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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本可以梗概成主人公保罗在母亲莫雷尔太太和情人米丽安和克莱拉之间纠结的叙事。在莫雷尔太太的大儿子威廉在世的时候，“她几乎是靠威廉过日子”。劳伦斯的叙述是：威廉像是母亲的骑士，像佩带着代表着母亲的纹章上战场。这是极具中世纪骑士小说的浪漫传奇的叙述。威廉忽然地去世导致母亲拼命地把保罗留住，情感的焦点转移到了家里的独子保罗的身上。由此展开了一副母子间似乎是弗洛伊德式俄狄浦斯情结的图式。在劳伦斯的叙事中母亲对保罗的情感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这种威力确实存在着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的影子，米利特的《性政治》中提到“此书劳伦斯至少重写过两次。最后的定稿……是在弗里达（他的德国妻子）向他解释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后写成的”，包括本书的书名也是在他妻子的大加分析以及建议下由保罗的名字改成了《儿子与情人》。虽然有某种弗洛伊德的影子存在，但劳伦斯表达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强调的是母亲外部激励儿子的效果，而非儿子心理天生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固着，即“体现在保罗身上的恋母情结明显复杂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家庭而非力比多造成的恋母情绪，即是母亲因婚姻逐渐与丈夫的对立而被迫生成的恋子情结导致了保罗被迫的恋母情结，而非主要是保罗自己内部的性驱力。在他与母亲有关自己的绘画争吵的时候，莫雷尔太太说出了一句反弗洛伊德俄狄浦斯式的话语：“而且我从来没有——保罗，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丈夫——没有真正的丈夫……”而保罗用不去爱米丽安的保证来安抚母亲，随后儿子与母亲的互相亲吻被忽然回到家的莫雷尔打断。之后莫雷尔因为吃了母亲给儿子买的猪肉馅饼，妻儿与他争吵，并准备动手打儿子。这样的情节描述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太过趋近，以至于总是忽略母子背后向外的社会因素。莫雷尔太太这句话其实真切地证明了保罗自己那种俄狄浦斯的情结并非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在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固着的恋母情结，而是妻子对于丈夫彻底失望后情感焦点的转移。这种彻底失望是有过程的，妻子有着上流上会的意识而选择下嫁给劳工阶层的矿工丈夫，因为丈夫曾经的情欲之火点燃了她被思想和精神压制和支配的生命的火花，这是劳伦斯的描述。但瞬间的激情过后是快速的失望，这种失望可能是贫穷、彼此文化成分的不同、教养孩子的方式不同等一系列事情的复杂因素导致。莫雷尔的男性特权不断地被削弱，孩子们与母亲联盟与莫雷尔抗衡，而莫雷尔用酗酒、激怒和疏远家人作为反击。但父母的分歧在保罗身上内在化，他者的情感纠葛内化成保罗自身矛盾的情感成长。因此，保罗心中某种俄狄浦斯式的情感是母亲激化的，母亲的情感偏执源自当时社会女性的地位和家庭生活的不顺。这也是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对当时的性压抑假说中“精神分析对心理压抑的诊断，并未考虑引发心理压抑的社会氛围”的质疑。其实早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和阿德勒就因为对他的导师的一切源于性驱力的解释不满意而先后与弗洛伊德决裂，而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更注重社会与家庭环境对个人的影响的个体心理学。而福柯在批判这种压抑性假说的时候，认识到“19世纪男人对其妻子和孩子所具有的强大的法律效力开始逐渐丧失……而精神分析取代了父亲真实权力丧失所留下的真空”。这种真空使得精神分析形成了某种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就是不断地向内、向心理深处挖掘，而忽视社会压抑的问题。对此，米利特说的更直接：“弗洛伊德逐渐抛弃了他早期认为女性气质也许主要是由学习过程和社会压力造成的这一假设，越来越偏执地认为女性气质认同于体质的、本能的或遗传的倾向。虽然弗洛伊德也顺带提到了社会因素。”