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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Padgett, John F.; François, Pierre (2014): Interviews: John Padgett interviewed by Pierre François, Economic Sociology_the 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ISSN 1871-3351,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MPIfG), Cologne, Vol. 15, Iss. 3, pp.47-49. 受访者简介：约翰·F.帕吉特（John F. Padgett）现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同时也兼任社会学系和历史学系教授。他曾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特伦托大学（University of Trento）经济学系以及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工作过。他也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欧洲大学学院、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塔蒂别墅（Villa I Tatti）以及意大利卢卡（IMT-Lucca）、博科尼（Bocconi）、波隆那（Bologna）和莫德纳（Modena）多所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他来自于马里兰州一个种植烟草的乡下。  问：您曾经是一名工程师，那您是如何研究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 John Padgett：我在很多篇小文章里详细叙述了自己从电气工程转向研究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职业轨迹，这些小文章可以在我的个人网页（链接：home.uchicago.edu/~jpadgett）上找到。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在1998年发布的关于我的介绍十分有趣——毫无疑问它是由比我写作更好的人写成的。简而言之，对于我职业生涯中这一不寻常的转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1）越南战争让我重新评价自己在本科暑假从事的、本应很有趣的工作——设计和建造核潜艇的声呐系统是不道德的。在理想幻灭之后，政治活动家一系列“做好事”的工作最终导致了我为新泽西州特伦顿（Trenton）市长工作。在那里，普林斯顿大学的地位在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我发现，近在咫尺的生活与我的教授和我设想的在教室中的那样完全不同。（2）其次，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是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和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共事了四年。哈里森不仅教会了我关于“网络分析”本身，更多的是他自己的结构主义-建构主义世界观。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和我在最近的合著《组织和市场的涌现》（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中就运用了哈里森·怀特“短期来看，行动者塑造关系，但是从长远来看，关系塑造行动者”这一观点。这句名言的后半部分对我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我在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期间由司马贺（Herbert Simon）的著作塑造的。现在在我有限理性的脑海中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世界观而非仅仅一个，它们充满活力地不停互相辩论。哈里森是通过归纳而不是演绎的方法来从事教书和理论化工作的。他从来不直接教授其他人理论；相反他训练学生（以及我）形成自己的风格。我对于自己不同的学生，也是如此培养的。哈里森和我翻阅了一本又一本历史书，总是在寻找丰富且经过深入研究的经验基础来挑战我们自己的先验，以此要求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哈里森总是说道，书是用来“吃”的——“吃”的时候不仅不需要彬彬有礼，反而要如饥似渴，通过五颜六色的笔记将它们吃透。据我所知，哈里森从来没有读过关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任何作品，但是他激发了我涉足从未涉足过的历史激情。在哈里森非历史的手下，“历史”并不意味着（枯燥）的过去，它意味着自我建构与重建的社会变迁。（3）我想我还要补充最后一点：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时候继续按照哈里森·怀特的议程走。特别是佛罗伦萨从我教授的“有趣”的比较-历史课程中脱颖而出，教学使我意识到那些佛罗伦萨的档案是如此丰富——如果我能学会利用它们的话就好了。后来我在密歇根风格的形式模型研究领域获得了长聘，使我得以腾出时间来学习迄今为止缺乏的语言和档案技能。 问：您关于15世纪的研究工作是如何在历史学家共同体中获得认可的？您研究中最独特的维度是什么：是量化方面还是社会学层面？ John Padgett：我所尊敬的历史学家是一群非常精益求精的人。他们不是社会科学家能轻易理解的，这其中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历史学家假定社会科学家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说的都是对的。社会科学家普遍化模型背后的朴素化约主义和历史学家特殊化叙事背后的丰富情境主义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张力。[我现在在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上组建了研究历史和演化的工作组来试图推动两者之间的对话和张力的解决。] 然而对于大多数传统历史学家来说，从认识论的迷雾中走出来的好处简单明了——你会在档案查阅上节约时间。当我第一次开始研究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只有一位叫大卫·赫里希（David Herlihy）的历史学家（现在他已经故去了）愿意和我讨论，这让我非常恼火。