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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的今日，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来到世界。开启了现代派文学的波德莱尔，在进步主义高奏凯歌的时代，凭一己之力，发出了和主流迥异的哀嚎和抗议， 守护自己的内心感受的同时，直接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 200年前的4月9日，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诞生出生在巴黎高叶街十五号。这个少年丧父、随母改嫁的少年，无意间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大多数“正统”外国文学史的论述中，他创作的诗集《恶之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 即便波德莱尔去世时年仅46岁，但他在生前依旧受到了雨果的赞扬。在雨果口中，波德莱尔“像星星一般闪耀在高空”，而他的诗歌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寒颤”。 在资本主义凯歌高奏的时代，波德莱尔发出了迥异于主流的时代之音，直接把代表万人信仰的“现代性”和城市景观称为“恶之花”，并第一次让“恶”成为意象出现在诗歌中，直接击碎了此前的人们对诗歌仅能描摹美与善的想象和禁锢。 即便疫情当前，法国和世界并没有忘记这位诗人，多地正在进行波德莱尔2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包括中国，纪念邮票也行将发行。而放置在中国的语境中，周作人第一次将波德莱尔介绍给国人，距今正好100年。 在今天，进步主义似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导逻辑，我们再次谈论波德莱尔，回顾他的书写、突破及其对当下的意义，更是讨论波德莱尔和他的诗歌对当下的提点：我们自身是否有和时代潮汐逆行的勇气？ 浪荡时代：“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在《恶之花》出版之前，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过着的基本是标准的“二代”生活。他是他父亲晚年与第二任妻子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名流弗朗索瓦·波德莱尔，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艺术、文学和哲学充满热情，与同时期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孔多塞公爵和心理学家卡巴尼斯是挚友；早年服务于神职，后在参议院任职，在诗歌和绘画方面颇有才能。这给幼年的波德莱尔带来了良好的艺术熏陶。 在六岁的时候，波德莱尔失去了这位本可给予他更多影响的生父，而他的母亲在丧夫后改嫁给了一位中尉，这对敏感的波德莱尔而言是双重打击，甚至让其产生了被原生家庭背叛的感觉。自此，他郁郁寡欢，似乎快乐和他才刚刚开始的一生没有了关联。
波德莱尔 在随后的几年里，波德莱尔随继父的工作调动来到里昂读书。1832年，他进入里昂皇家中学就读，后来又回到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就读。正是在这一阶段，时年15岁的波德莱尔开始正式写作诗歌。但在当时的老师看来，他创作的诗歌显示出来了一些不属于他年龄的堕落气息。 因为坚决庇护一位同学，波德莱尔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他没有再继续学业，尽管被继父和母亲安排到了一所大学的法律系注册入学，但他直接向父母坦诚自己并不想读书，而是选择在代表着巴黎最为自由与开放的拉丁区开始了“浪荡”生活。 他开始和波西米亚作家混在一起，沉迷于对上流社会的蔑视。酗酒、吸毒、滥交，成了他的实际生活。这没有带给他快乐，声色犬马并没有真正解决波德莱尔存在主义式的危机。在日后的诗作中，波德莱尔将其形容为“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在当时已贵为将军的继父和母亲看来，这种生活方式是很不体面的。1842年，他们决定采取行动，让波德莱尔坐上一艘名为“南太平洋和平机器人”的船前往印度，他们希望“古老”的东方智慧可以拯救这个没有在既定轨道上成长的儿子。 这种改造最终失败了，但却意外地给波德莱尔日后的诗歌带来了重要的特质：对感官的重视。在这段旅行中，波德莱尔曾一度居住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美丽、绿色、繁茂的莫里斯岛。满目的绿色带给波德莱尔丰富的感官体验，他开始玩弄感官和文字：气味产生视觉，视觉变成纸上的文字，他的诗歌开始充满联觉和主题联想。 在评价波德莱尔的诗歌时，作家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说：“他诗作中的景致经常从巴黎的浊雾和泥泞跳跃进阳光明媚、晴空万里、遍地芬芳的国度。”即便在波德莱尔最忧郁阴沉的诗行里，也有一扇窗户开向蓝色的印度洋面。 