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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吹雪
编者按：“二二六兵变”之后，裕仁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已经刻不容缓。那么从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到1937年卢沟桥抗战爆发的一年多时间里，裕仁是如何完成最后的备战，又是如何让军队、内阁，甚至日本平民一起侵华的呢？今天在“七七”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就来看看裕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单独对中国发动战争，那么最有可能引发的就是苏联与英美的干涉。但从日本的实际角度考虑，毕竟与英美隔着大洋，再加上早在1930年日本就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玩了阴招，使得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美国海军的73%。所以哪怕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如果日本没有玩珍珠港的阴招，那么美英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的确并不大。事实上一战结束之后，日德双方的矛盾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华利益上德国对其“远东”地区念念不忘。再加上一战后的德国与国民政府有着庞大的军火贸易。由此德国拒绝承认伪满政权，甚至派出调查团共同参与了“九一八”之后的李顿调查团使得日本对德国更为不满。但是到了1933年小胡子上台之后，由于外交部长牛赖特是个纯粹的外交官。因此小胡子私设了“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来办理外交事务。而此时的德国其实一直将苏联当成了主要假想敌，再加上日本也担心苏联援华抗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与日本在1934年的下半年由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与山本五十六有了第一次接触。到了1935年，当裕仁决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双方加快了谈判的进程。在柏林负责谈判的是日本大使馆的武官大岛健一的长子大岛浩。大岛健一此人早年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参加了甲午、日俄战争。而且还担任过山县有朋的副官。到了一战时已经升任了陆军大臣。在此期间曾经特别照顾德国的青岛战俘。因此作为“名门”之后的大岛浩很快打入了德国高层。（另外大岛浩在裕仁还是皇太子时期游历欧洲时的陪同人员）而负责在东京谈判的则是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武官欧根·奥特。与之谈判的则是东久迩稔彦王。之后的1936年夏天，当双方即将签署同盟时，欧根·奥特当面向小胡子做了汇报。而大岛浩则向裕仁做了德国也有意与日本结为同盟的汇报。因此1936年11月20日，裕仁批准了与德国结盟。11月25日德国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德国驻英国大使）与武者小路（日本驻德大使）签署了《反共产国际条约》。这份条约在事实上还有很重要的附议：任何一方与苏联开战时，另一方必须提供协助。 ▲1936年11月26日《东京朝日新闻》：日德协定
《反共产国际条约》在内阁会被通过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时任内阁首相广田弘毅曾任日本驻苏大使。而且还起草过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因此在裕仁看来，利用广田内阁通过《反共产国际条约》是非常适宜的。
但是1936年的日本民间对于《反共产国际条约》其实充满忧虑。西园寺公望甚至称其为傻瓜的条约，并在公开场合声称：“日本会成为德国的工具”。另外日本的各大媒体也赞成西园寺的说法。因此这也导致了西园寺领导的政友会、内阁中的文臣、财界、媒体、失势“皇道派”军官与裕仁为核心的“统治派”军官、皇族展开了“最终决战”。至1937年1月21日，第70届议会会上，由于大藏大臣马场瑛一提出要扩大军费开支，使得政友会年过七旬的议会元老滨田国松，当即在议会上指责军部乱用国家预算。此时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表示滨田是在“侮辱”军人。最后滨田居然冲着寺内大喊：“如果自己“侮辱”军人，那么自己就切腹。如果没有寺内就要切腹。”没想到的是身为军人的寺内居然“退缩”了。但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寺内想要解散众议院。但是这样一来政党与军部的“斗争”将会造成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当这样的“斗争”传到裕仁耳朵里之后，他的反应只有一个：这样的内阁已经没用了。1月23日广田弘毅不得不向裕仁天皇提出了内阁总辞职。 ▲广田弘毅
