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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距诺奖还很远 因创制新型抗疟特效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80高龄的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日前荣获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临床医学奖。由于许多拉斯克奖获奖者日后均获诺贝尔医学奖,因此有舆论称,中国科学家终于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然而,3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出炉,屠呦呦落选。就屠呦呦个人而言,或许真的“只差一步”,可中国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距科学高峰,相差又何止一步之遥? 首先,诺贝尔奖是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成果的追认和肯定,只有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长期稳定投入、不断获得成果的前提下,才能体现其真正价值。由于多方面原因,中国在这些领域起步就已比发达国家晚了几百年,教育-科研-生产的良性循环远未具备应有规模。尽管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显著改善,但基础科学原本就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积累和磨砺的功夫。 即以此次获奖的青蒿素而言,尽管原料、原药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成药的知识产权也完全属于中方,但由于决策误区,中方厂商不仅主动将成药专利送给瑞士诺华、法国赛诺非等国际厂商,且在争取联合国、WHO和欧盟等组织预供应商资格方面动作迟缓,导致最关键的非洲等市场,用中国原料、中国专利生产的“洋青蒿素”大行其道,中国自己的产品却只能“打擦边球”。如果说,同样“只差一步”,争取应有的市场利益、份额,显然比“博奖项”有意义得多,要知道,青蒿素原料和成药销售利润比约为1:20。 中国科技和世界高峰的另一个重大差距,是重初始研究,轻改进、更新和换代,仿佛推出成果便万事大吉,精力往往转到新项目、新领域,而国际上则更注重持续研究和“渐改”,充分挖掘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潜力。即以抗疟药而言,前几代由国外研发的产品——氯喹和SP都有几代或十几代产品,每隔几年就推出一代,以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而青蒿素制剂诞生至今已近30年,除了单方变复方外,改进均不显著。非洲方面的信息称,一些地方的疟原虫已出现对复方青蒿素的明显抗药性。倘若中国科学家故步自封,“青蒿素神话”被打破只是时间问题。相较于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和有关方面,似应在科研成果的更新换代上迎头赶上这“一步”。 对屠呦呦落选诺贝尔奖的反思 2011年诺贝尔医学奖昨日揭晓，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来自加拿大、美国和卢森堡的三名科学家因在免疫系统方面的贡献获奖。遗憾的是，其中之一的加拿大细胞生物学家拉尔夫·斯坦曼已于9月30日逝世，让人不胜唏嘘。 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格外令国人关注，原因即在于前不久，向来有诺贝尔医学奖风向标之称的国际生物医学大奖“拉斯克奖”，由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其时就有不少人预言屠呦呦离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可惜此番医学奖公布结果，屠呦呦落选。对那些有“诺奖情结”的人来说，这个结果无疑很令他们失望。 当然，落选诺奖并不意味着屠呦呦的成就不够突出。在历经190多次失败后，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对世界医学界的贡献和进步意义不容忽视。然而，由于诺贝尔奖多重视基础性理论研究，而青蒿素则更多偏向于临床实验，因而，与诺奖无缘也在情理之中。 抛开诺贝尔奖的基础理论性偏好不说，青蒿素在抗疟疾的应用上，是否有着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地位，也是诺奖看重的因素之一。在青蒿素未被发现之前，有奎宁、氯奎等抗疟药；在青蒿素之后，又研制出双氢青蒿素复方、复方蒿甲醚等具有抵御疟原虫抗药性的新药物。再加上青蒿素只用于治疗疟疾和降低疟疾的死亡率，并不具有综合防范疟疾的作用，多方位考量，落选诺奖也有一定的道理。 而更深层次反思则是，青蒿素虽然是中国人发现的，但时下青蒿素的话语权却被别人控制。在青蒿素的产业链上，我们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制造”的地位，大多数生产青蒿素的中国企业，如今都沦为瑞士诺华、法国赛诺非等跨国制药巨头的原材料提供者，导致在最关键的非洲等市场，用中国原料、中国专利生产的成药“洋青蒿素”大行其道，而中国自己的产品却只能“打擦边球”。要知道，青蒿素原料和成药销售利润比约为1：20！从此角度来说，青蒿素的国际市场已被国外大厂商牢牢掌控。果如此，即便青蒿素的最初发现者获得了诺贝尔奖，恐怕对国人的意义也要打点折扣。 陶短房：距诺贝尔奖“一步”距科学高峰几步？ 