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陈春生||南桂馨研究中的点滴浅见

文史艺苑 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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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西名人的南桂馨，在辛亥革命中高树反封建大旗，在北伐战争中别树一帜，其影响在山西颇深。近年来对于南桂馨的研究，国内呼声较高，也不乏对其多层次的研究者。但归纳思考，多是以一式一事着手者居多，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研究者，几乎寥若星辰。现就南桂馨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岐异，进行一点探讨，以正视听。

NO.1

南桂馨名字的考证

人们多误“南桂馨”与“南佩兰”为两人。南桂馨，字佩兰，一字雯卿；辛亥革命前后曾名南杕枬；皈依佛门为俗家弟子后，取法名昌净；曾用“质君”为笔名。这是因为官场多以其名见，民间则以字论行。故有此称谓偏颇的出现。

南桂馨“桂馨”之名，得自于山西浑源金代诗人刘祁编著《归潜志》中所辑赵秉文《就刘云卿弟与同院诸公喜雨分韵得发字》一诗：“君家南山有衣钵，丛桂馨香老蟾窟。从来青紫半门生，今日儿孙床满笏。”

刘祁(1203年～1250年)，字京叔，号神川邂士。浑源县人。金代诗人。曾任山西东路考试官、蒙古征南行台粘合重山幕宾。著有《归潜志》、《处言》等。

赵秉文（1159年～1232年），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

据南桂馨舅系宁武秦氏族谱载：“外甥南桂馨，字雯卿。”

据1912年10月《同盟会晋支部改组国民党山西支部党员录》载：“南杕枬，号佩兰，籍贯宁武，职务河东筹饷局局长，介绍人王国祜、谷思慎。”杕(di)，出自于《诗经·唐风·杕杜》：“有杕之杜其叶湑湑”，指树木孤立生长貌。“枬”(zhan)，意同“栴”，同日文“枏”，亦同楠。《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有：“檀枬霭霭，龙麝勋勋”，意为檀香云绕,香气弥漫。南桂馨这个名字的出现仅此而已。

南桂馨先生素仰释学，虔崇礼佛。民国四年（1915年），值妙舫法师在太原双塔寺登坛演法，南桂馨常趋聆听，颇得哲理，遂拜妙舫为师，赐法名昌净，记为俗家三宝护法弟子，并发长愿，素食终生。据民国二十二年释力空《霍山志·外护·南桂馨居士传》载：“南桂馨，字佩兰，宁武人。清季游学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辛亥起义，居士与有力焉。为山西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者十余载。民国十七年，北伐告成。奉命升长天津特别市。近年颇好佛，为皈依三宝弟子，法名昌净。”

“质君”，见于1939年3月的一幅字中。南桂馨在北平德国医院住院期间，应孟迦鄊先生索书，赠咏竹三首。所用名章署“质君”。

NO.2

南桂馨没有任过山西督军府参谋长

据山西省政协二零一一年编《山西辛亥人物传》、徐友春一九九一年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月编纂《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等多处著述，甚至南桂馨在北京万国公墓墓志铭均载：南桂馨曾任山西同武将军行署或督军公署参谋长。

我们从阎锡山任山西都督到改任同武将军、督军的经历中，发现在不同时期都有参谋长一职，且各有司职者。

阎锡山任山西都督期间，1913年3月24日，中将黄国梁任山西都督府参谋长；1914年6月30日，阎锡山由都督改任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成立同武将军行署后，黄国梁由都督府参谋长改任同武将军行署参谋长，同年8月22日，因黄国梁调充旅长，任少将张瑜为同武将军行署参谋长。同年12月25日，张瑜病逝。1915年1月10日赵戴文继任同武将军行署参谋长。1916年5月12日，赵戴文任晋北镇守使后，同武将军行署参谋长由孔庚署理。同年7月6日，阎锡山改任为山西督军，改同武将军行署为督军公署，8月22日，孔庚复任以晋北镇守使，赵戴文复改任山西督军公署参谋长。