如此一来新的内阁到底由谁来组阁？由于天皇虽然有任命内阁的权限。但是任命的内阁官员还是得按照惯例由西园寺公望推荐组阁人选。为此西园寺居然推荐了曾经的“盟友”宇垣一成。宇垣此人曾于1925年为裕仁从陆军中清除了长州藩的大部分人物，但是这事完成之后，他并没有当上首相。而是被裕仁打发去了朝鲜当总督。而对此心知肚明的裕仁对于宇垣一成来组阁其实也是反对的。为此裕仁派了汤浅仓平内大臣前去劝说西园寺，因为汤浅此人曾在1916年时任贵族院议员，在裕仁的近臣中是为数不多与西园寺有交情的人。只不过西园寺没有因为交情就改变计划。反倒是劝说无效回来后的汤浅，居然劝裕仁让宇垣尝试组阁。 ▲汤浅仓平
其实关于这点很耐人寻味，照道理说裕仁的近臣应该是其亲信中的亲信，但从汤浅居然敢劝裕仁来看，很明显他更顾忌西园寺，除此之外推荐汤浅为内大臣的，其实是上届内阁的首相斋藤实。而斋藤实出身于海军。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内务省其实并不希望由陆军组阁。但更重要的，西园寺势力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裕仁的皇宫。而裕仁为了阻止宇垣一成组阁。除了派内大臣之外，还派了一个恶魔般的人物：时任秘密警察头子、日后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岛今朝吾。就在广田内阁辞职的当晚，中岛今朝吾在宇垣一成面见裕仁的路上将其拦下。然后用的理由是“二二六兵变后需要有个强力首相推进陆军的改革”。本来中岛今朝吾想通过这个理由，让远离日本本土已经许久的宇垣一成知难而退。但是早在“长州藩裁军”事件中，就想当首相的宇垣居然认为自己就是合适的人选。为此凌晨1点宇垣就赶到了皇宫。并且还向裕仁保证自己可以应付复杂的局势。但事实上，裕仁肯定不会让宇垣如愿。因为这个时候裕仁早就通过另一位近臣木户幸一（木户孝允之孙）与陆军省取得了联系，准备阻止宇垣组阁。第二天宇垣拜访刚辞去陆军大臣职务的寺内寿一，结果却遭到了寺内的“羞辱”：寺内告诉宇垣他不会推荐任何人接任陆军大臣。如此一来，宇垣只得在他还能找出的人当中挑选陆军大臣，但结果还是一样：没有人愿意接任陆军大臣。这下子把宇垣气得完全想不出办法。最终他只得自己推荐自己出任陆军大臣。事实上，宇垣一成不仅是军人，而且还是老资格军人。所以他完全有资历出任陆军大臣。但问题在于他在1925年“长州藩裁军”事件中，得罪不少人，老军人已经不再信任他。而且宇垣与西园寺的关系亲密，军部的人都担心如果让宇垣组阁，他会借助政党的力量来打压军人。再加上明眼人都知道裕仁其实最不希望西园寺曾经的“盟友”来组阁。因此当他想第二次面见裕仁，呈上自己出任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的时候。肯定会被裕仁拒绝。1月29日，裕仁再次召见宇垣的同时准备发布第二次组阁令。这招可谓是“阴”到了极点。因为这样的行为表面上是为宇垣站队。但实际上作为“神”的裕仁，如果将同一命令发布两次，就说明了臣子没有贯彻“神”的旨意。这是对“神”的不忠。因此如果宇垣为了组阁而第二次觐见裕仁，那么就是对“神”的质疑。这样的责任宇垣其实是付不起的。所以宇垣最终只得提交了组阁失败的报告。由此可见，宇垣一成的组阁倒更像是一场闹剧。但这也说明了裕仁对于军队的控制手段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然也更能说明裕仁这个人的阴狠毒辣在日本皇室中也是绝无仅有）而宇垣一成被拒，其实也伤到了西园寺的脸面。但很显然此时已经87岁的西园寺已经无法再进行首相推举的繁重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最后一次推荐出了一位首相：林铣十郎。而西园寺最后一次推举的人选会是林铣十郎，是因为此人曾是前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门生，因此算是“皇道派”中的高层。尤其“九一八”时，他曾率领朝鲜驻军协助关东军入侵了中国东北。因此在军界还是有一定威望的。但是1933年武藤信义死后，此人又投靠了“统制派。”而且林铣十郎的内阁中还有这两个人物：任大藏大臣的财阀代表人物日本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此人也是前日本银行总裁、浜口雄幸和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的门生。而另一个就是任商工大臣兼铁道大臣的前海军大学教官、后转任“满洲昭和制铁所”社长的伍堂卓雄。（伍堂卓雄也有个“知名度”很高的门生：日后的日本新干线之父十河信二）由此可见，对于军界的人来说，林铣十郎在“皇道派”和“统制派”都有人脉，同时对于财界的人来说，可以借机“进入”中国东北。因此对于西园寺来说这是最后一个可以在军、财两界找平衡的人物了。 ▲林铣十郎
