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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元197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逝世 孙中山与黄兴并称“孙黄”，黄兴数次在紧要关头坚决力挺孙中山——“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孙中山赠给黄兴的这副对联，也足见两人感情之深，信任之笃。但就是这一对亲密战友，在整个辛亥革命史中却是分歧不断。 因国旗样式险些闹翻 1906年冬天，同盟会讨论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提议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因为这纪念着当年兴中会参与广州起义的诸烈士的鲜血。对此，黄兴坚决反对。 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提议用井字旗作为国旗，因该旗有平均地权的含义。孙中山却不喜欢井字旗，认为该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而对于青天白日旗与日旗相近一事，孙中山提出可改作红蓝白三色，这样既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又增添美观。黄兴仍不接受。 双方意见无法统一，孙中山甚至放出狠话：“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听到孙中山的“不逊之言”，黄兴一怒之下找到宋教仁，表示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据宋教仁记述：“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 此事最终以黄兴让步告终。在写给胡汉民的信中黄兴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外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此后几年，黄兴亲临前线，先后指挥了包括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内的10余次武装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黄兴“迭任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 处理宋案靠法律还是武力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5天后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高干会议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联合日本，立即起兵推翻袁世凯，黄兴则反对借外力解决内争，主张靠法律解决宋案。 黄兴认为当时中国的边疆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就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既然“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 让黄兴最担心的还是南方武力不足以抗衡袁氏，况且当时国民党内掌握重兵的人(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等)都不愿此时出兵讨袁。单凭孙黄几个赤手空拳的人不能成事。 最终，孙中山还是选择了武力解决。黄兴则主动担起了“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的指挥重任。“二次革命”最终失败，孙黄流亡日本，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只见过寥寥几次，关系降到了冰点。 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国民党丧失团结战斗精神所致，准备筹建新党即中华革命党，并亲自制定了党的章程。每个入党的人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按手印，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孙中山说：“革命必须有惟一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然而黄兴认为，要求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时宜的，“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两者都违背黄兴所信奉的平等自由精神。 黄兴的立场，曾招致陈其美等人刊文攻击。因陈的文章中颇多过激之辞，令黄兴极为不快，故黄兴对“中华革命党”也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1914年5月底6月初，孙中山致信黄兴，建议黄兴“静养两年”，黄兴随即黯然赴美。 黄兴去世前两人冰释前嫌 即使到美国后，黄兴也从未公开表示过对孙中山的怨怼。李根源、程潜、柏文蔚等“黄派军人”组织欧事研究会，“别树一帜，与孙对抗”。他们欲推黄为领袖时，黄拒绝道：“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革命党的分裂持续了两年，后来欧事研究会的成员基本都重归中华革命党及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孙中山与蔡锷等多次电报催促下，黄兴回国，与孙中山冰释前嫌。两人和好3个月后，黄兴因病去世，终年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了丧礼。 孙、黄二人的分歧无关个人品格，只同各自理念相关。黄兴长孙黄伟民评价孙、黄关系时说：“是兄弟，有分歧，有意见，但不能说是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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