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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海湾战争爆发30周年。回顾当代世界军事转型史，海湾战争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影响人类战争发展轨迹的一次经典战争，而且是两极格局解体大背景下，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分水岭。海湾战争对战争面貌的革新，极大地冲击了“二战”以来形成的传统战争观念，震动并促使世界各国由自发到自觉投身新军事变革，其对于战争思维和作战思想的广泛深刻影响延续至今。 拓展了战争认知内涵海湾战争作为一场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常规战争，宣告了高技术局部战争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其所蕴含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极大撼动了传统战争观念，令世界各国切身感受到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建设取得的硕果，为后冷战时期各国军事力量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成为引领第四次军事变革的先声。 海湾战争作为美国主导的“联盟战争”，直接军事目的首先是解放科威特，其次是打击萨达姆政权并摧毁伊拉克战争基础和军事潜力。美军从一开始就不追求占领伊领土，避免同伊军打消耗战、持久战，而是明确地以摧毁伊军作战能力为目标，由传统的歼灭对手有生力量转变为破坏对手发动战争的实力基础。因此，美军采取削弱驱逐型战争模式，对伊军“先瘫后驱”并夺取战场主动。 在42天的海湾战争行动中，美军成功控制住战争规模和波及范围，没有陷入消耗补给难以为继的困境，通过军事上的快打快撤和控局稳局取得完胜。 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武器装备性能临近物理极限、信息化武器装备处于起步阶段的一场常规战争。无论是大纵深迂回的“左勾拳”地面进攻，还是海空防区外远程打击，以及全面电磁压制和天基支撑，都体现出现代战场范围的大幅延扩。多国联军作战行动表明，信息化战场空间纵横立体，前线后方难以区分，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界线日益模糊。 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未来战场层次和维度仍将不断增多。物理域涉及陆、海、空、天以及深地、深海、深空等；信息域包括网络、电磁空间等；认知域包括心理认知、机器识别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战场对抗的交锋之处。 海湾战争虽然仍保留有机械化战争的“旧貌”，如大兵团机动和集中、粗放式后勤保障，但信息化战争轮廓已现端倪。传统机械化战争的基本原则已无法完全适应信息化作战环境。实际行动中，多国联军已由集中兵力谋求数量优势转变为集中火力和信息优势，由集结大量部队发起递推战役行动，转向精准灵活投放作战力量。大量采取远程精确打击方式，使得战场出现非接触和非线性作战特点。 在持续38天的空中战役阶段，美军舰机大都在伊军探测范围之外发起防区外打击。精确制导弹药只占弹药消耗量的8%，却摧毁了伊拉克80%的高价值目标；隐身飞机出动架次仅占总出动架次的2%，却攻击了53%的目标。世界各国均认识到，高技术武器效能只有依托C3I系统才能得到充分释放，未来作战将是精确战、导彈战、电子战、机动战、心理战等并行协同的综合较量。 催生了作战样式演变机械化战争形态向信息化以及智能化战争形态的转变，是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过程。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首次向世界展示了信息化战争概貌，具备压倒性优势的现代化作战样式得到实践验证，奠定并深刻塑造了其后军事行动的基本特征。 一是信息成为制胜前提。战争的本质是夺取作战控制权。海湾战争首次让制信息权超越制陆、制海、制空传统“三权”，成为直接影响指挥效率的新高地。信息开始从一种分散性、局部性、辅助性资源，向着主导和支配性资源转化。战斗力三要素中，信息逐渐成为激发物质和能量的核心要素，夺取制信息权成为贯穿战争始终的首要任务。 从海湾战争开始，信息对抗成为现代作战的先导。多国联军采取软压制和硬杀伤电子战手段，实现对伊“全空域、全时域、全频域”覆盖；除掌握制天权、制网权外，联军还利用光电对抗掌控制夜权，制信息权成为战斗力倍化的杠杆。海湾战争中，美军从发现、定位、瞄准、攻击到评估5步需要100分钟，在伊拉克战争中缩短至10分钟。2020年，美军试验信息融合项目，从卫星、无人机发现目标到炮兵开火仅需20秒。 海湾战争还催生了网络战、心理战等作战样式，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基本都设有专职网络作战力量，美军2009年组建网络司令部，2018年升格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 二是体系成为对抗焦点。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特征是体系对抗。