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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说“九一八” 郁达夫与“九一八”本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文人，当时正在上海，正处于文学创作的苦闷期，又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迫害，正如他的《钓台的春昼》里所说的那样：“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 因而，“九一八事变”发生，没有在郁达夫日记里留下片言只语，但是，在1931年9月28日，郁达夫在《文艺新闻》周刊第29号“文艺界的观察与意见”专栏，发表了问答，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国内军阀间的阴谋。乃利用外国的武力，遂以消灭异己的政策。” 虽然是专栏，郁达夫却只有那么简短的两句话，一是国内军阀间的阴谋，二是借国外武力消灭异己的政策。在公开刊物的专栏里，郁达夫虽然遭遇迫害，却依然毫不隐晦，一针见血。 何以见得？ 且看一九三一年的四月十日，蒋介石纠集二十万兵力对中共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七月，蒋介石又调集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那么在专栏里所表达的“观察与意见”是否表明了郁达夫先知先觉似的政治敏感性？ 我们不妨回顾下，一九二七年初，郁达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时写下的《广州事情》，敏锐地看到广州革命表面现象下的国共合作的种种破绽。之后，在四月八日又写下《在方向的转换途中》，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并敏锐地感到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卖革命的危机，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 郁达夫敏锐的政治嗅觉却遭来同伴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片骂声，而恰恰是在这片骂声中证明了郁达夫的正确，就在郁达夫发表《在方向的转换途中》四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革命政变，郁达夫不幸而言中！ 尽管郁达夫的创作处于苦闷期，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前后，其实也是郁达夫参与革命活动的最活跃时期： 1928年 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主编《大众文艺》，并与钱杏邨一起为中国革命济难会编辑文艺性半月刊《白华》。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 1937年抗战爆发，郁达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他在《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更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抗战的态度：“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 虽是一介书生，慷慨之气溢满长虹，真是“长天渺渺一征鸿”！   分享是一种爱的传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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