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茫茫夜》这个文本中，它的结尾戛然而止，因此作者之后所写的《秋柳》接着这个结尾，两个文本连接在一起形成比较完整的叙事。可以简约成吴迟生—于质夫—海棠、碧桃这样一个连接。在分析这个连接之前，考虑到五四运动时期与旧文化道德的决裂时刻，郁达夫前期的小说叙事可以是这样一个连接：旧伦理道德—性解放—个人解放—国家解放，最著名的就是《沉沦》。 聚焦于文本中将身体作为某种性解放的核心点，而这个文本极其特别的部分是作者对吴迟生—于质夫超越友谊的叙事在文本发表后引起持续轰动与指责，即同性恋叙事；除此之外是于质夫的自性恋和恋物癖；继而是于质夫—海棠、碧桃的异性恋叙事。 在身体与性的场域里，法国哲学家福柯给出了某种独特的分析角度与视野。福柯在考古一种机制，一种性态机制，这种机制被逐渐固定了下来并为现在的我们所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先于我们存在的。（53页）身体是“我们在被任何类型的话语所范畴化之前便被给定的东西”（161页）。而“之前给定的东西”就是福柯在《认知的意志》中着力梳理的性态机制，受到这种权力机制的影响，我们认为的身体是话语性，而话语本身与知识权力相连，因此话语性身体之前的模样是什么呢？ 在此，拉康将身体理解为前话语性的就比较贴近，在我们认识身体之初，婴儿期的时候，从镜子里第一次惊讶地注意到自己的时候，婴儿在意识深处肯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而这种震撼我们一无所知，婴儿周遭的一切以及他自身都一无所知。但婴儿从成人的口中开始通过语言开始习得某种身体语言时，这个时候的身体“是我们从语言中获得的主观性结构”（162页）。而成人口中所言的身体概念来源于何处呢？我比较同意拉康的身体概念。那身体自身客观的概念在哪呢？ 比如同性恋被病理化、非正常化、变态的时候，还有其他所谓变态的性态，比如暴露癖、恋物癖、恋动物癖、兽奸者、自性恋者、窥淫癖、恋老癖者、异装癖者等等数种被病理化为反常现象，但为什么只有同性恋“从这些可能的范畴所构成的兽群中跳出来的唯一的一种范畴，它们大多数都并未幸存下来”（54页）。 如果它是相对异性恋来确定的反常，试想如果存在平行宇宙的另一个世界中的反常现象会不会是异性恋呢？在我们的世界，同性恋这一变态类型占据了性变态的首要位置，这正是值得凝视之处，也是性态机制渗透进入的部分。但福柯强调的是权力的生产性，即在看似压抑同性恋或者说压抑性变态的时刻，性变态的分类本身就是权力在生产着性话语，权力强化着性变态，在肯定异性恋为正常的时候，将同性恋视作他者。之所以是他者，因为性作为正常是繁衍，作为反常是愉悦。如果你的欲望与愉悦连接，那就站在了性的历史合法性的另一面。 福柯指出，最初同性恋是病例化和被迫害的，但当同性恋者自己接受并肯定同性恋概念时，从认同中实现某种解放（77页）。这就是福柯权力观中最重要的那点建议，反抗从权力内部开始，即同性恋话语的出现作为压抑性权力的同时它生产出某种策略，这种策略等待发现，当某种指责被接受的时刻起，那这种话语权力的力量就开始被削弱，所以反抗的过程发生在话语权力内部。比如王小波《黄金时代》里王二与陈清扬一起接受了破鞋话语的压抑性权力，从而完成了接受性反抗，在性禁忌与性耻感巅峰的文革话语权力场里完成了他们的性解放般的黄金时代。这就是作者用叙事权力对那个时代的某种反讽性叙事。 首先，郁达夫之于《茫茫夜》中的同性恋叙事率当时天下之先，在作者接受这种叙事的时候，于质夫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我主体性异常强大的人，他的主动性体现在他先入为主的将吴迟生、海棠、碧桃的思维在自我的意识中演绎一遍，而他们事实上与于质夫在意识中虚构的形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他们都成为了于质夫的他者，读者是从于质夫口中得知这些人物的所思所想的，他们的个体性被模糊了。而于质夫自我在自己的意识中演绎了某种三角关系，即吴迟生—于质夫—海棠、碧桃。