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设立这个纪念日的目的在鼓励人们阅读和写作。当下阅读的条件实在太好了，内容不说，多数图书装帧考究，版式精美，看起来让人爽心悦目。 当我们看着眼前这些有分段、加标点的书籍时，可能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但事实上，世间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将时光倒回到一百多年前，先贤们阅读的书籍与我们完全不同，那时的书籍不仅繁体竖排，而且不分段落、不加标点，那种奇特的阅读体验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 对旧图书版式的感受如何，还是听听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吐槽的吧。 吴组缃在《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自己早年的阅读体验： 魏绍昌在《谈亚东本》一文中也对旧版小说的版式进行如下的描述： 不光是小说，那个时代所有的书籍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况从有书籍以来就是如此，延续了数千年。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分段、加标点对于阅读是何等重要了，这无疑是中国阅读史上的一次创新，一场革命。 需要强调的是，进行这次创新和革命的不是振臂一挥的政坛领袖，也不是一言九鼎的学界泰斗，而是一个出版社的普通编辑，他就是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 汪原放（1897—1980），安徽绩溪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为他所写的传略及悼词中称其为老一辈出版家、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这基本上概括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 对自己首次进行分段、加标点的创新之举，汪原放本人在事后是这样总结的： “五四”时期白话文得到提倡，逐步取代了无标点、不分段的文言文，翻译国外的作品也逐渐的增多。这种标点，分段的文体、印刷，深为读者所喜见乐闻。 在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开始校点、整理我国一些历来就拥有广大读者的古典小说。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别的人和书店做这一项工作。（汪原放1977年2月14日给山东师院《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组的信） 汪原放为何脑洞大开，能想到给图书分段、加标点呢？说起来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大的时代文化背景。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提倡和对古代小说的褒扬，很难想象汪原放会如此下力气来整理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小说；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同样很难想象汪原放缺少可资借鉴的西方读本，他会别出心裁地创造一种全新的版式和标点。 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的出版固然有其偶然因素，但细究起来，也有其内在根源，可以说它是时代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另一个则是个人的因素。 想到给书籍分段和加标点，与汪原放对英文图书的熟悉有关。据《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记载，1914年，汪原放交了十块大洋的学费，到青年会夜校学习英文，一直学到1918年，此后仍坚持自学，并阅读、翻阅了不少外国著作。 对外国典籍的熟悉使他想到借鉴外文书籍的版式和标点来整理出版中国小说。如果不是对英文的熟悉，汪原放也许不会想到这个主意。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时代文化新风为汪原放的新标点本小说作了良好的铺垫，但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基础，能否抓住这一良机，则需要个人的眼光和智慧。 亚东图书馆在当时只是一家很普通的出版机构，论财力和名气，都无法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牌出版社相比，它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领出版之新风，与编辑汪原放及其叔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这样回忆起初计划出版新标点本小说时的情形： 是“五四”后，我大病一场，到1920年初，总算好了。 有一天，我忽然对着鉴初兄（胡仲荪）说：“仲荪哥，我有一个计划，要出四部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大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先出一部《水浒》，要校得没有错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作第二部。” 仲荪哥搓着手，笑着说：“好，好。我看一定行。”…… 我于是只管去买了几种石印的、铅印的《水浒传》，又买了红银砂，动手标点起来了；同时用蓝色做分段的记号。 记得我把《水浒》标点、分段都已经预备好，急于要付排时，我的大叔对我说： “事情大概可以做。不过把金圣叹的眉批夹注一概删掉，妥当不妥当？事情不是好玩的，标点、分段，靠得住靠不住呢？” 汪原放之所以想起这个念头，显然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对四部小说的选择上看得出来，这四部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受到较高的评价。 汪孟邹之所以觉得“事情大概可以做”，与其开明的思想有关。他早年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接受维新思想，后来创办芜湖科学图书社，出版《安徽俗话报》，思想、行动还是很能跟得上时代的。也正是为此，他对汪原放的计划是支持的，但是作为老板，他还必须考虑经济效益问题。 亚东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之所以能顺利刊行，还与胡适、陈独秀等著名学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有关。