弗洛伊德这种逐渐努力转向生物学领域可能与当时实证主义科学的影响有关，这种实证就是米利特强烈指责的“阴茎嫉妒是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理论的基础”，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弗洛伊德的异想天开。后来卡伦霍妮就提出的“子宫嫉妒”来与之抗衡。正是这种父亲逐渐的缺席和长子忽然地离世导致了叙事焦点的单一指向，这种焦点集中在了母亲的凝视上，它落在了保罗的身上，面对母亲时刻通过凝视所产生的某种压抑的权力。对于母亲厌烦自己青梅竹马的情人米丽安，保罗起初并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米丽安的性的欲望，保罗“硬把自己心里这种需要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事而压了下去”，即便是亲吻，保罗也觉得“不知道有什么力量阻挡着他”，他也知道“必须克服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才能吻她”。在因为与米丽安讨论自己的画作时把母亲的面包烤糊了，为此母亲与保罗发生了激烈地争吵。母亲说出了一句奇怪的话：“可以让另外的女人这样，她没给我留下任何余地”。这种余地其实就是米丽安象征着的灵魂部分，而另外的女人就类似保罗的另一个情人克莱拉的肉欲部分。在精神上，米丽安与莫雷尔太太拉扯着保罗的灵魂。叙事上，劳伦斯将这两个女人的拉扯叙述成针锋相对。但对于有夫之妇的克莱拉莫雷尔太太却能相处的很融洽。莫雷尔太太要坚守住保罗的灵魂是自己的，而肉欲的事情毕竟有着乱伦禁忌阻碍着。保罗也觉得在面对米丽安的时候，自己是“精神上的瘸子”以及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上总处于“局外人”的位置。在保罗与米丽安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性行为之后，保罗便丢下了她一个人。之后，“跟米丽安分手，他几乎马上就找上了克莱拉”，而保罗与克莱拉完成了第一次的性行为之后，克莱拉便强烈地“感到他一味想要摆脱他”。在聚焦批判保罗抛弃一个又一个女性，女权评论家米利特是犀利和严苛的，认为即便是他的母亲，他也抛掉了，用了近乎残忍的手段加快了母亲的死去，米利特认为是保罗尽快摆脱母亲好“去继承等在前头的无限美好的男性世界”，这种世界就是“获得成年男子地位应该赋予他的那种权力”。这种权力是米利特极力证明的男权制社会所赋予的每一个成年男子“人的身份，而女人，是肮脏的性的身份”。在保罗这两次的性行为的最终达成以及与莫雷尔太太对其产生的性压抑的之间，保罗延宕着自己的情感，拒绝与任何一个女人建立完全的关系，灵与肉的割裂是最寻常的解释，在这种割裂中母亲对保罗性压抑的威力占比很大，这种威力是强势的，她强烈地在乎着保罗灵魂的归属，忽略其他问题就成了矛盾的争吵点。特别在保罗的绘画艺术方面，文本中米丽安的母亲比莫雷尔太太更关心与鼓励保罗的绘画，与米丽安的思想交流激发了保罗绘画的想象力，而莫雷尔太太更关心的是保罗以及他取得的成就，这种成就也是莫雷尔太太自己的理想和想要追求的，她想要让保罗按照自己的图式成长。保罗说“我是为我妈画的，可是我想她是宁可要钱的”。“母亲—保罗—绘画”这种叙事情境贯穿了整个文本，“从母亲身上，他汲取了创作的力量”到“他母亲临死那天他完成的一幅画就是他最后的作品……他再也拿不起画笔。什么也没有了”的转变。绘画作为保罗曾经的理想以及之后的职业倾向，寄托了保罗精神上的依靠。基于这个文本强烈的自传性质，画的内容可以在劳伦斯本人的经历中找到端倪：劳伦斯本人在他母亲去世当天开始画一幅画，画的内容有着强烈的性驱力倾向，即内容是“那个女子身躯的轮廓和隆起的胸部被那男人的身体挤压在一起”。这区别于他之前的风景画，约翰沃森的传记中说这是“一幅不受约束的动物人画像”。如果非要从保罗的风景画中找出些某种情欲的端倪，在对米丽安解释他的画为什么像是真的时，保罗说：“仿佛我画出了树叶里发亮的原生质……不是去画那僵硬的外形……只有发亮的才是真的生命力。发亮的才是精髓”。而在描述遇到莫雷尔之前的格特鲁德（莫雷尔太太自己的名字）是被精神压抑的“发不出光来”。考虑到劳伦斯小说中生命力总是由情欲的旺盛来表现，画—发亮—情欲这种连接和劳伦斯自己的画中确实可以象征出某种弗洛伊德式的性驱力文化转移的理论解释。而细微的差别是保罗的绘画是与莫雷尔太太是同生共灭的。他扔下画笔，不愿步母亲的后尘。之前面对病床上的垂死挣扎的母亲，保罗将之看成是继续束缚自己不屈服的力量，“我真巴不得她快死”。之后保罗的一系列行动与想法，即在牛奶掺水去掉营养、在牛奶中加入大量吗啡、想用被单捂死母亲的想法。这种“弑母”的最终行为，是对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某种有力的反叛，可以理解为是保罗最终切碎母亲带来性压抑的某种报复。