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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如此沉重而又如此的自然，它会在你生命的某个瞬间如开关一样突然开启，逼迫你的余生不断思考它。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在思考它的时候只是在生命即将垂危之际，即“垂死病中惊坐起”，萨特对波伏娃说：“我们该怎么处理丧葬费用啊？”随后他抓着波伏娃的手说：“亲爱的海狸，我非常爱你”。当然萨特只是个例子，他终身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发誓要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的最后一个句号上才允许让死神将我拽走。像弗洛伊德一样，执着地思考它，弗洛伊德甚至提出了“死亡本能”的理论，但他依然日夜忧惧着它，他保持着对它清醒的认识，在一次昏倒恢复意识后，他竟然说：“死亡的感觉肯定非常甜蜜”，这与福柯在一次车祸倒在血泊中那神秘的微笑都像是某种神启的感觉。他有一天忽然偶遇一个他的青年学生，他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然后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千万不要为我悲伤”。福柯是第一批倒在艾滋病毒中的文化名人，而他晚年与这个病毒争分夺秒地争夺自己生命的所属权，他为了完成他的《性史》写作，但并未完成6卷本的预期，他没有赢过死神。他的《性史》第二卷与第三卷总有种将自己风格化的生活融入进自己研究中的感觉。并没有什么肯定理由认为福柯死于性，但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感染梅毒的著名的尼采死于1900这个独具特色的年份。我们都知道尼采在自己著作中对女人的某种鄙夷，但“在19世纪末，三期梅毒相当于今天的艾滋病”。在那部著名的《都灵之马》中，漫长的长镜头令我曾经快进了三倍，但这种长镜头是必须的，为了表现尼采的某种精神病现象。在现代有人为了保留这长镜头而自杀，他叫胡迁。尼采过度手淫，他有食粪癖，这种癖好有吃自己粪便，喝自己尿的喜好。她的妹妹在尼采死后篡改和光环化了尼采的生平，就像安娜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那稀奇古怪的性要求和求爱信删改与涂抹掉，毕生致力于光环化自己忠爱的丈夫的所有著作和信件。抛开这些光环后，抛开那些附加的吹捧和指责，那确实才是真实而客观的段落，当我凭借着写祖父的死获得一万元钱的时候，我想用其他人的死换取自己的金钱是否得当，但记录本身就是反抗，你能留存的那些记忆是对这个无序的熵增宇宙的最孤傲的抵抗，纳博科夫将自己的记忆结集，力图细化每一个细节之处，回忆自己的父母亲朋，回忆自己的童年，在其中，我看到了纳博科夫对睡眠的憎恨，“我一生都入睡很困难”，“睡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联谊会”，“创作造成的紧张和精力的消耗常常迫使我去吞下一片能让我做一两个小时可怕噩梦的强效药，甚至接受午睡这种可笑的解脱”，“我与意识离别的痛苦都存在着难以形容的反感”，“在绝对黑暗之中，我的头会发晕，神志在拙劣的死亡挣扎中消融”（116页）。睡眠是死亡的预演，纳博科夫恐惧着与意识的诀别，就是恐惧着那种对精神性东西的掌控，所以记录它，将梦的留存也依然是某种控制意识的表现，对于陷入无意识的深渊的恐惧，对于在洞穴深处迷失方向感的恐惧，对于一切的失控的焦虑与恐惧感，我必须再次强调的是，那一天晚上，它就像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开关一样，像是撒旦钻入了我的脑子里将那个开关开启，随后的我发生了异常恐惧的现象，后来我知道了那个时候的我叫惊恐症，这个病症2000年才正式定名。那一天晚上我因为过度呼吸导致了濒死感屡屡发生，那一刻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刻，那一天晚上，我去了急诊，检查心脏，母亲在一旁咒骂，像往常一样骂着父亲的无能，骂着我的懦弱，而那个时候正是她的哥哥查出胃癌后坚决不治病等死的时刻，就在那一晚上，我遭遇了我27年中最可怕的景象，频繁惊悸，频繁濒死，就像是《妖猫传》中杨贵妃在那个黑暗的棺材里苏醒后用手和指甲挠着棺木一样的绝望，就像是之前在梦中梦见跳楼时的惊悸，而这种惊悸被漫长的延长，那一刻，心力交瘁，生不如死。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林奕含和胡迁为什么自杀，张纯如为什么自杀，以及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后来我在写该死的研究生论文期间和漫长的11次心理治疗中，用认知行为疗法和精神分析法心理医生开始进行疏导，我发疯似的搜寻一切相关的书籍，我知道了森田正马，我知道了威斯利医生，我得知了臧克家的焦虑症和郁达夫的抑郁症，我尽一切可能搞清楚那一天晚上我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那么恐惧，像五头狮子一样围在我的面前，像狼群在撕咬我一样的感觉，随后惊恐症爆发了4、5次，在8月到12的每个星期四我去医院接受心理治疗，惊恐症逐渐缓解，现在它依然阴魂不散，我靠着吃谷维素和维生素B片当作安慰剂吃，每天晚上的入睡就像是死亡的预言，心率总是在那个要与意识脱离的一刻迅速增加，我靠着抗焦虑的书籍中的每一句鸡汤式的话语强行入睡。