21岁时，波德莱尔长大了，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因此，他可以献身于诗歌、写作和批评，而不必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在审判席上：道德败坏的禁书作家 和想象中不同，波德莱尔即便在能够包容各种异端的“世界文化之都”巴黎，依旧不被接受。最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波德莱尔，是一个为“邪恶”歌唱的禁书作家。 在禁书作家的身份之前，让波德莱尔闻名于全巴黎文学圈子的是他的“沙龙写作”，也就是现在的文学批评。因为衣食无忧，波德莱尔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出没于各种巴黎的文化场所。作为“世界文化首都”，巴黎从来不缺博物馆和画展；波德莱尔也继承了生父的爱好，时常会创作一些绘画。 在1845年和1846年，波德莱尔把自己作为一名“自由文艺青年”游走巴黎所得的经验写下来，出版了《一八四五年的沙龙》和《一八四六年的沙龙》两本书。在这两本书中，波德莱尔是勇敢的，他几乎对所有的艺术门类都进行了批评，绘画、音乐和文学纷纷成为其评论对象，而这两部作品也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 在波德莱尔看来，对一副画的批评，就要用跟绘画一样艺术的方式来进行，十四行诗和哀歌是合适的形式。他认为文学批评不应该是干瘪的，而也应该跟其指涉的对象一样是艺术的。“我真诚地相信，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故意把所有感情的流露都剥夺净尽。” 在进行沙龙写作期间，波德莱尔正式开始创作诗歌。1843年，波德莱尔开始写作后来被收入《恶之花》中的一些诗歌。此时的他，因继承了曾经身为名流的生父的大额遗产，不用担心生计的他得以更加自由地写作。 在结集出版前，波德莱尔把这些诗歌发表在法国的文学刊物上。但一开始，只有比较小众的文学杂志接受了波德莱尔的诗歌。1855年，当时知名的文学刊物《两个世界评论》（ Revue Des Deux Mondes）录用了其中的18首诗歌，而《恶之花》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18首诗歌甫一发表，便遭到了当时仅是一份讽刺小报的《费加罗报》的批评，先是一位未名的小记者，而后一位掌握话语权的记者也对波德莱尔的诗歌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因为毫无保留地书写自身的痛苦和肮脏不堪的现代社会，波德莱尔和当时正在利用技术不断拓展人类极限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甚至是有伤风化，并涉嫌丑化宗教。 1857年6月，波德莱尔决定把自己的诗歌以《恶之花》为题结集出版，以应对相关的批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诗集的出版却遭到了更大范围的批评。《恶之花》的出版引起了官方的关注，法国当时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甚至专门见面，讨论应该如何应对。最终，官方决定对波德莱尔提起公诉。1875年8月20日，波德莱尔站上了法庭。 法庭对波德莱尔的指控集中于两点：一是他的几首诗以宗教作为主题，他在诗歌中提到了撒旦，这是对神的不尊重，法庭认为甚至用了“渎神”这样的表述；第二，因为对性的直接描摹，当局认为波德莱尔的诗歌是“有伤风化”的。 这让波德莱尔颇感意外。在他原本的认知中，诗人不应该得到这般对待，人们应该对诗歌更宽容，他也坚信自己会被判无罪。在当时的法国，站上法庭的波德莱尔不是孤例。福楼拜也因为《包法利夫人》被控“有伤风化”而站在同一位置，但最终被判无罪，波德莱尔坚信自己也会得到宽容。 但是，现实没有按照波德莱尔想象中的路线发展。主审波德莱尔案件的正是力主《包法利夫人》应该遭到惩罚的著名律师，他最终并没有如愿。这位法官似乎带着怨气，希望把自己的愤怒都发泄到波德莱尔及其诗歌之上。 最终的判决结果让波德莱尔大跌眼镜，也让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抑郁。在法庭裁决两点指控中，“渎神”不成立，但“有伤风化”被认定成立。法庭认为，《恶之花》中的六首诗需要被删除；与此同时，波德莱尔和《恶之花》的编辑都遭到了罚款。在他看来，这一结果是不正当的，但当时的环境也很难让其进行反抗。 而对于波德莱尔的审判，让他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也成为了苦难的化身。当后人回顾这段公案，都多多少少地认为波德莱尔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遭到了侵犯。这次审判，无意间让波德莱尔站到了邪恶的对立面而获得了声名。 在遭到审判后，波德莱尔倍感孤独。当然，他也没有认为来自他人的支持会让他变得更好。在审判后，波德莱尔并没有彻底沉沦下去，反倒是在积极应对存在的危机。他反驳称，自己不是在给“邪恶”高唱赞歌，而是揭露现实中有“邪恶” 的存在，自己的诗歌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仅仅提供给能看得懂的人，而不是对这个社会毫无认知的妙龄少女们。 与此同时，波德莱尔在为第二版《恶之花》做准备。他重新创作了一些诗歌，并把一些文学评论和散文收录其中。让人遗憾的是，在这一版本中，波德莱尔没有把被勒令删除的六首诗收入其中。 即使死后，针对波德莱尔的辩论也未停止。1892年，诗歌界希望能在巴黎的几所高校树立波德莱尔像，并在他的墓碑上撰写文字为他平反。