但在裕仁这边，西园寺居然推荐的曾经“皇道派”的人物来组建内阁，会被其通过，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1936年6月3日裕仁就推出了为了侵华而准备的扩军计划：《帝国国防方针》按照《帝国国防方针》的设定，日本需要将陆军兵力扩充到50个师团，和140个陆军航空中队。而海军还要新建7艘航空母舰，同时增设26个海航飞行队。而想要推动这么庞大的国防计划，那就需要强有力的内阁筹款。至于林铣十郎本人从他2月2日上台开始，他确实很卖力的“推销”裕仁的国防计划。但考虑到这个计划过于庞大，因此筹款始终没有在日本国会通过。不仅如此，林铣十郎甚至在日本民间都成为了被口诛笔伐的对象。5月31日，林铣十郎只得内阁总辞职：因为他没有完成国防计划。而西园寺作为财阀和政党利益的代表，再也无法推荐首相人选了。因为新首相必须是个可以完成国防计划的人。而要完成国防计划那就必须在军、政、财、法律、媒体等多个部门都有广阔的人脉。因此接下来的内阁首相推举就成了只有“宫内省”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个藤原家族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常年与天皇家族联姻并且把持日本朝政。当时被称为“摄关政治”。到了平安末、镰仓初的时候藤原家族分为了“五摄家”。并且按照血统相近分为了前2大摄家近卫氏、九条氏。后3大摄家鹰司氏、二条氏、一条氏。而近卫文麿则是出身血统最靠前的近卫氏的第30代当主。 ▲近卫文麿
那么“宫内省”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又为何可以完成“组建内阁”的任务？所谓“宫内省”就是由皇宫中侍奉天皇的人群组成。“宫内省”一词则自古有之。最早是出现在文武天皇在位的大宝元年（701年）颁布大宝令官制中。而整个“宫内省”的人员构成则有宫内大臣（负责宫内省）、内大臣（天皇直属）、侍从长、宫内幕僚、秘书官等职务。这批人可以以天皇为依托，在各大官僚机构间进行协调、裁夺以及替天皇传达“意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宫内省”？笔者就以到1936年为止的担任“宫内省”要职的人员为例。在冷研前几篇裕仁的文章中有个名字出现了好几次，就是牧野伸显。这个人是大久保利通的次子。他还有个女婿叫吉田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是他的后人）曾跟随他一起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在1921年出任了“宫内省”的最高官职内大臣一职。后在1935年因病辞职。任职期间，他可以说是个强势的内大臣，裕仁继位后有相当多的决策都是出自于此人，因此“宫内省”与西园寺主导的内阁其实是处于“政敌”的状态。 ▲牧野伸显
而接替牧野伸显的一开始是首相斋藤实，“二二六兵变”之后，就是前文提到的汤浅仓平。此人是发明了“天皇机关说”的大正年间的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的门生。担任宫内省秘书官则是木户幸一。此人不仅是木户孝允之孙，还与长州藩的核心人物儿玉源太郎有着联姻关系。另外由于在进入宫内省之前曾担任农商务省和商工省大臣（在任期间还培培养出了岸信介这样的战犯门生），因此与三井、三菱等大财阀都有这交情。 ▲东京审判时的木户幸一
侍从长则是前海军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官铃木贯太郎。侍从武官则由前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担任。由此可见“宫内省”实际上就是军政两界真正的高管。而这批人是代表天皇游离于内阁与军队统帅之外的第三种国家决策人群。因此当西园寺不再组建内阁之后，这批人完全可以无缝对接的组建内阁。至于被“宫内省”选中的近卫文麿本人除了出身藤原家族外，他的之前的履历也是关键。首先他于191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同样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的还包括木户幸一、西园寺秘书官的原田熊雄、皇典所主任佐佐木行忠（职位世袭）。然后近卫家的联姻对象则是幕府将军德川家的后裔德川家达。（家达娶的是近卫文麿的姑姑） ▲德川家达与近卫文麿
