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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初期成都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后，关于古蜀国是否存在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三星堆文化之后，即自商代中后期至春秋时期，古蜀国又是何面目？史料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并不详尽，依然存有一段空白，金沙遗址的发现恰好填补了这段空白。 四川成都平原，世称“天府之国”，历史上，这里曾诞生了璀璨的古蜀文明。考古证明，现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一带曾是古蜀国的都城。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上溯至五六千年以前，且其兴盛时期是黄帝时代及夏代、商代早期。三星堆文化衰落后，古蜀文明走向何方？由于缺乏较为详备的考古支撑，学界一时众说纷纭。直到进入21世纪后，金沙遗址的发掘为我们续写了灿烂的古蜀文明华章。 金沙遗址横空出世 2001年2月8日下午，成都市西郊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某房地产开发项目工地，在两台挖掘机倾倒泥土时，人们不经意间发现了于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金沙遗址。这一遗址的发现，让湮灭于历史深处的古蜀文明得到进一步续写。 通过陆续发掘，考古人员初步确认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为5平方千米以上，发现房址、窑址、灰炕、墓葬等近千座，文化堆积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其中以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重要遗存主要有四类：大型建筑基址区、大型祭祀活动区、一般生活居址区和墓地区。遗址的东部为宗教仪式活动区，中南部是居住活动场所，中部为居住生活区及墓地，呈现出规划布局严谨、功能区分明晰完备、规模庞大的大型聚落结构。 考古人员在遗址普通区域清理与发掘出土的文物达2000余件，其中金器30余件、玉器900余件、铜器700余件、石器300余件、象牙骨器40余件等;在遗址祭祀区又陆续出土了文物6000余件，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漆木器等，还有成吨的象牙，数千件的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犀牛骨及数以万计的骨器。 这些出土文物造型精美，种类丰富，金器主要有太阳神鸟金饰、金冠带、金面具、鱼形金饰、鸟首鱼身金箔等，铜器主要有铜虎、铜立鸟像、铜牛首形饰、铜龙首形器、铜带柄有领璧形器等，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璋、玉钺、玉人面像、双兽首阑玉璋、兽面纹玉圭形器等，石器主要有石璧、石璋、石钺、石磬、石跪坐人像等，还出土了19枚占卜龟甲。在已鉴定的1000余件金沙遗址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364件，二级文物311件，三级文物119件。 因此，可以确定，金沙遗址应是古蜀文明的又一都城级规模的文化遗存。 续写古蜀文明 史前时期，古蜀文明自岷江上游兴起，从原始氏族部落开始，经过长期的发展及融合，在成都平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早期国家形态，这点可从三星堆文化中推定。 考古发现，在5000年至6000年前，古蜀文明已拥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和成熟的黄金加工技术，同时也是一个神巫色彩浓厚的国家。这一文明虽然受到中原文明的较大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故而可以认为，古蜀文明也应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距今3700年至3200年，是三星堆文化极盛时期;但在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其都城一时化为废墟。造成这一突变的原因至今仍困扰着整个考古学界。 那么，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走向了何方？它是否就此湮灭？金沙遗址的出土与发掘，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 首先，金沙遗址用确凿的文物考古证据表明，古蜀文明没有湮灭，还可以确定，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与承袭关系，表现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几乎相同，具有同一性;金面具与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中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其铜器的铸造技术沿袭三星堆时期的传统技法;陶瓶、高领罐、高柄豆、小平底罐等与三星堆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都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饰品。 其次，从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来看，金沙文化在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将古蜀文明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研究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同属一个连续的文化系统。金沙遗址应是三星堆文化衰亡后，公元前12世纪至前7世纪古蜀国都城的遗迹，其与后者恰好构成了古蜀文明的兴亡更迭。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与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在文化内涵、造型艺术、制作技艺等诸多方面，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如金面具以外的各类金饰为金沙遗址特有，太阳神鸟金饰更是从未有过的发现。又如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器状有的较大，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完整铜器多为小型，精致小巧。这种一脉相承的文物渊源，足以见证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 最后，金沙文化更具有多元性。从其出土的文物特征看，金沙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古代文化之间有着千丝萬缕的联系，从而表明其不是孤立、封闭的体系。这一特征在文物上的反映就是其不仅融入、汲取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而且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如从出土的玉钺、玉璋及玉器上纹饰、玉圭形器的纹饰来看，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受到了商文化与周文化的影响;玉斧、有领玉璧、玉凹刃凿形器等与东南亚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同类文物及装饰风格相似;其出土的青玉长琮、黄玉琮、玉箍形器及图案纹饰等又具有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地区特征，说明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早在三四千年前就有了文化交流，出土部分文物也与陕西宝鸡地区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处发现的一批西周时期弓鱼国墓葬文物相似。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璧形器还与云南晋宁石寨山等墓地出土的有领璧形器形态相近，很有可能是云南地区通过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受到了古蜀国文化的影响。 因此，金沙遗址不仅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也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一遗址的考古发掘，对古蜀文明起源、发展及衰亡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惊为天物的金饰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以太阳神鸟金饰（被列为国家第二批明令禁止出国展出的金银铜器类文物）、金冠带、金面具最为代表。 太阳神鸟金饰，整器呈圆形，外径为12.5厘米，内径为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器身用极薄的金箔制成。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4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从外形上看，太阳神鸟金饰的整个图案似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图案中心镂空的圆形代表太阳，外侧12道齿状弧形代表太阳的光芒。镂空处的4只飞鸟围绕并背负着太阳，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热情讴歌。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金冠带，系捶揲成形，呈圆圈形，直径上大下小，上宽下窄，约19.6—19.9厘米，带宽约2.68—2.8厘米，厚0.02厘米，重44克。从形态功能与尺寸大小看，它显然是缀在冠帽上的装饰品。金冠带表面纹饰由4组表面錾刻相同且对称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由一鱼、一鸟、一箭和一圆圈组成，纹饰图案奇异，表现手法简洁明快，采用錾刻技术和刻划工艺使线条流畅，做工精致，显示了古蜀国高超的金刻技巧。同时，这些图案也反映了古蜀时代的渔猎生活、古蜀族群对鱼鸟图腾的信仰和强烈的崇日意识，还表现了神权与王权的王者气势。 金沙遗址曾先后出土一小一大两件金面具。这两件金面具用自然砂金，采用捶揲、模冲、剪切、镂空等多种手法制作加工而成，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虽在地下埋藏数千年，两件金面具仍给观者一种金光灿灿的华贵之感。2001年出土的一面小巧玲珑的人面具，器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厚0.01—0.04厘米，重5克，圆脸圆颐，杏眼弯眉，双眼，大嘴镂空，鼻梁高直，从嘴形看似乎略露笑意，富有極其神秘的色彩。 2007年2月12日，祭祀区八号遗存又出土了一件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的金色面具，其人像造型逼真，为方形面孔，凸眉大立眼，下颌齐平，耳长方形且带有孔洞，额平齐，三角形鼻梁高直，有两个鼻孔，口形宽阔，五官刚毅，展现了威严的气势。这件金面具为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也是目前所知整个东亚地区保存最完整、形体最大的一件3000年前的金人面像。 金沙遗址告诉后人，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又存续了一千多年。毫无疑问，三星堆与金沙文化是古蜀国文化的巅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曾闪耀的明星。然而，辉煌过后，当时间来到战国时期，面对野心勃勃的北邻秦国，古蜀国难逃厄运。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世上再无古蜀国，它的文明也汇入了中原文明之中，并与其近邻巴文化相互交融，演变成而今的巴蜀文化。 黄政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警察学院客座教授。 王晓波，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巴中市政协文史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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