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讣告出来后，他全平台的各个主页全部变成了黑白。  作为老舍的儿子，舒乙总让人感觉有些奇怪，奇怪之一是：他称呼自己母亲胡絜青总一口一个“妈妈”、“母亲”，可称呼父亲，他却总用“老舍先生”。 笔者头一次见到舒乙对父亲这样称呼是在1994年，在他写作的那篇《老舍的丹柿小院》里。丹柿小院是老舍故居的别名，所以，这篇文章实际是《老舍的家》。在文章开头，舒乙写道：
在这篇文章里，只要提到父亲老舍，他都用“老舍先生”或“他”，而不是“父亲”或者“爸爸”。  老舍全家福（后右一为舒乙） 舒乙对父亲这般称呼，自然会引起世人的好奇。他的反常也引来了王朔等人的质疑，王朔甚至递来飞刀说：“你不叫父亲，是不是对他的死有愧？” 因为王朔这句质疑，舒乙后来一直被认为“与父亲之死有间接关系”。 面对这种种，舒乙不得不站出来亲自解释自己称父亲为“老舍先生”的背后缘由。他说：
实际上，舒乙不称呼老舍为“父亲”“爸爸”的深层缘由乃是：他和父亲之间，总不像普通父子，似乎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小隔阂。 舒乙和父亲小隔阂的第一个原因是：小时候，父亲陪伴他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老舍是一个嗜文学如命的人，他喜欢安静，安静有利于创作，自然地，他经常性避开自己吵闹的孩子安静创作。 舒乙曾在回忆中说：“老舍先生平时在家是严肃而沉默的，因为他每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思考如何写作，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还在写。” 也只有爱文学如生命，才可以一门心思全扑在写作上，连“年”都不顾了。既是连“年”都不顾，自然也总容易忽略孩子，何况，老舍还有四个孩子。  老舍全家福 老舍给儿子取名看起来颇有些随意，“乙”就是一笔，所以后来人们都说：“老舍给儿子取名，一笔搞定”。 当然，对取名这个小事，舒乙是不在意的，他多少还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妙趣无穷。 舒乙对父亲的另一个小隔阂与父亲的死有关。 老舍是在1966年因受委屈而投湖自尽的，那一年舒乙已经31岁了。可能是觉得他已经成人的缘故，老舍离家投湖时没有告诉儿子。舒乙想起父亲离家那天时只说：“他（老舍）只跟三岁的小孙女郑重告别说“和爷爷说再——见——！” 因为父亲走时没有和他说任何，舒乙一直觉得心里过不去。 在公园里见到父亲尸首那天，舒乙感受到了巨大的伤痛。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时曾这样写道：
从字里行间便可知，当时的舒乙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几乎恨不得和父亲一同死去。人都说“死了一了百了”，那一刻，舒乙算是真明白了这句话。死去了，就没有痛苦了，痛苦的，是活着的人。  老舍 那天的舒乙才知道自己有多爱这个陪伴自己并不多的父亲，他摸着父亲的脸，拉着他的手，他的泪洒在父亲满是伤痕的身上。他的泪，是父亲在人间感受到的最后的热气。他一直觉得：那点热气，是他回报父亲的爱。 也是在那天，舒乙想起了自己和父亲所有的往事，他甚至记起了父亲给他的第一印象。 父亲老舍第一次给他印象大概是在他两岁那年，当时母亲带着他去撒尿。因为尿不出，母亲竟叫上父亲给他“示范”。父亲走来示范后，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 这一次“示范”，舒乙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也明白了“父亲和他一样”。 但不管舒乙对父亲的爱和理解有多深，老舍的离去都不可避免地摧毁了他们的家，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所以，在1994年那篇《老舍的丹柿小院》的末尾，舒乙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文章末尾写道：
 记者李满在丹柿小院 从这句话里便可看出，作为儿子的舒乙，对父亲的不告而别虽然理解却多少有些不能接受。或许，舒乙在心底深处会觉得：你至少应该给家人一些交代，哪怕只言片语。可老舍，偏偏就没有。 笔者认为，舒乙不论在文章还是在生活里都坚持叫父亲“老舍先生”，从来是因为以上这些更深层次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句“老舍先生”里，有儿子对父亲的敬重，却也有儿子对父亲的隔阂。 父亲死前，舒乙在林科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他所从事的工作多是科研。这样一个人，却阴差阳错地因为父亲之死而在后来“经由研究父亲开始从文”。 1978年，带着无数未被解开疑惑的舒乙开始收集资料，为研究老舍提供了最直接的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他的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后来被《人民日报》连载。 舒乙也就此走上了从文之路。  舒乙与父亲 创作《老舍的童年》的过程中，舒乙调查采访了100多人，其所耗时间精力之多可以想象。 1986年，51岁的舒乙出版了第一本散文专集，后来，他又接连创作了《我的风筝》、《老舍》、《现代文坛瑰宝》等专著。 因为不满足于教科书对老舍童年的简单介绍，舒乙开始为父亲做年谱。他还将父亲苦难的童年、曲折的求学路以及他的恋家都写进了那本《作家老舍》里。这本传记也成了老舍唯一的传记。 后来，舒乙还写了一本专门讲述老舍平生爱好的书，书名就叫《一生爱好是天然》。 或许是研究父亲久了的缘故，也或许是遗传的缘故，舒乙和父亲一样极其敢于仗义执言。平日里，只要是自己认为正义的事，他都会跳出来坚持。哪怕，这种坚持会让他承受巨大的代价。 