而工作履历更是因“高贵出身”而获得了要职：1931年任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当然最重要的西园寺也没有反对近卫文麿的理由。因为西园寺也是藤原家族的后裔。（不同于近卫是藤原直系的五摄家中的前2大摄家，西园寺出身的是旁系的九清华家中的前七家）而且西园寺公望和近卫文麿的父亲，曾任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有着私交。甚至1919年时，近卫文麿还跟随西园寺参加了巴黎和会。因此近卫文麿获得组阁机会，其实也并不意外。到了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奉裕仁亲命组阁。这是裕仁亲政之后第一次没有让西园寺推荐首相人选。当内阁被裕仁搞定之后，现在的他还需要最后一群的人支持：关东军。但是很不巧的是1937年的6月30日，关东军和苏联爆发了“干岔子岛事件”。“干岔子岛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关东军在黑龙江的干岔子岛上修防御工事。当苏联军队在6月19日得知后也来到了岛上，并用舰艇封锁干岔子岛周围的航路，于是关东军增派兵力于岸边。两军于6月30日交火，关东军击沉苏军舰艇2艘。此后，苏联调派了更多兵力。而正在准备全面侵华的日本不愿此时与苏联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于是便撤走了当地的全部兵力。而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九一八”之后几乎是关东军的“家常便饭”。因为此时的日本与德国日益走近。这对于苏联来说严重影响到了其国防安全。而对日本来说（准确的说是对关东军）对苏联开战也是迟早的事。而且如果“日苏战争”真的爆发，那么中国再与苏联联合就会对关东军形成南北合围。所以双方军事冲突可谓是接连不断，除了全面抗战前夜的“干岔子岛事件”。双方还爆发过“金厂沟事件”、“长岭子事件”、“鸟蛇沟事件”及“观月台事件”等小规模军事冲突。这样的事件对于想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裕仁来说，肯定是不愿看到的。因此为了拉拢关东军，在1937年6月9日，裕仁的叔父梨本宫守正王在时任关东军参谋长“上等兵”东条英机的陪同下视察了朝鲜、伪满的驻军。此举的用意很明显：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取得关东军的支持。而“上等兵”的亲自陪同足以也说明了关东军实际上也很支持裕仁的决定。 ▲东京审判时的“上等兵”
只不过裕仁还是做了一定的“让步”：批准关东军随时可能向苏联发起的突袭（日本军队一向不宣而战），而且如果中国沿海的港口被日军占领，那么关东军可以用做其向苏联发起攻击的军事港口。 此外裕仁的另两个叔父东久迩宫和朝香宫也分别飞到台湾和上海检阅了当地的驻军。在皇室成员中裕仁还派了两个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和三笠宫崇仁亲王在3月18日前往伦敦参加5月12日英国新国王乔治六世的登基大典。此举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探听英国对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态度：日本发动战争以后，希望英国默认其在中国的地位。但在实际上，秩父宫做的只是通知英国，日本最晚在7月就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后来的结果也证明，英国虽然没有默许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但实际上的确无能为力。此后先回国的三笠宫从伦敦返回以后，还前往了东京湾上的大型海军基地横须贺检阅了海军。而秩父宫更是在7月6日这个关键点上，才在发回的电报称与英国的谈判最终无果。于是此时已经将军队、内阁、财阀、司法、媒体，甚至贵族都完全掌控的裕仁再也没有了顾虑。现在的裕仁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而这个借口在第二天就到了。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企图入城搜查，遭到了抵制。于是便“认为”中国军队“非法”进攻，因此立即“被迫”还击。这样的时机使得陆军省觉得全面侵华的良机到了。企图向中国派出大军。7月8日内阁虽然声称“不扩大战争”。但就在11日晨，当内大臣汤浅仓平建议裕仁先召见内阁大臣时，裕仁却会见了陆军元帅、参谋总长闲院宫。因为此时的裕仁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全面向中国发起攻击的调兵问题。会谈结束后的当天上午，陆军大臣杉山元便下令向华北派遣7个师团。7月27日裕仁更是发布敕令 ，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进入8月之后，日本侵华的战火已经从华北烧到了上海，并且战局还在不断扩大。因此裕仁已经开始直接指挥日军作战，为此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8月15日，裕仁下令将第3师团和第11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当日裕仁还在皇宫召见退役松井石根并命其为华中派遣军司令。