保罗在逝去的母亲床前哭泣的泪水是复杂的，怜惜与愤恨并存。在埋葬了这些情绪后，保罗“朝着隐约中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城市走去”，传记中认为“正如这部小说所表明的，丧失亲人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解放”。在今后的路上，保罗抛掉了他身上两个自我的投射：米丽安和克莱拉。他也终结了令他倍感压抑的母亲，以自己强大的自我主体性的方式埋葬了这些他者。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在《儿子与情人》的叙事中呈现清晰的脉络，劳伦斯将男女的性别二元对立起来，经常用太阳与月亮来象征。在文本中，米丽安与克莱拉都被保罗的某种男性气质轻而易举的吸引与召唤，这其中总是缺乏着些许为什么的疑问，但保罗认为这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为什么就是后来波伏娃和米利特批判劳伦斯的阴茎崇拜论。米丽安并不崇拜阴茎，所以保罗踢开她；克莱拉被保罗的性能力震颤过，她似乎有着崇拜的意思，但是克莱拉的心不在保罗的身上。这是灵肉分割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式的理解。但或许，米丽安可能是最适合与保罗进入婚姻的。米丽安幻想着世界应该是“既无罪恶又无性关系”的地方，但她听完保罗说话后总是将小拇指吮吸在嘴里，这个动作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婴幼儿自体性欲满足的表现，这种表现也可能延续到成年期。劳伦斯持续反复描写米丽安的这个动作，尤其在最后一章重复了两次。鉴于劳伦斯重写过这本书以及1912年在一封寄友人的信中做出了弗洛伊德式梗概这个文本的理解，再加上米丽安即使厌恶着性行为但还是献身给了保罗。这种献身勉强算作某种灵肉合一，但却不是保罗认为的。所以最后一章里保罗再次拒绝了米丽安要求与之结婚的请求，因为劳伦斯小说与弗洛伊德理论都隐匿着某种后来女权主义评论者强烈批判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劳伦斯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也确曾提出了“我感到人们仍然需要为了实现阴茎崇拜而斗争”这样的叙事目标。而米丽安并没有这种崇拜，“米丽安几乎拼命希望自己是个男人”，与保罗的姐姐“安妮就喜欢做个姑娘”相对。米丽安又痛恨着男人，并且“一向要求独立自主”。她不会依附于任何男人生存，她比参加了女权运动的克莱拉更具有新女性的特质。这才是保罗拒绝的原因。波伏娃批判劳伦斯的婚姻观是为了“持续地和彻底地崇拜男性生殖器”，她认为劳伦斯这种“在性和男性生殖器之间划等号”的观点是不合理的。但也正是劳伦斯赋予男性的这种至高的性权力，之后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下层阶级的猎场守护人麦乐斯对上层阶级贵妇人康妮的性逆转叙事似乎才变得轻而易举。波伏娃认为劳伦斯试图通过小说教育女子要忠诚与顺从，放弃自我主体性，完全接受是男性他者的身份，将身心毫无保留的献给男性。在性压抑叙事文本中，由于劳伦斯的小说与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的纠缠，使得这个文本极具典型意义。“保罗算得上是一个悲剧的原型”，而叙述者保罗和作者劳伦斯的脐带并没有剪断，就连激烈批判劳伦斯的米利特都承认“这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因为它带有作者深切的亲身体验”。传记中认为“保罗是个悲剧性人物，而劳伦斯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是劳伦斯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弗里达（她也是有夫之妇），而保罗的克莱拉回归了她的丈夫。最后一章的结尾保罗走入热气腾腾的城市似乎隐匿了作者终于找到了合适婚姻某种积极的展望。传记中认为莫雷尔太太“缓慢又恐怖的死亡”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也打破了保罗与2个情人的叙事僵局。作为性压抑叙事中保罗从挣扎着溢出母子关系到某种解放的转移，抛开了克莱拉，否定了米丽安。这些都是令人惊异的叙事选择，但也包裹着劳伦斯自己成长经历中的艰难地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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