碧桃是于质夫自认为的吴迟生的某种投射，海棠的处境是于质夫自我孤冷意识的某种投射。 该文本的主人公于质夫，可以看到作者之前所写的《银黑色的死》、《沉沦》等文本情境是在场的。这种在场性强烈体现在于质夫自述的“孤冷”一词中。在这种孤冷的氛围里，“他的面上忽然滚下了两粒粗泪来”，因从东京酒馆午夜出来一个人走在黑寂的街巷时（《银灰色》），因“他的循环性的忧郁症”（《沉沦》），“神经过敏而自尊心颇强”，因与吴迟生分离，因为一个人住在古旧的旅舍，因为性欲与女性的隔阂（《茫茫夜》），咬鹿和班15岁碧桃的脸的时候（《秋柳》）…… 在文本的叙事中，作者演绎了一出与吴迟生同性离别时凄美的景象，而这种凄美都出自于质夫的自我想象。在文本的结尾处，作者演绎了一出与海棠、碧桃异性孤冷离别的景象，同样也出自于质夫的自我意识，而他者的真实意识或者想法是被悬置的。这种角度对于郁达夫的文本，或者说自传式叙事性文本（特别是第一人称文本）都是具有决定性的角度。 在分析这种三角的关系，要提出另一位作家即劳伦斯。1934年8月16日，在写完《故都的秋》交给催稿的《人间世》杂志后，在北平回杭州的火车上郁达夫看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并在回杭州后即刻写了一篇书评《论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当时郁达夫将“lover”翻译成了“爱人”，比“情人”加重了灵肉合一的意味。他认为：本来是以极端写实著名的劳伦斯，在这一本书里，更把他的技巧用尽了。”特别是“描写性行为的场面，一层深似一层，一次细过一次，非但动作对话，写得无微不至，而且在极粗的地方恰恰和极细的心理描写能够连接得起来。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名词，他都写了进去，但能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 而劳伦斯在他的文本中总会叙述到某种三角关系，而在女权主义批评者米利特看来的劳伦斯的某种独创性叙事就是“发明了一种新的三角关系”，即处于中心位置或顶点的是男性，在一角是一位女性，而另一角则是一位男性。这种新式的三角关系叙事颠覆了中世纪骑士爱情三角关系，即顶点是贵妇人，另两边是丈夫和骑士情人；其次是欧洲大陆三角恋爱关系，顶点是男性，另两边是妻子和情人。（359页）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米利特认为“我们不会忘记，麦乐斯的第一位情人是他的上校”（395页）。 而《茫茫夜》中在于质夫的自我意识演绎的叙事里，确实存在着劳伦斯新发明的这种叙事的痕迹，这又并非是模仿。但是考虑到《茫茫夜》的发表时间（1922年2月）和作者阅读劳伦斯的时间以及是否会像米利特一样发现并概括出这种新的三角关系的问题。显然作者是一个创作者，他不必苦心孤诣的研究某种模式的相似性，但是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某种断袖龙阳的叙事，在南北朝的娈童现象，这些现象被当做隐匿的秘闻延续着。作者只是重新捡起加入了现代化的叙事与自我情绪后的文本。 文本中的吴迟生是19岁，于质夫是26岁。这种年龄差距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叙事年龄差距的。而特别要指出的是福柯在研究普鲁塔克的《爱欲论辩录》中着重分析了这样一个连接“品德高尚年老男性皮西亚—年轻漂亮男子巴西恩（18岁）—年老女性伊斯梅罗多尔（30岁）”，年老男性与年老女性共同追求年轻男性最终年老女性取得胜利的叙事文本。处于中间位置的年轻的男子，一边是年老女性，另一边是年老男性。这里18岁是古希腊时代一个男人即将成为主动者，可以参与城邦政事的年龄，也是古希腊同性恋中，年老男性自觉断绝与年轻男子交往的年龄，这与中国古代娈童成年，长出胡须之后的年龄截点差不多，区别是中国在乎的是“男生女相”而福柯研究所强调的是那种复杂的友谊。