称国民党中统谈判专家的王杰夫；曾任陕西共青团书记、后被捕投敌加入中统的陈建中；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书记钱永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  陈立夫 王杰夫一行抵达长汀后，宋希濂在招待他们的宴桌上提起之前军统和他自己“劝降”瞿秋白都未能得逞的话题。意在提醒四人，瞿秋白不好对付。 对于宋希濂的提醒，王杰夫不以为然，竟面带谄笑地说:“他们军统和你宋希濂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着我们中统做不到。”俨然似成竹在胸。 他们四人对瞿秋白的“劝降”，从打出“感情牌”开始。王杰夫假骗瞿秋白，来前曾联络过他的家属和亲友，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但是你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别让他们失望。” 瞿秋白自然识破，脱口回道:“我的问题只由我自己考虑，从来不由他人代劳，过去现在都是如此。” 王杰夫听后不死心，仍围绕家人、亲友为主要方向又接连说出几段“劝说之词”，但是均被瞿秋白一一顶回，“感情牌”方才停打作罢。 四人见一计不成，转而又将话头引到“惜才爱能”上。他们向瞿秋白表示，国民党高层十分看重他的才学，对他怀有爱惜之心，只要他同意“归顺”，往后可以让他不问政治，只专事文字翻译工作。 瞿秋白对此语带讥讽地回应道:“说到翻译工作，我确实懂些俄文，但只会译一点高尔基等人的文学作品。若要我译诸如托洛茨基之流反对联共的著作，我是一窍不通的。” 王杰夫四人“劝降”小组不论是以“亲情”相诱，还是用“惜才”蔽惑，瞿秋白均丝毫不为所动。 他们与瞿秋白之间的对话，就这样在一轮接一轮的唇枪舌战中总共进行了6天，前后交锋9次。过程中，四人时而联合出击，时而轮番上阵，对瞿秋白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用尽了一切办法，却未能获取到任何对他们而言具有成效的进展，刚到此处时的信心消失殆尽。到最后，无奈也只能偃旗息鼓，接受败果，准备打道回府。 在他们离开的前一晚，王杰夫独自一人去找瞿秋白“道别”，说是道别，实则还是心怀侥幸，想在临走前对“劝降”再做一次尝试。 这次，王杰夫上来先是摆出一副临别前饱含“不舍之意”的样子，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诉瞿秋白，国民党高层对他的争取是出自“真心实意”，保证绝不会有秋后算账的打算，劝他在想一想。 王杰夫讲这些时，瞿秋白只是笑而不语，以沉默呈示决绝。 王杰夫欲再试一步，将话锋一转居然搬出曾是共产党要员、后来被捕投敌的顾顺章作为例子，向瞿秋白历数顾“投诚”后国民党给予他的优待和“宽恕”。 一直保持着沉默的瞿秋白，听王杰夫提到顾顺章，登时拍案而起，厉声怒斥道:“我瞿秋白虽一介书生，无甚大用，但做人堂堂正正，对信仰忠贞不二，岂是顾顺章这个出卖自己灵魂的叛徒可相提并论的。” 瞿秋白一席慷慨陈词，令敌人也心生敬畏；王杰夫不禁哑然，灰头土脸地起身退去，彻底熄灭了心中最后一丝幻想。  瞿秋白一家 中统“劝降”小组走后，敌人对瞿秋白的“处决”计划同时也被提上日程。 6月17日晌午，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去到囚室通知瞿秋白:“明天是你最后的日子。”瞿秋白听罢，点了点头，淡然一笑说:“我早就在等这一天。” 当晚，瞿秋白如同平时一样，安然入睡；翌日一早，仍旧按照往常习惯，诵诗写字，并留下绝笔。 瞿秋白临刑前绝笔全文:
瞿秋白书下绝笔后，被带至三十六师附近的中山公园一处八角亭前，亭内备有菜点四盘，白酒一壶，是为瞿秋白的“上路饭”。 瞿秋白见景，举步跨入亭中，安坐于桌前自斟自饮起来，谈笑自若，神色怡然。酒饮到一半，瞿秋白放声言道:“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美酒饮罢，瞿秋白面带着微笑，背过双手，自然而劲挺地立于亭前，留下了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瞿秋白临刑前于中山公园八角亭前 而后，瞿秋白在敌兵的围簇下，开始向一公里外的行刑地“罗汉岭”山脚下走去。 一路上，瞿秋白手挟香烟，迈着悠缓的步伐，脸上不见丝毫惧色，面对即将走向的死亡，竟犹如闲庭信步般从容不迫；他还于途中打破沉闷，引吭高歌唱起《国际歌》与《红军歌》。 行至罗汉岭下，瞿秋白神态自若地向四周稍作环顾后，指着面前的一块青草地对行刑者说:“此地很好。” 少顷，枪声砰然响起，瞿秋白以生命谱写的正义之歌，飘起了最后一个音符。 这一天是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时年仅36岁。  瞿秋白就义地 最后，放上毛主席在瞿秋白就义15年后，即1950年为《瞿秋白文集》所作的一段题词，借以赋颂瞿秋白先生之卓越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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