这一举动遭到了法国几所高校的集体反对，学校和诗人群体们针锋相对，甚至认为学校不可以教授波德莱尔的诗歌。 无论如何，波德莱尔依旧对法语诗歌影响深远，并成为法国多次诗歌运动的滥觞。而后世大多的法国诗人都选择站在波德莱尔的一方，法国当代诗人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曾言：“言语之实从未如此好地展现，我将这本书视为光。”而后来引发“象征主义运动”的诗人马拉美、魏尔伦和兰波，也都纷纷成为其支持者，站在了波德莱尔身后。 波德莱尔在中国：从“先进”到“落后” 在波德莱尔诞生100年后，他的诗歌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1921年，周作人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第一次向正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人，介绍了出生于同年的三个作家：波德莱尔、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把他们的名字译为波特莱尔、弗罗倍尔和陀思妥也夫斯奇。 在介绍波德莱尔时，周作人说道：波德莱尔的诗歌充满“病的美”，“正如贝类中的珍珠”，并认为波德莱尔是颓废派的鼻祖。周作人认为，所谓的颓废仅是表层，更深层次的则是猛烈的求生意志，“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周作人最终给出的结论，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切中了理解波德莱尔及其作品要害的，他认为：“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具体到波德莱尔的创作中，则表现为“颓废的恶魔主义”。 周作人并不是平白无故地要写作这一篇文章，凭空介绍三位陌生的外国作家给当时的中国人。相反，他针对的是当时出现在新文学领域内的一些思潮，希望借以三位作家予以廓清与纠偏。借由波德莱尔，周作人指向的是当时在日本已有喝着苦艾酒和咖啡就自称是“颓废派”的留学生了。周作人担心，这些新作家们不过是“旧酒瓶上的新招贴”，希望新涌现出来的作者们能先将各个流派的的代表人物与著作略加研究，再制定自己的方针。
在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波德莱尔诞辰200年纪念活动。 1921年，五四运动的余威仍在，并逐渐影响到文学领域。对当时的中国诗人来说，波德莱尔的引入，恰逢其时。向一切旧的事物宣判的五四运动，正需要这样旗手般但又实际有文学成就的人物以供学习。武断地看，波德莱尔身上的最终特质便是反叛，只不过他反派的对象是当时的五四有识之士所苦苦追寻的现代性。 具体到文学层面，波德莱尔的诗歌带给中国当时诗歌的是全然的“新”。首先，他突破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美”的事物对意象的垄断，无论是花、水、竹还是带有吉祥意味的动物，都可以将“死亡”、“妓女”、“病身”、“破洞的长袜”带入了中国诗歌视野中。而波德莱尔直接表达对自己境遇不满的态度，以及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肮脏城市的厌恶的态度，也被当时的新青年们看中，这也正巧映照了他们希望新青年们能够直接对现实表态。 波德莱尔对中国新诗的另一影响，便是“象征主义”，他因此被称为“象征派诗歌鼻祖”。波德莱尔和他的诗歌，直接影响到了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及在法国学习雕塑、可以直接阅读法文原本的李金发。而波德莱尔和他的诗歌，更是成为了“新月派”捍卫自己的诗歌观，以应对郭沫若和胡适对“新月派”诗歌的攻击。 “新月派”诗人戴望舒和徐志摩，反对过度坦白奔放的诗歌；在当时，郭沫若的《女神》大行其道，近乎口号式的诗歌有力地捶打着读者。胡适则认为，含蓄的中国古典文学已经没有了活力，需要彻底地打破。他为了给自己的论点做注脚，他用半文半白、甚至是完全的口语写成了《尝试集》，意外地获得了大量的赞誉。 波德莱尔和他的创作，大量地采用了象征的手法，而不是坦白奔放，一整首诗甚至都是全部用象征的手法完成，而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意象或是字句。波德莱尔成为了“新月派”向反对者宣战的战旗。1924年12月，徐志摩在《语丝》上发表了《恶之花》中《死尸》一诗的译文，他在其中没有吝惜对《恶之花》的赞扬：“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是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 在左翼文学兴起之后，波德莱尔反倒成为了落后的代表：在左翼文学观中，现实、阶级和政治、“为人生”等概念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文学应该为现实斗争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 与之相对，波德莱尔的诗歌专注于自我的感觉，借由从内心迸发出的感受，直接表达对世界的观点；阶级和现实政治，从未直接出现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在左翼文学的文学观点中，文学的普适性和普遍性都遭到了质疑。对于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性而不是文学性本身。