因创制新型抗疟特效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80高龄的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日前荣获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临床医学奖，这是迄今中国生物医学界所获得的最高国际大奖。由于许多拉斯克奖获奖者日后均获诺贝尔医学奖，因此有舆论称，中国科学家终于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的科学家在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奖项迄今仍保持“零纪录”，如今终于“只差一步”，国人兴奋、激动，都在情理中。 评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毫不夸张，笔者在西非工作、居住的几年，不仅目睹了疟疾在卫生状况恶劣的黑非洲是如何肆虐、如何令大量成人和孩子死亡的，也亲身经历过3次致命的疟疾患病过程，复方青蒿素注射剂可谓是我的“救命恩人”，如今它的发明者之一获得国际声誉和承认，对笔者而言，是十分高兴的事，如能获得诺贝尔奖，自然更是锦上添花。 不过高兴之余，却免不了生出一丝担心。 众所周知，在中国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博奖项”的陋习，不惜拼凑裁剪，甚至削足适履，只求一博得奖，哪怕违反科学规律，影响长期研究的系统性也在所不惜。中国虽是个大国，但科研底子薄弱，科研资源有限且宝贵，倘为了垫高这“一步”，而不惜拆屋子、劈桌子，慢说未必得手，便因此得了这个奖，又有多大价值？ 诺贝尔奖是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成果的追认和肯定，只有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长期稳定投入、不断获得成果的前提下，才能体现其真正价值。由于多方面原因，中国在这些领域起步就已比发达国家晚了几百年，近百年来科研、教育投入又远远不足，科技成果转化差强人意，教育-科研-生产的良性循环远未具备应有规模。尽管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显著改善，但基础科学原本就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积累和磨砺的功夫。 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开始大规模投入近代自然科学研究，即便战争、动乱也不中辍，直到战后才在经济领域获得满意回报，近10年方获得诺贝尔相关奖项的“井喷”，并开始摆脱“最佳模仿者”的帽子。与之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差距十分明显，年申请专利、发表论文数虽名列前茅，其中有价值的创新成分却严重不足，就屠呦呦个人而言，或许真的“只差一步”，可中国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距科学高峰，相差又何止一步之遥？ 正如前文所言，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培养周期长，收获需假以时日，有关方面应将政策更多向从事这些项目、学科研究的“塔基”、中坚骨干倾斜，确保其应有的物质、精神待遇，从而维护其科研积极性，确保项目和队伍的稳定。惟有下大力气培养、恢复中国人的创造力源泉，才能在十几年、几十年后迎来属于自己的“诺贝尔井喷”。 即以此次获奖的青蒿素而言，尽管原料、原药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成药的知识产权也完全属于中方，但由于决策误区，中方厂商不仅主动将成药专利送给瑞士诺华、法国赛诺非等国际厂商，且在争取联合国、WHO和欧盟等组织预供应商资格方面动作迟缓，导致最关键的非洲等市场，用中国原料、中国专利生产的“洋青蒿素”大行其道，中国自己的产品却只能“打擦边球”。如果说，同样“只差一步”，争取应有的市场利益、份额，显然比“博奖项”有意义得多，要知道，青蒿素原料和成药销售利润比约为1：20。 中国科技和世界高峰的另一个重大差距，是重初始研究，轻改进、更新和换代，仿佛推出成果便万事大吉，精力往往转到新项目、新领域，而国际上则更注重持续研究和“渐改”，充分挖掘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潜力。即以抗疟药而言，前几代由国外研发的产品——氯喹和SP都有几代或十几代产品，每隔几年就推出一代，以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而青蒿素制剂诞生至今已近30年，除了单方变复方外，改进均不显著。非洲方面的信息称，一些地方的疟原虫已出现对复方青蒿素的明显抗药性。倘若中国科学家故步自封，“青蒿素神话”被打破只是时间问题；倘已积累多年生产经验的西方大药商率先突破青蒿素更新换代的瓶颈，则这块难得的、离世界水平最近的“科学制高点”也将摇摇欲坠。相较于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和有关方面，似应在科研成果的更新换代上迎头赶上这“一步”。 (作者系旅加学者) 张田勘：凭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可能性 2011年度拉斯克奖获奖名单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临床医学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 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离诺奖只有一步之遥。 