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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小学堂 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 来源 | 牛津中国论坛 编辑 | 小博 这些年来，国学热、汉服热兴起，似乎中国的文化在从学习西方转向回归传统，年轻一代会把中国的文脉带向何方呢？作家、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认为：每一代都会经历文化上的“逆反”。更充分地去拥抱世界，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文化，我们自身的传统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实。  01 从“传统中断”到“回归”的 2个变量 我大概是1970年代末出生的这代人，我们这代人出生的过程之中，其实就是一个某种意义上“传统中断”的一个年代，然后当我们说起传统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代人是普遍缺乏兴趣的。 在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进程，而且开放过程之中，我们一心渴望的是——其实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去拥抱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尤其是西方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我个人，包括我们这代人普遍是我们想逃离自己传统的命运，因为传统意味着某种停滞，意味着某种封闭，意味着某种对个人的不够尊重，意味着某种匮乏，我们是一心想逃离。 那时候我们想去巴黎，想去纽约，想去牛津，想去各种地方，反而对自己的故土发生的一切，过去都没有太多的兴趣。我在30岁的时候还写过一本书，叫《祖国的陌生人》，就是我发现我在长到30岁之后，我仍然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少。  我觉得这种重新的回归应该是三十几岁以后才发生的事情，这个东西有很多重的原因。我觉得一重原因是，随着年龄的成长，你意识到你在自己的土地上所经的一切，这些信息被你自己内心人为地压制了，因为你一心要去拥抱另一种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主要是西方带来的，我觉得你内心会有小小的一个逆反，包括是一种当你跟整个世界接触越多的时候，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就是who I am，我到底是谁。然后这时候你意识到，你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所知甚少。 我觉得另一重原因，或许也是跟所有的社会转型中的产生的一种新的虚荣有关系，因为中国开始迅速崛起，在2000年之后，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从封闭到开放。所以这个时候，包括在西方的媒体不同的地方开始谈论中国更多。然后这时候你会某种意义上也被一种虚荣驱动。 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之中，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中国作家，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新的追问。所以它也迫使你对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文化产生新的兴趣。 02 这一代年轻人在逆反吗？ 全球历史也如此 然后在过去的10年里面，好像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跟我们这代“70后”可能更不太一样，他们的记忆是跟中国传统中那种封闭或者说那种匮乏、受困这种记忆对他们是很少，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繁荣、更强大，然后在很多地方更丰富的一个中国，他们对这个中国产生一种新的自信。 其实对我来说，我们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中国，就是经历了可能有两三个不同的中国，那个不同时代的中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所以对我来说是几个不同的重叠的中国在一起。如果在80年代，我在上小学的时代，我们对中国传统是一个充满批判的态度，觉得那些文化束缚了我们社会的所有的发展，这一两代人都想不到在30年之后会有一次汉服的回潮，会有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么强烈的兴趣。  但我们静下心来，你会理解这种变化，因为每一代人都会对上一代人产生逆反。这在全球历史上都经常不断地重演。 我记得在明治维新的第一代人时候，明治维新的第一代人是热烈地拥抱美国、拥抱西方，他们要富国强兵，要开化文明。然后到了1880年、90年代那一代的日本兴起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寻找日本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包括中国人会使用“国粹”这些词汇，都是当年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产生的，实际上等于是1880年代那一代人，知识分子、文人也好，他们对上一代——明治维新开化那代人的逆反，就是他们觉得上一代太过分地去拥抱西方。 “那我们新一代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新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他们要寻找什么是日本，什么是日本特色。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日本这些作家，从德富苏峰开始，或者到写了日本的艺术文化那位冈仓天心开始，他们就在重新寻找这样的日本意味着什么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也在发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历史情绪的转变，我们看80年代、90年代对于各种西方事物、世界事物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强烈的这种渴望，到转回去寻求中国意味着什么。 包括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中国的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被重新浮出水面，他们不仅是表面上是时尚的，它也是一种更深入的内在的思想上的感受。所以这种表现、这种过程我觉得是在不同国家中都会经常出现的摇摆的过程。 03 关键平衡：文化自信和开放性 如何做到？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觉得，是如何能保持一种平衡，既寻找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同时对世界保持某种强烈的开放性。 