确实，作者在描述吴迟生时有着将之女性化的痕迹：面貌清秀、眼睛柔美、嘴唇不大不小，身体不十分强，声调婉转。 在考察于质夫—海棠这段连接前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赋予人物的恋物癖和自性恋地方，即他“将一个香烟洋货店25岁的女人骗来她口袋里就的手帕和针，奔回家，闩上门，“将那两件宝物在自家鼻子上深深地闻了一回香气”。“取了镜子，把自己的痴态看了一忽”，并用那针刺向自己的颊上，用那手帕将血珠揩拭，看着手帕上的腥红与闻着香气，“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然后“抱着针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寝”。这里面的针与手帕明显的具有性隐喻特征，是可以体现“性欲比人一倍强盛的质夫”的某种叙事情节。而在以同性恋开端的文本基础上继而加入这样的叙事，对于五四时代性解放的冲击不言而喻了。 再次，区别于福柯指出的那个文本段落里三角连接实际上的中心点是那位女性，这种叙事的关注点具有颠覆男性主体性地位的意味在里面而被福柯特别指出。在三角模式里女性占据中心点在如此古老的文本中都存在并在那个男权性社会中最终被肯定的重要原因是伊斯梅罗多尔以婚姻这种性的合法性为目的的强调。在这种目的下一切主动被动都失去了某种色彩。而郁达夫《茫茫夜》的文本中确实一个特殊的场域，即妓院。在这个场域建立连接时是失去性的合法性的光环的，但在那个时代是允许快感合理性的年代。 作者与海棠的相识是作者于1921年曾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教了半年书，有过一段放荡的经历”，因学校校长痛斥军阀马联甲，他便收买学生流氓在学校捣乱，驱赶校长，学校成为新旧势力冲突的战场，教学秩序被严重破坏，郁达夫陷入到《茫茫夜》中所说的“便同丧家之犬一样，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所以“性欲比人一倍强盛的质夫，处了这样的逆境，当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然瞒着了同住的几个同事，到娼家进出起来了”。在那里结识海棠，“年龄27岁，身材矮小，头发稀少，额头很宽，下巴特长，相貌不佳。父母去世后被拐卖到妓院，与一位中年小官吏相好，生了小孩儿。小官吏离他而去，她只好重操旧业，不过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没有客人。” 于质夫将自我主体性中的孤冷投射到了在妓院提出的三个条件“不好看、年纪大、客少”，而海棠的处境增加了这种投射的效应。而15岁的碧桃与于质夫的连接就成为某种恋童癖的体现，而这种癖好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处在快感合理化的范围内，而妓院的场域本身就增加了这种合理化的效应。在面对于质夫在碧桃身上投射的某种吴迟生的影子，可以看作是作者故意将文本前面同性恋叙事强硬地在消解，最终在主流异性恋情的叙事下努力的将叙事结构拉向平衡，舒缓单一同性恋叙事对舆论的冲击力，但依然引起当时的轩然大波，迫使作者连续发表辩驳的相关文章即《〈茫茫夜〉发表之后》、《我承认是“失败了”》。 聚焦于《茫茫夜》这个文本，于质夫的三段恋叙事的冲击力在逐渐减弱，到结尾突然滑向了某种人物的恶心与叙事的虚无，于质夫感到A地是死城而自己是活死人，“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暗的夜气吞没下去了”。这是作者文本习惯性落寞结局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只能说于质夫对于“大地回春，阴阳交泰，花放蕊，兽交尾”的情爱的希冀的淡落，总要离别，总归感伤，“海国秋寒卿忆我，棠阴春浅我怜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