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智：我临《玄秘塔碑》——谈谈我的柳体情结

——该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

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一般，但是极爱书法。我喜欢别人看到我写的字后夸奖我，这可能是人的本性，也可能是年少时的虚荣心在作怪。到了现在，每当看到有人写书法，我都会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只要不是走“歪道”，我就要赞扬一番；这并不是虚伪，而是因为贬低和训斥，容易让学习书法的人，尤其是初学者半途而废。

我年轻时当过兵、当过共青团委书记，也曾做过平面广告模特，因为喜欢武术，我还学过少林拳法。我学的东西还不仅于此，真、草、隶、篆、小楷，鸟虫、满白、细朱，山水、花鸟、人物，京歌、京戏、京韵大鼓，诗词、编剧、表演，花样轮滑……哎呀，那时的我真是见一样喜欢一样，兴趣可谓相当广泛。但是话说回来，我骨子里还是最喜欢书法，尤其喜欢柳体书法。我从6岁起就开始临习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几十年临习下来，它改变了我的心态、思维、逻辑，甚至脸型、体型、气质……

我一直认为，练习柳体的人都是真爱书法的人，因为柳体太难、太完美，它的“正确性”太没的商量。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执着地爱着它。学柳体难成大家，一方面，完美的东西本就难练，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才会有些模样。另一方面，就是古今充斥着大量的柳体谬论，包括近代有些楷书教案中的“谬教”。我在给别人讲柳体的时候不管他是谁，我都要先讲三个基本原则：熟宣、侧锋、纯狼毫，剩下的就是永无休止的苦练了，因为功夫是需要极度“正确的稳定性”的。

2015年春季，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新研习了《玄秘塔碑》技法，并根据各方资料严格考证校对了此帖的碑文，之后又采用了新的章法模式重新书写了此帖足本（1302字）多部。因柳楷法度的要求极高，故而我在这项工作中可谓耗尽心力。值得一提的是，柳公权的楷书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虽然受到众多人的顶礼膜拜，但也不乏批评者。从宋代开始，因人们无法超越唐人书法的法度和精度，所以书法在审美的追求上，也跟随着宋词的步伐转向了情志、意趣等方面。我觉得《玄秘塔碑》就是“徒手的圆规”“舞中的芭蕾”，其技术性、精准性都达到了极致，估计后人对于柳体的非议，多为上下求索后产生的高不可攀之后的“嫉妒”情绪，此现象在文艺评论中实在不足为奇。在这次对《玄秘塔碑》重新研习、书写的过程中，我不但用柳体的笔法书写补齐了其中残缺的字，还根据实际情况将碑文中的部分单字进行了调整。比如我将帖中不理想的单字不再临写，转而寻找其中“品相精彩”的单字进行填充、替换，最终将《玄秘塔碑》文中的每一个字“调理”得更加趋于完美。有人说“修理”字帖中的败笔，会改变原来的味道，我以为“柳体”是书体，是柳公权写字的个性、习惯、模式的集中表现，而且柳公权也不是神仙，我们在学习其字帖的时候，对其中极少出现的小失误和已知的瑕疵应该要适当地改正，否则这些小失误会被我们当成柳体的风格和特点，随着学习而将错误逐渐放大。

曾经有人问我柳体的根本是什么，《玄秘塔碑》的神韵又在哪里？我做过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玄秘塔碑》好似一个制作精巧的鸟笼——细、硬、光滑、无刺、直弯有度、精准无误、奇正相生，从动笔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不能失误，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那就是“法度森严”，但这同时也可能被人说成缺少书写的随机性，没有回旋余地。其实，这种自始至终的高度紧张感，正是柳体的魅力所在。我的这个比喻、这些理论全部来自于我一直以来极其严格地、无数次地对《玄秘塔碑》的临习和探究。我认为柳体最具个性的特点就是行笔要中、侧锋共用。当今书法家一直用中锋笔法来标榜自己的“正宗血统”，但从历代名帖上看，比如王羲之、孙过庭等书法大家的用笔，其最玄妙、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细节几乎全是侧锋。其实，在现实的书写中，我们在坚持中锋的理念驱使下，都在不自觉地使用侧锋，只是有些人不敢直接面对而已。我在《玄秘塔碑》的书写中，竖画基本采用了“侧切中行”的笔法，但是在横画的书写中，我所使用的笔法几乎全部是侧锋——直接切笔而入，之后速度极快地向右侧锋行笔，且挺直光滑。

在此次《玄秘塔碑》书写的章法布局中，我进行了精确计算，采取了4尺6开宣纸，装裱成32开册页的章法形式。如果将册页拆开后，可4张1组直接装入8个镜框中变成楷书8条屏。由于柳体的完美，导致了我对其文字内容和外观形式都达到了近乎苛求的地步。

唐代严谨清刚的楷书风尚，被宋代的闲适安逸所取代。自此以后，楷书不再如唐代那样崇尚法度，尤其是最严格的柳楷，而我对柳楷却是一见钟情且情有独钟。一直以来，我都在用柳楷的标准修身、修心、修相，我想我对它的倾心，必将换来它的回眸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