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开放性，我们对自我的寻找经常会陷入某种闭塞，或者陷入一种自我的内卷式的需求。但如果你没有对自我文化的某种自信和确信，你也容易变成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盲目的追随。 所以这当中平衡关系如何维持，我觉得是现在此刻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包括年轻一代，我觉得当我们谈到开放的时候，过去可能前一两代人是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也是想学到外部世界。然后我们忽略了对自己过去的开放，对自己历史的开放，对自己未来的开放。  我想我们这代人都会觉得我们喜欢20世纪初的法国文学的传统也好，或者是之前的法国的这种艺术传统也好，我们对它们的开放，但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明代开放，有没有对我们的宋代开放，有没有对我们的唐代开放……它们都是我们人类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都要同时开放，才能够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才是使我们的文化生活变得非常之丰沛。 同样对于此刻的年轻人，我觉得当我们发现了中国过去的美好，或者也会展望、憧憬中国未来的美好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世界不同其他的国家，它们都有其灿烂的时刻、伟大的时刻，它们都值得我们学习。 我觉得当我们更充分地去拥抱世界的时候，我们自身的传统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实。而且当我们更对自己的传统保持一种——按钱穆的说法就是一种温情，一种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的时候，我们也更容易理解其他文化的历史，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不同文化。我觉得这种平衡感，我觉得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道路，就像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我重新发现了林语堂。林语堂在1938年写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他在英文世界用一本书，在中国最危机的时刻写了他对于中华文化的看法、中国人的看法。那本书对当时的中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此刻：如何在那样的一个危机情况认识自己的文化。 而我们现在不处于这种危机之中，我们处在一种新的成长、一种扩张之中，在此时刻我觉得要产生一种新的清醒：这种清醒是意识到我们人类经验是普世、是共通的，每一个文明的经验有它的独特性，但并不是唯一的独特性，每种文明都有它的独特性。 所以此刻我最强的感受，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只有一种对自己文化非常自信的状态，你才能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而且只有你耐心地去倾听他人的声音之后，你才会更清晰地辨析自己的声音。 04 从大历史观来看， 中华文脉处于怎样的状态？ 主持人：想请问一下许知远老师，我在您之前的访谈中也感受到您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感的人，您从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观的角度上来看，觉得现在的中华文脉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许知远：我最怕这种大问题了，我也回答不了。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但我们不是传统的俘虏。 每个人都有身上非常强的一种自由的意志和个体的意志，而且我觉得世界文化是有普遍性的，不是说我们过去有过京剧或者我们吹笛子或者我们写书画，我们新一代人就一样干这些事情，它如果对你产生亲近感，你当然可以去发挥这一切，把它当代化。如果它对你没有亲近感，那你干嘛一定要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呢？ 我印象很深，当年19世纪中叶的时候，我很喜欢的那个美国作家爱默生，他就在谈美国人要从英国文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不是要对英国的所有的一切、伦敦的一切亦步亦趋，要寻找美国人自己的声音，美国学者要找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我们也一样，我觉得不是说传统回归了，我们就真的成为传统的俘虏。 为什么觉得中国年轻人不可以成为Hip Hop的一个新的领导者呢？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弹钢琴，郎朗成为了这个时代弹钢琴最受欢迎的一个演奏者，我觉得一切都是充满了可能。  我觉得如果中国文化，我们对自我是真正的有信任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也认为我们在视觉艺术会产生新的可能性，我们为什么不在这种舞蹈、音乐、各种方向都产生新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要借助我们的传统，就是我们要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都是好的，经验中有很多很糟糕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有这么多想去创造的年轻人，但我觉得所有创造的前提是诚实，非常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传统，非常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困境，非常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局限性，然后非常诚实地意识到其他文化的重要性和宝贵性。 当这种诚实足够的时候，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可能性，我们会产生新的变形。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形，秦汉跟唐宋已经很不一样了，唐宋跟明清又很不一样了。 我们怎么分辨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非常复杂。哪里有一个孤立的中国传统？从来都是全世界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有很强的诚实性，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在某个地方产生新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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