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胡适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记载，早在江南陆师学堂时期，其父亲汪希颜、叔叔汪孟邹就已经与陈独秀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此后来往更是频繁，并合作开办《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推荐亚东图书馆在南方代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可见他还是很照顾老朋友的生意的。 汪原放提出刊印新标点本小说的计划之后，汪孟邹虽然觉得可行，但心里没有把握，于是就向陈独秀征求意见。 陈独秀的反应是大力支持： （陈独秀）很高兴，说：“这有什么出不得！好的，我来拿去看看罢。” 过不了两天，仲翁又来了，说：“我看过了，还要得。眉批夹注，删掉不错，让读者自己读。” 一面又对我大叔说：“前些时，适之有信给我，说他要写一篇关于《水浒》的文章。我昨天有信给他，告诉他原放在标点、分段，打算要排印了，要他早点把《水浒》的文章写好，或者可以放在前面做序。且看他回信怎么说。” 大叔道：“仲甫，你也要写一篇才好哩。”仲翁当然答应了。 有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并答应写序，还帮助拉来胡适的文章，这对汪原放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汪孟邹自然更觉得此事可行了。 能得到胡适的帮助和配合，对亚东图书馆来说意义重大，后来陈独秀因忙于政治活动，对这套书籍虽然也写了三篇序，但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倒是胡适，一直在出谋划策，成为核心人物。 胡适、陈独秀两人之所以如此热心支持和帮助亚东图书馆推出新标点本小说，其中固然有友谊的因素在，但也有更深更远的考虑，特别是对胡适来说，正可以借助出版商，达到普及学术、开启民智的目的，将他整理国故的提倡落到实处。 胡适、陈独秀的参与保证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的学术品位，同时他们在当时显赫的名声也成为亚东图书馆无形的广告。学者与出版商的密切配合使亚东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获得了很大成功，这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影响深远。 亚东图书馆首先于1920年8月推出分段、加标点的《水浒》，这是中国第一部采用新式分段、加标点的图书。卷首刊有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陈独秀的《水浒新叙》，还有汪原放的《校读后记》、《句读符号说明》。 该书刚一面世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获成功，到1928年已再版9次，到1948年再版15次，从这一数字不难想象其畅销情况。 同年11月，亚东图书馆再推出分段、加标点的《儒林外史》，卷首刊有陈独秀的《儒林外史新序》、钱玄同的《儒林外史新序》、胡适的《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该书同样引起关注，广受欢迎，到1922年已经再版4次。 第三部出版的就是《红楼梦》，出版时间是1921年5月，卷首刊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这是亚东图书馆所推出的十几种新标点本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胡适的经典之作《红楼梦考证》即刊于该书的卷首。到1930年，已经再版11次。 对学术史而言，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从此，《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学问，受到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亚东图书馆推出的分段、加标点系列小说出版后，不仅广受读者欢迎，还掀起了一场出版界的革命，各家出版社纷纷效仿，分段、加标点的图书迅速成为时尚，成为出版业的主流，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 新的标点、分段带来的是全新的版式、全新的阅读体验，与以往图书的版式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可以想象，当看惯了旧版小说的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亚东版“每句加新式标点符号，分段较多，版面显得宽疏”的新版小说时，他们的感觉有多么新奇、兴奋： 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着，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了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 我开始尝到读小说的乐趣。心里明白了小说这东西和读小说的人所受待遇新旧对比是如此其迥不相同！同时读它的还有好些同学。 我们不只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低格，如何打标点用符号。（吴组缃《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 这些新标点本小说对当时的青年学生竟然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奇迹。 胡适对此早有预感，他在《〈水浒传〉考证》一文的开头就谈到了这一点：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 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功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我想这都是读者容易看得出来的，不用我细说了。 吴组缃的上述回忆证实了胡适的这一预言。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汪原放和他的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开创了一个新的阅读时代，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方式，此话并不为过。这种加标点、分段的新图书版式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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