从各种情况来看，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化学或生理学或医学奖也许不远了，但是，能否真的获奖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那么，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幕呢？20世纪60年代，中国研究人员经过团队协作，人工合成了胰岛素，而且通过国际上同行科学家的提议申请诺贝尔奖评选，但最终未能获奖，这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一大遗憾。科学史家和相关人员在总结经验时提出了中国研究人员未能获奖的三个基本理由一是申报的候选人太多，二是申报的时间太久远，三是西方的歧视。 然而，无论是现实情况还是历史经验，这三种原因都并不具有说服力。例如，最终申报时，中国只申报了一个人(钮经义，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代表，这远远低于诺贝尔奖最多只授予三人的名额。至于时间久远和歧视说，也难以站得住脚。 实际上，能否获得诺贝尔奖，最终和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具有获奖的实力和成果。按诺贝尔奖评选规则，发现和提取青蒿素当然有过硬的获奖理由，因其至少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独创，二是实用。独创是指屠呦呦等人用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在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之后，提取出了青蒿素，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实用是指后来的多种以青蒿素为原料的药物对治疗疟疾和降低疟疾的死亡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实用性上，以青蒿素为原料的药物并不是第一类抗疟药，此前早有奎宁、氯奎等抗疟药。只是，这些药物不仅毒副作用较强，而且遭遇了一个药物使用后所经历的共同困境———致病原的抗药性。由于疟原虫的抗药性越来越强，人们才转而开发和使用新药，青蒿素药物就是一种选择。 当然，青蒿素同样没能逃得出抗药性的厄运。近几年，在柬埔寨及泰国边境地区已出现了青蒿素抗药性并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 H O )确认。有鉴于此，W H O及其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了《遏制青蒿素耐药性全球计划》，提出了五项措施来防范青蒿素抗药性，例如，坚持治疗疟疾的联合疗法(A CT )，加强对青蒿素抗药性的相关研究，以期研究开发出可最终取代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的新型抗疟药物。 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能解决疟原虫对青蒿素的抗药性，那么青蒿素的最终命运也可能被其他药所取代，正如青蒿素取代奎宁、氯奎等药物一样。不过，研究出新的可抵御疟原虫抗药性的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样是一种可取的措施。在这方面，中国许多地方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制出了具有抵御疟原虫抗药性的药物，如双氢青蒿素复方，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研发的同类新药，如复方蒿甲醚。如果这些药物能获得认可，也许可以成为与发现青蒿素一样的成就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影响青蒿素获奖的另一个问题是，抗击疟疾并非青蒿素一种药物的功劳。W H O的统计表明，全球抗击疟疾的行动在2000-2010年间拯救了73万多人的生命，其中近3/4是自2006年以来取得的成果。因为，最近5年间，DDT室内滞留喷洒、药浸蚊帐(以杀虫剂如溴氰菊酯来浸泡蚊帐)和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得到日益广泛使用。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更为看重的是以预防为主的综合性防范疟疾措施，因为，比起治疗来，预防更为经济和有效。室内残留喷洒D D T是目前对付疟疾的最有效工具之一，每家只要喷洒5美元的药就足够了。而长效杀虫蚊帐每顶也只需5美元，并且在5年之内不需要重新浸药。疟疾对穷人的影响最大，80%的疟疾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世界上最贫困的20%人口中，使用杀虫蚊帐和DDT室内残留喷洒对这些穷人是最有效的预防疟疾手段。 以青蒿素为原料的各种药物对抗御疟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其是否能获得诺贝尔奖确实要用平常心来对待。是否给予青蒿素的发明以诺贝尔奖，取决于诸多因素，与其纠结于能否获奖，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研发更多和更有效的抗疟药并保持中国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 (作者系北京媒体人) 日期：2011年10月4日 - 来自[诺贝尔医学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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