当时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幼稚的笨蛋，当然我确实如此。然而，在一连三个酷暑都埋头在佛罗伦萨的档案馆里从事枯燥乏味的研究后，人们注意到我并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他们一定在背后议论了我很多次了，他们也开始和我一起共进午餐了。他们都知道我在社会学期刊上发表过《强有力的行动与美第奇家族的兴起，1400-1434》（Robust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 1400-1434）一文，但是他们直到我在《文艺复兴季刊》（Renaissance Quarterly）和《现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等历史学期刊发文前依然不认可我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迫使我获得他们的认可，这样我的研究也会更顺风顺水。我现在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对历史学而言，“社会学维度”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了解社会史。同样，“量化维度”对历史学家而言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他们中至少一部分人了解人口、经济史以及“年鉴学派”。自从1980年代历史学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以来，这两个维度就被认为是已经过时的了。当然，真正的障碍还不是这两个维度，而是社会科学对普遍“理论”的追求。我尝试去和我那帮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事激烈地争辩，就像我和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同事们争辩的那样，我认为“理论”不应该被普遍化为确定性的“法则”——因为我太反对这层意义的“理论”了。“理论”应该被概念化为“寻找普遍的过程”而非“追求预测”。这是我在圣菲研究所工作时一个生物学家定义的而不是物理学家定义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自觉地坚持，认为其他人也会发现科学和历史之间并没有矛盾，只要我是通过真正的研究而不是说说而已证明给他们看。 问：您开展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它与您关于佛罗伦萨的研究是平行的：那么佛罗伦萨只是一个检验您理论假设的经验案例呢，还是有其的自主性议程？ John Padgett：我和鲍威尔的著作当然展现了佛罗伦萨的案例——但这“仅仅”是众多阐释理论的案例之一。但是这种展示的风格是误导性的。在我听到“自催化”这一术语很久前，我自己就已经研究并发表了关于佛罗伦萨的著作了。从传记的角度来看，那本书中的自催化与多重网络理论是从佛罗伦萨的案例中归纳出来的。或者按照我合作者的观点，我应该说那本书中的理论源自于我们对佛罗伦萨和生物技术两个原始案例的归纳。也正是因为这种归纳，佛罗伦萨和生物技术不能被认为是对理论的“检验”——因为我们的理论本身是从这两个案例内部生成的。但是这本书中的其他所有经验案例——从中世纪的托斯卡纳到早期现代的阿姆斯特丹到19世纪的德意志再到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这些案例应该被认为是对理论的检验。我的下一本著作将会以更加叙述性的方式撰写——站在它们自身的角度理解佛罗伦萨网络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然而，“站在它们自身的角度上”并不意味着“没有理论假设”。任何阐释都需要理论假设，无论这一假设是否被明确说过。我认识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点：他们不只是收藏稀奇古怪小玩意的古董收藏家。 问：您如何描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待经济学的典型关系？ John Padgett：这是我的世界中的另一方面——不仅是与把研究“复杂化”的历史学家讨论，也是与像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那样从事“简化”的研究者讨论。我在与经济学家打交道时深深地受到了教我的两个老师司马贺和哈里森·怀特研究的影响。换言之，如果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对有限理性（而不仅仅是完全理性）是感兴趣的且能容忍的，如果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对变化（而不仅仅是不动点均衡）感兴趣，我发现与他们的互动是有价值的，也是充满挑战的。来自形式化的思维训练对于提出尖锐的问题和按照复杂的因果链进行思考是大有助益的。我内心的工程师情结还在。但不幸的是，在我任教的芝加哥大学中，前面的这两类经济学家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在演化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中的共同兴趣，我在圣菲研究所以及意大利众多高校研究所的与经济学家合作的经历比我在本校时更多。还有一个超出我个人经验的是，通向网络的“社会资本”路径是第三个可能和经济学家和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科学家互动的前线。在我脑海中，这一路径非常契合“短期来看，行动者产生关系”，但不契合“长远来看，关系塑造行动者”。然而，时间维度上的这一重要差异肯定不会阻止潜在的有价值的协同作用。如果加上动态因素，未来可能会产生比目前更多的协同效应。 问：您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建议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初级研究者与历史学家合作？ John Padgett：对于你问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科学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挖掘深度的数据、数据和数据，也是对数据深入的处理、处理和处理。尽管从表面上说，我相信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实质性目标是一致的——即“解释”意味着理解产生利益结果的产生过程。这与人们在社会科学家研究中经常发现的跨截面统计“仅仅说个故事而已”不同。至于你问的如何：这很简单了——在档案上多花些时间。 标题为译者所加 翻译：杨端程 审校：赵德昊 编辑：康张城 你在看政观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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