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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与洪塘瓷 作者：孟丰敏 日本茶道可谓是茶艺，更注重形式表演，所以他们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茶具且奉为茶道文化瑰宝，其中点茶所用的浓茶小罐，更是被日本人视为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日本茶道提倡简约纯朴的精神，对器物的造型、色泽以朴素和清寂为美，因此特别青睐幽静深邃韵味的黑陶茶器。点茶所用的黑陶小罐被日本人尊称为“唐物茶入”，地位等同于被称作“唐物天目”的建盏，均属稀世珍品。 那么，日本的“唐物茶入”和洪塘瓷有什么关系呢？ 唐物茶入起源于中国的茶叶罐。中国产的瓷器罐子被称作浓茶器，地位高于民间用的薄茶器。浓茶器叫作茶入，薄茶器叫作茶枣。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3年），相当于中国的明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的足利义满将军统治日本时期。足利时代，日本的文化艺术繁荣发展，贵族们对于生活用品的标准也不断提高。 当时日本人因为饮食结构变化，痛风病在社会中上层流行，饮用抹茶后，茶碱可有效缓解和治疗病人病痛。所以，室町幕府时期抹茶被认为是药材，只有贵族才可以用中国产的瓷器罐来盛放抹茶并在点茶时大量放入抹茶，以表示对客人的崇高礼遇。 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兴起点茶。点茶的茶不是茶叶而是茶叶粉末。粉末研磨得非常细，到点茶时，先把茶末调成浓膏状，再执壶往茶盏有节奏地点水。与此同时，点茶人还要用另一只手执茶筅，旋转打击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如此讲究的喝茶方式使得茶叶包装也要特别讲究，所以创造了盛浓茶粉的罐子，就叫茶入。 点茶这种沏茶仪式在古代茶事中是非常重要的礼仪部分，所以茶入也成为茶席中重要的茶具。日本战国时代，一个名贵的茶入会配备几个象牙盖子。当然，21世纪的今天，不接触茶道的人很难理解粗陋平凡的茶具如何被认为是稀世珍品。这涉及做事的观念，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人要求做人做事都要恪尽职守，尽量做到完美，而茶入的盖子要做到放入后倒置不会脱落才能称得上完美。日本千年的工匠精神即来自于此。 要求茶盖做到如此完美，对茶入的要求就更高了。那么，日本贵族使用的这些茶入是什么样的呢？日本的“和物茶入”胎壁厚度约在2毫米到5毫米之间，属于粗陶，风格粗犷质朴。而这还是模仿中国的茶入，所以日本的“唐物茶入”顾名思义来自于中国，而且是在唐朝时就已经出现在日本了。 既然是中国的陶瓷，应该很容易知道它的产地，偏偏日本茶道和陶瓷界最关注的中国唐物茶入产地研究，却始终是个谜，直到20世纪末，福州市旧城改造工程开发中才发现，靠近福建农林大学的宋朝洪塘窑址，就是烧制此类陶器的地点之一。中日专家联合开展现场考古，在窑场瓦砾中，终于发现了少量的酱釉薄胎残器和残片。中日专家由此一致认定福州的洪塘窑所产之茶入与传世的部分日本唐物茶入完全相同。 洪塘断桥 摄影：林榕新 洪塘窑的茶入是什么样呢？福州称唐物茶入为“薄胎茶入”，属于细陶，做工精致典雅，胎壁的厚度在1毫米至2毫米之间，比日本的“和物茶入”的胎壁薄3毫米。别看只是薄了3毫米，日本却生产不出来。 日本室町时代（中国元明时期），受中国饮茶之风的影响，武士阶层兴起了以游戏和娱乐为主的斗茶之风，而由此又延伸出了和茶相关的各种活动。茶叶种类、茶叶产地和茶具也成为他们热衷研究的事务，而唐物茶入和唐物天目在当时由于来自中国，是重金难求的艺术品，所以就成为日本武士争相炫耀的宝贝。 2017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本能寺酒店》就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能寺之变”改编的。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大军阀织田信长在本能寺内举行茶会，展示了38种名器茶具。 一个家臣拿出前所未见的珍品，殿内低头跪着的每个家臣听说是唐物茶入——“初花肩冲”和“新田肩冲”时，个个都震惊地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紧盯着这两件稀世珍品，纷纷惊讶又艳羡、佩服地赞叹：“主公真不愧是天下霸主。”但就在织田信长骄傲自信地欣赏唐物茶入时，他的心腹家臣明智光秀已经发动政变，包围了本能寺。织田信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带兵突围失败，剖腹自尽。唐物茶入在这个剧中仿佛变成了一个魔咒，也是引发政变的一个不可言说的玄机。 为何得到唐物茶入就被武士们认为是天下霸主呢？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大名（大地主）心目中，唐物茶入是武将身份的标配和权势的象征。据说丰臣秀吉打战时也经常把唐物茶入随身携带。所以，武士们会为了得到唐物茶入而不惜代价发动战争。德川家康执政的江户幕府时代，茶入仍是地方大名与将军关系疏近的证明，也只有德川家族或股肱之臣，才能得到将军下赐的名贵茶入。 