同武将军行署参谋长一职，按1915年7月18日北洋政府颁布《将军行署编制令》规制：将军行署参谋长须由少将军衔担任。而南桂馨于1915年12月5日始授军需监，属于后勤军衔，同等于陆军少将衔，直到1916年5月29日才改授为陆军少将。而在阎锡山任同武将军或督军期间，南桂馨则于1914年7月任山西陆军粮服局局长。1916年5月22日南任晋北镇守使署参谋长，署理晋北镇守使职，同年8月15日，张华辅接任晋北镇守使署参谋长，南桂馨仍复任山西陆军粮服局局长。1917年6月，南桂馨入掌山西全省警务处兼理省会警察厅，同年9月15日，被正式任为山西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

所以，关于南桂馨曾任同武将军行署或督军公署参谋长一职之说，笔者在查阅国家档案资料时，鉴于学识水平寡陋，并未检得其任免文件、委任公告，或任何以此冠名的电报、信函及实物记载资料，故不敢擅越认同。

NO.3

南桂馨回忆录中的讹误

1962年2月，南桂馨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撰写《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文中言：“这时我们中斋的同学，留学日本八个月的短期学生刘懋赏、徐一清、孟元庆等已经回到太原，并且带来了《民报》、《猛回头》(陈天华)、《革命军》(邹容)和《大义录》等新鲜作品。我读了非常激动，因此立志要革命。”南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孟元庆”，确让笔者在考究中大费周章，头疼不已。

终于，笔者在日本明治四十一年（1909年）《印度及清国留学生調査》资料中获悉：明治三十八年（1906年）七月，日本私立经纬学堂师范科卒业的中国游学生52位中，由山西派去的有十四名。他们是分别是：兰羕荣（大同县赵石庄村人）、兰羕昌（大同县赵石庄村人）、王国祜（绛州王村人）刘懋赏（平鲁县朔州人）、徐一清（五台城南建安村人）、王登义（平定宣乐平乡人，自费）、刘肇文（宁武县城内人）、李广勋（阳高城内西街人）、尚光霖（山西凰台南坪人）、冯济川（孝义城西石像村人）、武绳文（荣河城东杨家坡人）、王桐年（汾阳城东河头人）、王致中（神池县人，自费）。而孟姓者，只有孟元文一人，山西灵丘县城西业塔则村人。故孟元庆应为孟元文。上述人等除王登义、王致中二人为自费生外，其余均为官费生。

由此可见，南先生文中确有疑误。“孟元庆”者应为“孟元文”。当然，这些芝麻纰漏，不足以说明南桂馨文笔不严谨。因为当时的南桂馨已经79岁高龄，且此文为南先生回忆口述，由原北京大学教授李泰菜执笔所成，或为笔误，或为失忆，在所难免。但作为后辈，在研究中不得不从细纠校。

NO.4

钱玄同不是《刘申叔先生遗书》编校的发起者

抗战爆发后，《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出版，是中国国学界、文化界轰动一时之大事，目前国内学者多以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为发起者着手深入研究，其实谬以千里。

南桂馨与刘师培的相识，始于1907年3月之日本东京，刘当时已是名震一时的国学大家。南桂馨投入刘师培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积极支持刘所创办的《天义报》工作。当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交恶后，时任章太炎先生办《民报》会计的南桂馨，谢绝章太炎的挽留，毅然同刘师培站在一起，继续参加刘师培新创之齐民社组织，并积极主持会议齐民社举行的集会，发表演说。直到1908年6月8日父殁返里。

1919年11月20日，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病逝于北京，正掌山西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山西全省防疫总局局长的南桂馨，刚刚平定晋北肺鼠疫， 9月底10月初临县疫情再度爆发，且疫势愈盛。南桂馨分身乏术，未能赴京为刘师培送别。但整理出版刘师培遗著已成心愿。