海湾战争中，美军以体系思想策划和指导海湾战争，以“系统集成型”体系对抗伊军“数量规模型”体系，体现出“信息主导，综合集成”的作战效能观。美军在募兵模式、训练方式和组织样式上贯彻工程学思维，把诸多作战要素、作战单元耦合成协调运行的作战体系，实现力量编组一体化、部队编成一体化、后勤保障一体化，最大限度发挥作战效能。美军利用配套化、标准化、兼容化手段，整合30多个联军国家的力量单元，合理配置、有机融合作战资源，形成了“1+1>2”的聚合效应。此外，多国联军始终紧盯伊军指挥控制系统，连续重拳攻击造成其防御体系的整体瘫痪。 海湾战争促使各国着力融合作战要素，实现体系效能的最优最大化。当前，军事对抗形态呈现出信息赋能、网络聚能、体系释能的新特点，个别装备之长无法弥补体系能力之短，以人工智能和泛在网络为支撑的大作战体系正在形成。 三是联合成为行动关键。早在海湾战争之前，美军就致力解决联合作战指挥问题。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进一步明确战区司令权力，从体制上解决了军种干预作战指挥的局面。海湾战争是对改革后美军作战指挥链的实践检验，时任美军驻海湾部队司令施瓦茨科普夫被赋予指挥全权。在他的统一指挥下，美军打破作战师编成，根据任务需要增加相应兵种组建特遣部队。由于指挥层级减少，各军兵种间的协同配合空前紧密顺畅高效。 此外，美军在海湾战争中首次建立战区C3I系统，从中央司令部前指到兵种司令部、军师司令部及大型武器系统，都有C3I分系统或终端，大大提升了联合指挥效能，保证了作战计划制订、遂行战斗行动、安排空袭批次、地面兵种协同的紧张有序。依托联合作战指挥，“空地一体战”理论首次大规模实战运用，就在100小时地面作战中打垮伊军，展示了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巨大优势。此后，世界主要国家进一步推动部队力量编成上的一体多能，实现按能力编组和按需要联合的灵活搭配。 加速了军事理论创新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海湾战争让世界各国认识到，若不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必然陷入被动受制的挨打境地。只有把理论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才有可能先于时代、引领未来。以前瞻理论探索改变“游戏规则”，已成为世界军事发展的主流趋势。 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军充分体验到联合作战所蕴含的巨大效能，同时也认识到联合作战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系统化的联合作战理论来指导复杂的军队建设和作战。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展开了作战理论大讨论，最终把联合作战理论确定为全军共同的作战理论。1991年，美军参联会颁布JP-1《美国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条令》，标志着美军联合作战理论体系的确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军逐步形成“构想-概念-条令”依次衔接、滚动发展的联合作战理论研发机制，把开发先进作战概念作为创新发展联合作战理论的先导，主动设计战争、引领战争。目前，美军致力推动战场感知、网络通联和指挥控制三大因素的无缝融合，形成了“信息主导、体系破击、网聚能力、自主适应”联合作战制胜机理。 理论创新的根本是思维创新。军事理论创新的过程是自我否定、自我颠覆、自我超越的过程。海湾战争将美军越战失败的阴霾扫去，但美军在战后总结时特别提出要防止“胜利病”，认为海湾战争的胜利得益于理想的客观条件，指出海湾战争的特殊性可能会制约部队汲取教训的能力，必须力戒盲目套用海湾战争经验，应为赢得下一场战争提出新的作战理论。 特别是，当前美军为应对大国竞争，对联合作战概念的开发空前活跃，如最新的“联合全域作战”概念。美军建立健全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并通过参联会主席指令为联合概念开发提供制度保障，打造联合概念开发完整链条，完善实验评估、独立红队等联合作战概念开发方法，并鼓励联合作战概念开发竞争创新，旨在培育挑战自我的创新文化。 海湾战争后，美军开始惯于利用参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机会，客观检验变革成果。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再以行动中暴露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逻辑起点，酝酿新的问题导向，推动军事变革不断深入。例如，科索沃戰争充分验证了美军在《2010年联合构想》中把“远距精确打击”和“信息战”列为“未来战争决定性因素”的正确性。精确制导弹药使用比例由海湾战争中的8%提升至35%，令其成为战争史上首次由空袭决定战争胜负的战例。科索沃战争暴露的经验教训，又成为美军革新作战理论的催化剂，战后美军迅速开发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并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付诸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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