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舒乙和梁思成儿子梁从诫、弥松颐、李燕等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 这十条建议的提出，无异于和当时的政府对抗，可为了保护文物，为了保护老北京，舒乙等人丝毫没有犹豫。 舒乙等人的建议在当地引发了强烈反响，但当时的多数人都给予了强烈反对。因为这事，舒乙还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 即便如此，舒乙也坚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他说：说了不白说。 因为舒乙的苦口婆心，北京市政府负责人终于出台了规划古都风貌的相关文件。后来，这些规划竟全部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得知消息后，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后来，舒乙还为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他还在参与实地考察并查阅大量资料后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  舒乙 宿命一般地，由科研转文学后，舒乙又爱上绘画。而他拿画笔还与他的妻子有关，他的妻子学画时总拿着画笔犯愁，一旁并未学过画的舒乙见了便说：“这都不会，我来吧！” 自此后，拿起画笔的舒乙便再未放下过画笔。爱上绘画这年，舒乙年已60多。再后来，他竟成了一个知名画家。 舒乙画画并未从师，也没有从画家母亲那里学到任何技法，他的绘画颇有点结合文学的意思。他作画，从来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他总能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也正因为此，他的画风总是很奇特。“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深情”，这些，都是画画时曾营造的典型意境。 舒乙觉得，自己在绘画上的造诣并非来自画家母亲，而是来自父亲老舍。 原来，老舍的鉴赏水平极佳，并且非常善于评画，在家时他便经常对着一张字画评头论足。时日久了后，舒乙便从父亲的“批评”中知道了艺术标准。 年岁越来越大后，舒乙对父亲的感情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如果最初父亲死前，他还对父亲有隔阂，那么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完全懂了父亲。 晚年时，舒乙创作了一篇名叫《父子情》的文章。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回忆了父亲老舍对自己的关心和教导，他还特别提到自己结婚时父亲赠送给他们的“勤俭持家，健康是福”的匾额。 这篇文章里，舒乙终于不再称呼父亲为“老舍先生”，而称呼其为“我的父亲”了。在文中，提及对父亲的评价时，他写道：
2013年，舒乙被确诊为了肾癌，此时预感自己时日无多的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父亲留给他们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江图》等20幅精品字画。 经过商议后，舒乙决定将这些珍贵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时，他说：“当我们老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批画的归属问题了。” 而此前，舒乙无偿捐献出的老舍《四世同堂》的珍贵手稿，则成了文学馆的镇馆之宝。  《四世同堂》手稿 舒乙始终觉得：国家才是这些珍贵文物的最终归宿，这也一定是父亲的意思。他说：“父亲笔名舍予，这就是给出去、给予的意思，再说，'捐出来，展出来，这是父母给我们的家教’。” 颇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捐出这些文物后不久，在舒乙年79岁那年，他的胃癌竟不药而愈。对此，他曾感慨说：“我已经 79.4 周岁了，发现了肾癌却又完好如初，我是幸运的”。 关于舒乙得癌症却突然痊愈的事，各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很可能是误诊，还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捐献文物积德所以延寿，但笔者却认为，他的“病愈”与他积极乐观、恬淡的心态有关。 在这一点上，舒乙无疑和父亲老舍一脉相承。老舍先生在世时，也一直有着乐观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在对待名利等等上，他也和父亲一样非常恬淡。 虽然他从84年开始从文，但他在文化界却从不标榜自己是老舍的儿子，更不靠父亲吃饭。每次有人在介绍他时说“这是老舍的儿子”时，他总说：
舒乙这里的“夹着尾巴做人”，实际是说：做人要有尊严，不看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舒乙在谈及父亲时充满深情，他说：“感谢自己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感谢父亲对我的影响，他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舒乙可能没想到：“正直、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同情别人、愿意帮助别人”等等这些父亲的优点，后来都成了他身上的特点。  老舍全家福 如此舒乙，当不愧为“老舍先生唯一的儿子”。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刚刚过世的舒乙先生，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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