影片中提及的“初花肩冲”造型据说源自杨贵妃的油壶，姿态的高贵不亚于初放的花朵，因其盖子与茶入密合度、釉色、制作工艺分别符合日本茶道鼻祖村田珠光提出的美学三原则——幽云、侘寂、物哀，故被列为天下三肩冲之一。新田肩冲也是日本三肩冲之一，曾流传于三好政长、大友宗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之手，后成为德川家宝。 当时中国能生产薄胎茶入的窑，目前考古发掘出的只有福州的洪塘窑，尚未发现其他地方生产此类薄胎茶入。那么，洪塘窑出品的薄胎茶入是如何流入日本的呢？福州和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航路早在公元9世纪即唐朝中后期就建立了。那时日本的值嘉岛和福州的福州港之间经常有海商船只往来贸易。顾炎武说：“奸民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由此可见，其中利润之丰厚，足以吸引海商冒死去贸易。当时这一船万利的好事大概就因为船上货品奢侈昂贵。 那时普通日本人用不起中国的瓷器，而福州的薄胎茶入等日用瓷器运往日本销售，自然销售一空，又是百倍千倍之利润，比如今马云的淘宝生意好得多，毕竟没有竞争对手，价格也无从比较，只能任由福州商人开价。但元朝时中国的茶入并未受到明朝时期那样的重视。 明朝后，洪塘的薄胎茶入已经价值连城。朱元璋虽然同意日本来朝贡，但时间不长且严令禁止日本商人随意到中国各地贸易，所以日本商人到福州来购买薄胎茶入的可能性很小。嘉靖倭患事件发生后，日本商人更无法和中国贸易，只能依靠琉球作为中间商来求购中国产品。唐物茶入如此珍贵，琉球人到福州贸易时一定会按照日本大名的要求购买并贩卖到日本。所以，明中叶以后，琉球在中日两国之间频繁贸易是有巨大利益诱惑的，自然对中国更是俯首帖耳，不敢有任何谋反之心。 为了和明朝恢复贸易关系，日本多次要求琉球从中沟通，琉球都不理不睬，毕竟做中间商利润丰厚，何必为日本去向中国牵线搭桥破坏自己的生意呢？日本因此特别恼火！1588年，丰臣秀吉通过萨摩岛津氏命令琉球前来朝贡，其实是岛津氏在找借口讨伐琉球。而此时琉球30岁的尚永王过世了，其女婿尚宁王25岁初登王位，为了不与邻居日本闹翻，就遣使赴萨摩修好，同时保持与中国两年一贡的关系，毕竟做生意赚钱要紧。 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日本国内的统一后，设立一种“朱印船”制度，准许朱印船到东南亚各地贸易。日本最喜欢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有时购买量高达14～20万斤，占日本正常年份进口生丝总量的50～70%。 1591年，丰臣秀吉计划出兵朝鲜，命令琉球派兵和缴纳粮食协助。尚宁山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法司郑炯力主抗战，不能向日本妥协。郑炯是三十六姓闽人后裔，嘉靖年间入南京国子监学习，回琉球后“累官到法司”。琉球的法司（官职从一品）一般都是皇亲贵族担任的，但自郑迥开始，琉球出现三十六姓为法司的现象。这样的身份和经历注定郑迥无法接受琉球向日本朝贡，何况日本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特别是福建人民，更是令闽籍后裔的郑迥成为立场最坚定的主战派。 丰臣秀吉没想到琉球敢拒绝，就写信去威胁尚宁王，说他明年春天去攻打朝鲜，琉球必须率兵配合，否则灭亡琉球。尚宁王觉得如果只是提供粮草还可以接受，就被迫同意了。晚年的丰臣秀吉犯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即发动了长达6年的万历朝鲜战争（日本称作文禄庆长之役）。丰臣秀吉的目的是首先征服朝鲜，再来征服中国，最后再征服印度。这野心太大了。这一仗是日本侵华的源头，也是丰臣秀吉人生的重大拐点。自此一战，丰臣氏的军队遭遇了极大的消耗。 这时的明朝情况如何呢？现代很多人说万历帝自1588年后就不作为，已经怠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没有万历的果断和勤政，只怕后果不堪设想。这时的明朝也在和蒙古、缅甸分别作战，可谓深陷四面埋伏中，于是大臣们都以财力和兵力不足来反对抗日援朝。如果万历怠政，那么就没有万历朝鲜战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了。 万历早已识破朝廷内这些只会利用自己来互相倾轧的官员，认为官员们党派林立，只会为自己的党派利益服务，所以十分不信任这些官员的判断，表面怠政实际是一种消极对抗官员联合控制自己的做法。万历清醒地判断到“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于是力排众大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保守意见，命令抗日援朝，熄灭丰臣秀吉野心上的熊熊烈火。 丰臣秀吉战败后，琉球这个朝夕难保的小国暂时得以休憩一段时间。虽然十几年后就遭遇日本萨摩藩发动的侵略战争“己酉之乱”（日本称为“庆长琉球之役”），但至少在这十几年中，琉球依旧享受着“万国津梁”“海上马车夫”的幸福，替日本来福州，以朝贡的名义，源源不断地换来了日本喜欢的中国瓷和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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