后来，在疯狂地搜集与研究生论文的写作中，我研究性之外，开始研究死亡。有个冰块问我：“你写完了性下一步干什么？”作者福尔斯这样描述到：“大约在23岁左右，福尔斯开始思考上帝存在问题和死亡问题。死亡令他惊怖，“对自己变成空无感到非常恐惧…他意识到自己只是无垠洪荒中的微尘，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同时，他也接触到加缪的存在主义理论，感到“反叛突显人的尊严，人必须不断地直面自身的虚无”，而且，“ 艺术成就是一种补偿”，“永垂不朽是人的最高雄心”尽管当时文笔稚嫩，他巳经有了以不朽之艺术克服个体之湮灭的雄心并视“立言”为获得永恒的唯一方式：在成名前漫长的年的奋斗中，他贫寒、生病、害羞、不善社交、抑郁，害怕陷人与父母一样的平平庸庸、籍籍无名的状态，“丧失信心，害怕世界，只剩作家梦作为唯一的希望”在随时随地都瀕于崩溃的心理状态下，写作既是他逃避现实、逃避郁闷、逃避平庸的唯一手段，是他接通幻象世界、自我安慰的唯一方式，又是他彪炳千秋的唯一道路和唯一激情，写作的“雄心与能力的混合物使他坚定得不顾一切”。在1963年《收藏家》一炮打响之前，他已经刻苦写作了15年左右，完成过10部无法发表的作品。”而福柯在1934年这样自述：“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巨大的惊恐。现在看来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很少有人记得德弗斯谋杀案。可是我记得自己真是被吓坏了。我想那是我对死亡的第一次强烈恐惧。”从这种恐惧到那次云淡风轻地对着他的青年学生说出那句话的漫长过程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建设才能表现地那样云淡风轻？偶尔看见这样一句话“大多数的事情，不是你想明白才觉得无所谓，而是你无所谓后才突然想明白的。”用征服死亡恐惧来破除自己对焦虑症的担忧是威斯利医生强烈拒斥而欧文亚隆极力研究的东西，在《精神焦虑症者的自救》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平行来看的话，后者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愿意鼓起勇气去看。就像科比直升机事故，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是清晨我远在苏格兰的妹妹发来的消息，我的第一感觉是疫情期间有谁这么无聊开这种玩笑，于是点开微博，我看到了一个暗红色“爆”的标致，用了好长时间才确定这他妈居然是真的。让我立刻就想起来我本科4年结识了一位车祸中突然去世的作家加缪，我本科论文的研究重点作者。在确证这件事的荒诞性之后我选择的漫长地沉默，在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消息时，区别是什么呢？本科大三我看了加缪的传记，觉得他的死是荒诞的；现在得知科比的死，是惊恐。区别正是焦虑症在其中增添了这沉重的肉身。科比之于我有啥意义？或许就是初二打篮球时杰子的一句你的转身投篮很像科比啊；或许就是每次背身单打的时候我并没有自信选择科比的动作，更多是韦德的抛投；或许就是我自己在家中做了一个小型篮筐，用买的6厘米的塑胶小篮球每一次像科比得奥斯卡动画片奖那个小男孩里用软球投篮一样模仿科比的动作，或许就是在他终局之战时我选择看库里冲击400计三分而后悔看科比最会一战。总之，他之于我就是遥远的某个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正如加缪在他的领域中以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这些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自有他们的独到之处，而他们的死正是符合尼采的那句话：“当你们死，你们的精神和道德当辉灿着如落霞之环照耀着世界：否则你们的死是失败的。我如是愿意着死，使你们、朋友们为我之故而更爱大地；我愿意复返于地，使我于诞生我者之地中得享安息。”而这一句话正是我写祖父那篇文章的题记。这句话将价值与死亡相连，也正是我母亲的哥哥在觉察到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感叹自己的人生毫无价值，只求一死的原因。对于科比于今日的追思会盛大举行，在死去的差别上来说，那架直升机上的另外8人死亡的寂寞无声。我不想讨论这种生死不平等的现象，但正如贫富差距一样，生死不平等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一个流浪汉的死亡，我记得这曾经是三毛所极力描写的一类人群，比如鲁迅笔下的间或一轮、用手走路、夏瑜坟上的画圈等等，在我母亲的哥哥的心中，他愿意用对死亡的决绝来换取他此生毫无价值的感叹，这正是他的悲哀之处。相比那句莫名其妙而又异常精彩的话：“live fast,love hard,die young”,科比的一生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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