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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教授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疗法转化为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使现代技术与传统中医师们留下的遗产相结合，将其中最宝贵的内容带入21世纪。 ——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 1.7亿年前的侏罗纪，蚊子的始祖就已经与恐龙同时代登场。一亿多年的生存让蚊子具备了很强的适应力，每一种杀虫剂都会被蚊子进化出来的抗药性所击败。在人们反复、大量地使用几年之后，DDT的威力逐步丧失了。与此同时，疟原虫对氯喹也产生了抗药性，曾经被视为“王牌抗疟药”的氯喹也不管用了。不幸的是，此时人类拥有的绝大部分抗疟药全都属于奎宁类，无论人们再怎么变换花样研制新药，抗药性很快就产生。蚊子带着几乎销声匿迹的疟疾又一次卷土重来，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在第三世界国家，每年大约有一亿多的疟疾新发病例，100多万人因此丧命，人类在对抗疟疾的道路上似乎又走回了原点，研制新的抗疟药物刻不容缓。“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就是蒿类植物。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在《诗经》诞生近3000年后，一位叫屠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正是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时光追溯到1967年，此时美越激战正酣。越南的气候炎热潮湿，蚊虫众多，疟疾成了两股军事力量的心头之患。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是战斗减员的四至五倍。疟疾同样困扰越军：高烧、头痛、呕吐、昏迷，甚至死亡。北越士兵经常打游击战，大多流窜于丛林之中，饱喂蚊子，疟疾一来就倒下一大批。因此，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面对蔓延的疫情，越南政府则向中国和苏联请求帮助。1967年的中国正值文革，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但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挥下，当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500多名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从中药提取物、方剂、针灸等六个大方向寻求突破口。1969年初，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在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找分离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和她的研究小组翻阅了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筛选出了最有希望的青蒿，但初期研究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实验结果并不理想，她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屠呦呦再一次转向了古老的中国智慧，重新在经典医籍中细细翻找。这时，东晋人葛洪记载的青蒿草拨开了历史的烟尘，吸引了屠呦呦的注意。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屠呦呦发现了对青蒿治疟能力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看到“绞取汁”后，屠呦呦恍然大悟，她意识到高温提取可能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重新设计了实验过程，改用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这一步，至今被认为是当时发现青蒿素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所在。1971年10月4日，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屠呦呦终于成功提取到青蒿中性提取物，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从神奇的小草中提取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恶性疟疾、脑疟有着强大的治疗效果，挽救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神奇物质，被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人称为“中国神药”。2011年9月23日，有“诺贝尔奖奖风向标”之称的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在美国纽约揭晓。颁奖典礼上，屠呦呦这位既没有留学经历，又没有博士身份，更没有两院院士头衔的中国老太太笑容满面地站在领奖台上。这是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颁给中国科学家，也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4年后的2015年，这位中国女科学家又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零的突破。然而，尽管我国在青蒿素的科研中遥遥领先，但在国际市场上却一败涂地，尴尬地沦为外国只要公司的原料生产地。数据显示，全球青蒿素类药品产量50%以上的份额属于跨国医药巨头诺华，赛诺菲公司占20%，印度企业占20%，中国企业仅占不到10%。每年全球抗疟药销售额中，中国仅获取不到1%。围绕青蒿素，还有一些纷扰不已的功劳之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功劳全归给屠呦呦一人，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但屠呦呦的获奖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或许不仅仅是一座奖杯，更是一种扎实做事的精神。如今，当年参与“523”任务的人，基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们的贡献，同样值得被历史铭记。疟原虫的抗药性越来越强，青蒿素类抗疟药能够抵御疟原虫疯狂的进攻吗？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疟疾还能掀起多大的波澜？人类在历史上只征服过天花这一种疾病，是否也能和疟疾说再见？这些问题不仅是医学领域热议的话题，也事关着人们的生命。相信随着抗疟疫苗的研发、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攻克疟疾手段的日臻成熟，人类终将稳步走向消灭疟疾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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