而更多在文学技法上想办法，甚至整首诗歌都在用象征主义的手法的波德莱尔，自然成了“落后”诗人。 在改革开放前，波德莱尔的诗歌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但在特殊时期，《恶之花》的手抄本悄然在困顿的青年群体中流传，一时成风。“文革”后的“文学热”，让波德莱尔广受朦胧派诗人及文学青年的热爱。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人群体，也多次公开表达了波德莱尔对他们的影响。 据波德莱尔的译者之一刘楠祺回忆，自己第一次知道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是在1979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的课堂上，任法语专业教师的刘自强第一次让他知道了这样一位诗人，当时也无法找到民国时期的译本。刘自强就把波德莱尔的诗打印出来，再发给学生。 1978年底前后，刘自强顶着压力在系里做了一个报告，向学生介绍波德莱尔。在刘自强看来，波德莱尔不止是把诗学从古典的理性主义中解救出来，还把诗歌从浪漫派的多愁善感中解放出来。她也认为，波德莱尔把诗歌放在一些感观上，同嗅觉、视觉、听觉联系起来，“诗歌就更有声有色有味，更触及心灵”。 活动结束之际，当时的西语系的领导便上台指出波德莱尔是一个“颓废派诗人”，应该批判地看，怎么能这样正面地谈论他。刘自强没有理会，波德莱尔就这么在一代人心中生了根。 在时代发出异样的声音：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 在主流文学史的论述中，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起点。正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让波德莱尔得以统领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福克纳，再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头看波德莱尔，他更是一位勇敢者和自有阶级的背叛者。按照继父和生母的想象，波德莱尔可以在他们的安排下顺利入学法律系，毕业后体面地成为一名律师，也可能和那位成为审判自己的律师一样掌握权力。 波德莱尔却做出了全然不同的选择，他没有选择成为一个既定路径下的精英，而是选择了成为一个控诉者和诅咒者，他用充满激情、真诚和革新的诗句，将现代城市生活的罪恶和忧郁带入诗句，让一切原本不可以直接诉说的事物变得可见，地下世界的人物被诗意地重新塑造，罪犯、妓女、工人成为主角。 如果仔细考究波德莱尔的生平就可以发现，他并不是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是仅仅关注自己，更不是一个颓废者。相反，他在年轻时曾经积极地参与现实政治，甚至经历了法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从波旁王朝复辟，再到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直到拿破仑三世登上了第二帝国的皇位。 在推翻七月王朝的运动中，波德莱尔尤为积极，并创办了一份革命刊物，甚至参与了六月起义的巷战。革命的结果让波德莱尔失望透顶：“我对政治彻底失去来兴趣。” 波德莱尔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深信不疑的革命，到头来却是迎来了一位皇帝，一切的努力是否皆是虚妄，历史像是一个循环，又回到了1789年5月5日前没有发生大革命前的法国，因为至少暴力的种子还没有埋下。 而在波德莱尔生活的年代，现代城市裹挟着现代性高奏的凯歌，想踏遍每一寸拥有人类文明的土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代生活并不是美好的，只有越来越污浊的空气、满目秽物的河流，以及身陷其中痛苦不堪却不得不过活的人民。正是这种对于现代生活给居于其间的人带来痛苦的直接描摹，让波德莱尔成为了现代主义艺术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 哲学家本雅明给了波德莱尔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典范，甚至出版了《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的专著来讨论这位诗人。借由波德莱尔的诗句，本雅明重新审视19世纪的巴黎，来解释这些诗句是从何生发的。 在本雅明看来：“波特莱尔的诗句营造了突发性与疏异性的感受，因此读者需要花时间思索与消化，这一方面体现了现代艺术令人费解的走向，也与现代人的经验方式息息相关。”无论如何，在波德莱尔身后，艺术和诗歌都发生了变化。 曾经，波德莱尔与无数法国青年一样炙热地投入革命，对一个时代的绝望进行过直接的反抗；同时，在孤独、苦闷、狂热、忧郁的现代生活中，波德莱尔反抗古典主义的写作方式，拒绝虚伪的话语表达，借助忧郁的诗句，让现代生活的罪恶变得可见，从失败者身上发现时代的病灶。当我们在200年后重新讨论这位诗人的时候，进步主义和技术再次以一种更紧密的方式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身在当下的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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