率领这两个师团支援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并且还发布了颠倒是非黑白的诏书：“中国轻侮帝国，我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陷于危殆，帝国隐忍己达极限。为膺惩中国军之暴庆，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己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8月17日裕仁亲赐官仗给松井石根，鼓励其在华作战。8月18日，淞沪会战已经开打了5日，裕仁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参谋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并向两人下令：南北同时开战只会使战局拖延下去。因此必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8月21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对裕仁做了书面报告：占领华北的重要地区与上海，然后利用海空优势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裕仁看后要求陆海军积极采取行动。8月31日，裕仁再向华北方面派遣军发布敕令:“摧毁敌人的斗志”。9月4日，裕仁召开临时帝国议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战争欶语：“今联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尽其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之反省，从速确立东亚之和平。”9月7日，裕仁再次调遣了国内的预备军和台湾驻军前往上海参战。从这样的命令可以看出，裕仁已经开始直接指挥侵华战争。只不过此时还没有具体到前线。到了10月26日裕仁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增派3个师团、1个旅团增援上海，另将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南下。准备对上海进行南北合围。▲南京大屠杀的几大恶魔 也就是从这次御前会议，裕仁已经开始渐渐地将命令直接下达到了前线。因此11月初，裕仁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由自己全权指挥前线的指挥所。于是11月19日，裕仁先是下令组建了一个政府内部的联络组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藉此陆海军统帅部与内阁就能更紧密的联络。27日，裕仁又在宫中成立“战时大本营”。此后几乎每一天裕仁都在“合法运用”了明治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统帅海陆军并拥有指挥权。而且“战时大本营”也很好的体现了它的实际作用：快速有效得传达前线的军事动向并被裕仁用来发动战争而协调各部门。此后的每一道命令就由陆海军统帅部作战课起草作战命令，然后逐级上报，最后报至“大本营”由裕仁批准后由“战时大本营”发布。发至陆军省的被称之为大陆命，发至海军省的被称之为大海令。战时大本营的设立也意味着裕仁掌握了明治天皇也未掌握的实权。此后的裕仁不但掌握了整个日本的军事力量，更是在重大战略决策上亲自制定了作战方针与时机选择。从裕仁登基之后不到半年就对山东发起了军事行动。之后在这由裕仁执政的18年里，从皇族到日本军人从来都不认为侵略中国是错误的，在它们眼里中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们唯一害怕的只是引起列强的干涉（比如美国的制裁）当这样的思想蔓延到日本的各个阶层后，这种自上而下的表现就会直接体现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上。因此全面侵华的最大责任者是谁？这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②《天皇的战争责任》：日德防共协定与征服亚洲的企图⑥《宫中集团极其在昭和前期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与影响》⑨《天皇的战争责任》：从侵略华北到全面侵略中国~天皇裕仁选择了全面侵华的道路《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密谋政变与陆军的脱变《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二二六事件与元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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