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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中，狂热（Fanaticism）一词的含义是“对异议的极度不宽容”。在欧洲的中世纪特别是宗教改革时期，宗教狂热的现象屡见不鲜。不过，自从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政治狂热后来居上，成为狂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近代史上，政治狂热的案例不胜枚举。1937年9月11日，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演说，将侵华战争加以美化、神圣化。他说，“这场战争是日本为了真正的国际主义，通过调和东西方的道德来为世界历史做出贡献的机会。”（参见：古川隆久《日本昭和时代：毁灭与重生》，第117页）之后，日本媒体便用“圣战”来称呼这场战争。
注：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昭和时代前期的政治人物，曾三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是首位公开支持和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结盟，发动世界大战的日本政治家。战败后服药自杀。
近卫将战争神圣化的一大意图是堵住异议者的嘴巴。就在前不久，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矢内原忠雄撰文指出，日本对华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历史学家古川隆久告诉我们，“矢内原忠雄教授因为不断发出类似的反战声音，最终在11月被迫辞去东大的职务。第二年还被扣上违反《出版法》和《报纸法》的罪名。总之，在近卫的演说为中日战争定性之后，日本国内就再也容不下反对战争的声音了。”（第117页）
注：矢内原忠雄（1893—1961），日本经济学者，曾担任东京大学教授，战后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总长。顺便说一句，矢内原忠雄是一位基督徒。 不久后，问题来了。就像古川隆久总结的那样，“为战争披上神圣的外衣以后，不仅反对战争的声音消失了，就连冷静客观地加以探讨也变成了不可能。结果导致日本难以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与中国的战争因此完全看不到尽头，日本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正如清泽洌在年初指出的那样，若因政治信条之类暧昧的原因进行战争，就很容易陷入泥沼，难以收拾。”（第117页）这正是意识形态政治的典型特点。然而，煽动狂热易，恢复冷静却很难。况且日本长期奉行军国主义教育，狂热情绪本来就是一点就燃。等到社会被煽动起来，日本政府乃至天皇感到自己处于挟裹之中，失去了回旋的余地。等到战争陷于僵局，昭和天皇、西园寺公望等权贵开始叫苦不迭，“昭和天皇向心腹侍从吐露自己对于陆军的无可奈何之感，他感到陆军可能只有到了输掉一切的地步才会罢手，国民对于军队的所作所为也毫无异议。面对这种情况，西园寺公望不禁对身边的人感叹道，明治时代以来的教育出了问题。”（第124页）如果说军国主义教育是养蛊，现在，这些养蛊人感到自己正在被反噬。在激进军官（特别是青年军官）的头脑里，投降、停战是叛国之举，即使天皇也不例外。因此，在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些日本军官准备策划兵变，“陆军中央的一部分年轻军官坚持国体论，不能接受天皇投降。他们准备实施兵变，监禁昭和天皇，强迫他改变决定。……还有一些部队与右翼团体联系，试图发起兵变与恐怖袭击。试图夺取天皇广播讲话录音带的几名主犯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15日早晨自裁，时任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在战争中派出大规模自杀式特攻机的宇垣缠也在这一天登上特攻机，一去不返。位于神奈川县的海军航空队厚木基地的司令官宣称，下令投降的天皇不是天皇，拒绝停战，结果被当作精神错乱处理。”（第169页）可见，狂热无法靠理性说服，只有走到极端，彻底破产，才会回头。显然，在日本，狂热的消退是靠战败实现的。类似的案例还有远征俄国失败的拿破仑，在二战中遭遇惨败的纳粹德国。
不过，除了战败这种外因，狂热的消退还有一种内因，即狂热的自我终结。老子有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热现象亦不例外。一旦狂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损害到统治层（并非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当统治层也有沦为受害者的可能时，他们出于自保，也会终结这种狂热。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月政变”便是典型案例。当时，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的的恐怖统治引起昔日同僚的普遍不安，为了防止被罗伯斯庇尔清洗，热月党人孤注一掷、先发制人，策划了“热月政变”，将罗伯斯庇尔及其核心支持者一网打尽，用政变终结了法国革命中最狂热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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