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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中国的30项发明，包括弩 Crossbow（约公元前550年）、抛石机 Trebuchet（约公元500年）、大炮Cannon（约1128）、步枪Musket（约1300）等战争工具，以及活字印刷术MovableType（1041）等。 中国在古代世界尚有一席之地，而在近500年则一无贡献，原因可能是近500年来是世界近现代文明发展历史，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落后，所有的社会进步动力，几乎都是外来力量推动的。 应该说，人类生活的真正巨变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迄今只有二百多年，塑造现代生活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都是近二百余年中创造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做过一个比喻：假设一位古希腊人能被奇迹般地送到1750年的英国，他或她会发现许多熟悉的事物；如果这个古希腊人再晚两个世纪被送来，他或她就会发现自己宛如置身于一个“幻想”的世界，什么都不认识，甚至什么都不理解。之所以特意以1750年为界限，就是因为这个时间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开始。 工业革命开始的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方面彻底改天换地，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世界。这种变化，首先归因于科技进步和发明。这些技术进步和发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物质福利。这些重大发明，较早的包括蒸汽机、轮船、火车、电话、电灯、飞机等，晚近的包括电脑、互联网、手机等。 塑造现代生活的革命性创新，包括87项。由于该表所示的是民用发明，不包括军用发明和医学发明，如果加上极其重要的计算机（1946）和互联网（1969），以及更早些的蒸汽机、轮船、火车、电话、电灯、飞机等重要发现，大致有一百来项重要发明创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生活。 如果我们看一看上述表单中的革命性创新，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公司发明的。尤其在在计算机、信息、通讯方面，除了Skype（网络电话），其他均为美国公司发明，如：计算机、按键式电话、传真、互联网、激光打印机、调制解调器、微软DOS操作系统、硬盘驱动器、笔记本电脑、手机、鼠标、网络搜索引擎、U盘、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等等。这就是说，美国公司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提升了我们的物质福利。 反观中国，在所有这些发明中都没有中国人（也许有中国人参与其中，但没有中国人作为发明创新的主体）的贡献。这让人遗憾，但却是不得不面对、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一个对塑造现代生活没有什么贡献的群体，是很难获得全世界的尊重的，无论你自己宣称如何如何自信，都产生不了内心确信，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中国在近500年中为何对现代文明没有贡献？ 中国的孩子从进幼儿园起，就被父母反复叮嘱：到了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到了小学阶段，再被叮嘱：到了学校要好好听老师的话。到了中学，就更加码：在学校里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进了大学，这种要求再次升级：千万不要乱说话！ 当然，这种“听话”以及“不许乱说话”的要求绝不仅仅来自于家长，更来自于社会。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主流传统的中心部分。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春秋战国那么一段“百家争鸣”的思想奔放时期，但流传后世的思想文化体系主要是三家：儒家、法家、道家。 这其中，儒家和法家都是入世的，道家以及后来从古印度传进来的佛学是提倡出世的。所以，出世的道家和佛学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较少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的主要还是入世的儒家和法家。 儒家的核心是礼制，是严格的社会等级制；而法家的核心则是极权专制、是对社会大众进行严刑峻法的管理、规范与压迫。从古至今，“儒表法里”就构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政治结构，从而也铸就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现在的中国家长嘱咐自己的孩子出去要听话、不要乱说话、更不要惹事，社会组织要求成员要忠诚、要绝对服从、不许按照个人意志自行其是，否则就要进行惩罚，都是源自于“儒表法里”的传统政治结构和传统文化。 其中，“不许乱说话”是这种“儒表法里”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 说话，表面看上去就是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向外界传递自己的思想。其实，绝不仅如此。 语言是什么？语言绝不仅仅是人发出表达意思的声音，而是人的思维工具，是人的思维的主要载体。当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被限制的时候，他的思维能力也就被限制了。当然，对于成熟的中国人来说，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嘴上说出来的话往往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但是对于儿童和少年却往往不是这样，当他们的语言表达被限制的时候，同时被限制的还有他们的思想。 在中国大多数好孩子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要顺从、要听话、要讨老师喜欢。这样的好孩子走出校门，也就习惯性的顺从权威、顺从上级、讨领导的喜欢。因为只有在学校里讨老师的喜欢、在社会上讨领导的喜欢，你才能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 而科学是什么呢？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对现实的否定、是对权威的叛逆、是对世界的怀疑。 所以，科学与科技创新无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诞生和发展，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科学创新，就是从“0”到“1”，技术升级、工业化改造则是从“1”到“10”。从“0”到“1”难，从“1”到“10”易。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的产业制造能力并不是中国社会自身长出来的，而是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家和跨国公司顺从全球化的需求从先进工业国家搬进中国的。而在背后支撑这些产业制造能力发生和发展的，是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与科技，是西方国家的科学与科技的创新能力。而支撑这些科学与科技创新能力的并不是西方的那些国家机构，而是那些国家中的一个个独立、自由、思维飞扬的个体生命——牛顿如此，爱迪生和特斯拉如此，现在这位独领风骚的伊隆.马斯克也是如此。 中国的学子们已经在世界舞台上证明了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各民族之中最高的那一档次，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尖科学与科技专业里面挤满了来自中国的学生，美国的大学也培养出了几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顶级的华人科学家。很遗憾的是，这几位顶级水平的华人科学家都是西方大学培养出来的，是在西方的科研环境中创造出的成绩。 中国社会现在的主流文化依然是“听话”、“忠诚”、“不许乱说话”。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比如“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些暂且不论。在这种主流文化氛围中，中国的学子们距离世界一流的科学与科技创新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创新来自自由。没有自由的灵魂，不可能真有创新。创新的主体——现代公司，必须仰赖于保障个人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现代公司的前提是产权制，而产权制的核心是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只有私有财产受到不折不扣的保障，现代产权制度才能确立，现代公司才能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发挥创新功能。财产权是英国自1215年自由大宪章签订以后逐步确立起来的制度，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才会出现最早的工业革命。 说到底，自由是政治文明的衍生物，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美国之所以能引领现代文明潮流，是因为它是英式政治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以宪政制度保障个人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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