南桂馨对于《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始于1930年2月底，时南桂馨在北平日华同仁医院疗疾休养，遂生整理刘师培遗书之念，托人多方网罗蒐集其轶散文字，1933年初方着手编纂。初南桂馨在山西任中旧部经郑裕孚介绍南认识北平著名藏书家、学者张次溪（江裁）主纂，后经张引见南桂馨与先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诗人伦哲如先生相识，南先生与伦谈及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事，请伦先生提供家藏刘师培文稿相助。伦先生古道热肠，倾其所有而与之，并又介绍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赵万里(斐云)先生广搜家藏，鼎力相助。继而伦哲如又请中央研究院院士、语言学家余季豫（嘉锡）先生帮之雠对《刘申叔先生遗书》事，然“既而俱苦其烦”，张次溪、余季豫相继谢任。

1933年5月，郑裕孚从归绥至北平，南桂馨延请郑主《刘申叔先生遗书》事。郑裕孚不负重托，博访周咨，穷搜刘文。其在编纂中，亦奉持矝慎，异常甄酌，一字不敢删削。惟原稿多属未完，操笔时恃其博闻强记，不暇核审原书，加以印本草率，且师培字多鱼鲁，故任事格外艰辛。到1933年底，已收集校编成印张二千七百页之多，并将样书印就待审。

1934年1月，南桂馨托郑裕孚至北平和平门内后细瓦厂之立达书局，与其经理吴晓芝（德润）相商承印代销事宜时，吴晓芝领郑裕孚至该书局董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家，将南桂馨欲整理出版《刘申述先生遗书》告予黎锦熙，黎闻此举，异常兴奋，遂将郑裕孚绍介与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文典)认识。并将南桂馨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事，复诉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积极动员钱加入，钱亦乐于此项。同年2月12日，黎锦熙作伐宴请吴晓芝、郑裕孚、钱玄同于北平大美番菜馆，郑裕孚作为南桂馨代表，告在座诸位南先生欲出资一万元刊印刘申叔遗著。并与钱玄同相商，拟请其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之编纂参考编目及搜稿事。钱玄同欣然受聘参与。期间，另有在北平之刘叔雅、陈中凡、蒙文通、伦哲如、周作人等当代国学大家、藏书家，纷纷广出藏稿，鼎力相助。

其实，南桂馨与钱玄同的私交中，还有鲜为人知的一事。

1935年9月12日，南桂馨经李朝凤中介，购的北平东城马市大街双碾胡同35号一处房产，原房主言明于当年11月12日向南桂馨交房。并通知钱玄同可住至11月12日。钱玄同一虑暂时居无定所，再恐南桂馨欲加房租。10月22日，钱玄同央请徐森玉询问南桂馨双碾胡同房屋续租事。24日上午9时，南先生知道房客为钱玄同后，立即告知徐森玉不必加房租，仍按原房租即可。钱玄同甚为感激。

1937年3月底，《刘申述先生遗书》编纂工作进入尾声，南桂馨推荐郑裕孚出任职上海中央银行协纂，为此郑不能常滞北平。南桂馨复请原山西太谷铭贤学校、北平大学教授太谷赵羡渔（铭箴）、原山西太谷铭贤学校、北平大学教授胡耀宸及原天津特别市社会局阳曲崔希贤、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歙州吴承仕、清进士曲沃仇元璹、汾城贾绍孟、涿县杨为章、语言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长沙杨树达等人专任校定、排印之事，并延请山西大学教授翼城刘克笃、河津乔鹤仙两位，通篇精读三番而校真伪。郑裕孚则虽赴上海，仍负督导全书校勘之责。

直到1939年3月底，南桂馨相继耗资10万余元，历时9年许，终陆续刊印成书74种。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后，华北形势骤然紧峻，日军勒逼先生为其效命，南桂馨坚不事从。加之钱玄同先生病魔缠身，有完璧之心，穷操刀之力，《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事不得不匆匆告卒，憾致此书未竟原图。即便如此，已面世的《刘申叔先生遗书》，足以使中国国学为之一振，政学各界称誉有加，概赞南先生自“五四运动”以来，“为中国国学界彰扬汗青，推崇教术之最宏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