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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不发起百团大战,重庆政府会与日本媾和吗?两者无必然联系

 度度战史馆 2021-04-29

彭总在百团大战之后曾经反思过:“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我军再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破袭战,战果可能要大得多”。

而百团大战全面结束的时间,已经是1941年1月24日,期间历时五个多月,包括了日军纠集兵力报复以后,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时间,理清时间点对理解问题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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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澳门和香港进行的、蒋日秘密接触的“谈判”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1940年9月,也就是百团大战正激烈的时间点。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百团大战遏止了重庆政府内部对日妥协的思潮,甚至可能阻止了蒋政权的与日本方面企图媾和的行为,笔者对后一句持不同意见,因为1940年的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二战期间最狂妄的一拨家伙。

为什么呢?因为国际形势和抗日战场上的情况,都对国民政府非常不利:美国由于国内巨大的“孤立主义”思潮,短期内看不出来有任何参战的可能;

英国由于在西欧的失败,全面退守英伦三岛自保(1940年6月),在日本的威胁下甚至一度关闭了滇缅公路,明显退缩了。而从1938年开始大力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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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诺门罕战役刚刚结束,苏军就出兵波兰,面对法西斯德国的巨大威胁,其军事政治和外交重心开始转向欧洲,在远东也在谋求暂时的妥协,因此日苏之间的谈判,早在1940年7月就开始了。

虽然《日苏中立条约》是1941年正式签署的,但是草案在1940年10月就弄出来了,之前一个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轴心同盟条约。

在抗日战场上,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中,李宗仁第五战区遭遇重大失败,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战场牺牲,日军趁势攻陷宜昌,这已经就是兵临三峡窥视川东了。

在华北,庞炳勋、石友三、孙殿英等杂牌军相继投敌,连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悟都搞起了“曲线救国”,因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可谓是“处处失利、节节败退”。

程潜剧照

尤其危险的是,国共之间的联合抗日关系也趋于破裂,1939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山西新军,1940年朱怀冰、石友三等部与八路军摩擦不断.

连远在湖南的第九战区杨森所部,也在1939年弄出来一个“平江惨案”,杀害了新四军十多名干部和数百革命群众,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反*高潮”的时间段,抗战初期那种互相配合作战的局面基本不复存在。

关于蒋政权的真实想法,不妨可以从何应钦报告中看出来:“二、对十八集团军有引起全面破裂之虞,但此时不加制裁,将来羽翼长成,更难收拾。三、此时破裂,十八集团军之力量尚小,在策略上中央尚可作为地方事件,逐次解决,若将来破裂,中央即少回旋余地……”云云,简言之,蒋何等人在发现八路军逐渐壮大之时,企图提早下手以绝后患,这又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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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也必然被日本方面侦知,此时近卫文蘑第二次组阁,起用了一批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比如陆相东条英机和外相松冈洋右等人,在国际形势于重庆政府不利、国共合作趋于破裂、日军在战场上占优、汪逆组织伪政府等诸多情况下,日本人的态度在1940年9月份前后变得非常强硬起来,推翻了前任陆相板垣“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在秘密谈判中开出了重庆政权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1940年9月17日,军统特务乔装的重庆谈判代表“宋子良”通知日方代表:“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辱性的和平”,而日方代表铃木卓尔则回复说:“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随即在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下,单方面终止了秘密谈判的“桐工作”。

也就是说,尽管百团大战方兴未艾,日本人首先就不耐烦跟重庆继续扯皮了,东条英机叫嚣必须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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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八路军毕竟装备简陋和弹药奇缺,尽管所发动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华北方面军,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战争局势,百团大战最初的战役名称是“正太路破袭战”,也就是八路军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必要手段,以防止侵华日军进一步封锁和分割我抗日根据地。

硬要说这样的破袭战能够改变日本的对华政略与战略,明显有点牵强了,台儿庄、万家岭的歼敌数字也都过万,改变了敌强我弱的态势了么?

老蒋这个人,政治上还算是清醒的,无论怎么谈判,日本人在军事占优情况下提出来的条件,重庆政府都是不可能接受的,那就完全丧失了执政基础,别人可以投敌享受所谓荣华富贵,他不行,汪逆既然选择了当汉奸,他就更不行(想起了赤壁战前)。

那么既然不能答应日方的条件,怎么谈都是浪费时间,不过老蒋秉承的方略是“苦撑待变”,那么用谈判来拖延时间以便喘口气同时搞搞摩擦,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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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百团大战的意义在哪呢?首先,它提振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坚定了举国的抗战信心;其次,回击了重庆政府一些人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用重大牺牲和战绩,让蒋何等人不敢轻举妄动.

老蒋还不得不于9月4日给八路军发出嘉勉电:“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良用嘉慰”,既然承认八路军是在坚决抗日,那么搞摩擦搞分裂就师出无名,第一次反*高潮也就无疾而终了。

最后,百团大战的发动,迫使日军重新评估八路军的力量,非但不能从华北抽兵南下,还得从四处增兵华北巩固“后方”和实施报复,这也就极大减轻了正面抗日战场上重庆政府军队的压力.

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汪逆投敌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抗日战争熬过了最黑暗的一年,争取了时局的好转,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兼而有之,代价就是,八路军牺牲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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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百团大战和重庆政府是否会与日本媾和,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可以批评蒋政权的片面抗战政策、抨击重庆政府军作战及指挥的无能、甚至指责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始终包藏祸心。

但是史学家们也一致认为,老蒋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并无实质性的苟且,与日本人耗到底的决心并未动摇。1940年11月27日,南京汪伪政府“行政院长”汪某某致电重庆,电文结尾是:

“为此切盼执事,勿再迁延,立下决心,宣布停战,使全国人民,咸得致其心力于和平之恢复”。

这其实是弄巧成拙的劝降电文,以老蒋之前对汪逆的痛批和声讨,并以此确立的抗战领袖地位,汪逆越是高喊所谓和平,他越是会抗战到底,如果同流合污的话,必然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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