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弩、墨家和守城战术

文 / 张笑宇

本书的第一个故事开始于一个人们熟悉已久，但可能很多人从未想过会与技术密切相关的主题，那就是中国的“大一统”。

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是文明的同一性与延续性，而这与中国政治的“大一统”密切相关。汤因比称，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并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L.S.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是令人惊奇的，而且与文化大一统同等重要，更形塑中国为一个稳定、统一的文明。

几乎所有的中国研究都不会否认，中国政治的统一与延续性，是理解中华文明最关键的切入点。但传统历史的记述者大多是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讲述一段历史，很少涉及真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变迁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原因不外有二：史家大多是文科出身，容易只关注自己知识与视野范围内的事；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对历史背后推动时代前进的科学与技术力量难以有正确的认知。所以，传统史学虽然材料丰富，但视野未必宽广。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亦然。

大一统

有很多历史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甚至哲学家，都曾对中国的“大一统”做过深入研究。

有人说，中国文明所栖息的东亚地区被沙漠、戈壁、高原、雪山、海洋和丛林隔绝，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但又因与外界有一定的交通路线，因此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且统一的政治体而长期存在。

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上长期奉行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保守的、崇尚权威的，偏爱稳定与秩序，这是构成中国大一统延续性的思想基础。

还有人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多发的战争，刺激了国家的统一进程。因为，战争意味着强力政府的出现，而强力政府必然会下大力气发展公共事业，促进人口增殖，以及缔造更有利于统一的制度。

但是，纵览史书，却几乎没有人从技术角度讨论过这个主题。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德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就认为，中国经济以农耕为主，而发展农业必然需要兴修堤坝和灌溉渠等水利工程，因此需要动员和集中大量人力去完成，这类农业工程从而为形成一个集权政府奠定了基础。而水利工程完成后，政府又可以借水利工程控制农民，形成垄断性的专制帝国统治。

魏特夫的这种解释是基于苏美尔、巴比伦和古埃及这些中东文明古国的农业史得出的，但如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情来谈，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他的解释是错误的。

早期中国文明的政治中心，即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山河相错，沟壑纵横，地理环境极其复杂。这与尼罗河三角洲和两河流域那种大面积的平原有很大区别。早期中国需要的不是集全国之力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而是一村一社动员集体力量修建的小水坝和小沟渠。

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人注重家庭观念可能与这种农耕条件有关，但是，它不一定非得需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政府。相反，这种水利设施需要的组织形态，是以村社和血缘家族为单位的小共同体。从历史经验看，小的家族共同体，以及建立在家族纽带基础上的分封主义倾向，恰恰是大帝国的瓦解者与挑战者；正如七国之乱之于西汉，八王之乱之于东晋，藩镇割据之于盛唐。

就黄土高原具体的地理环境而言，魏特夫的“水利帝国”理论恰恰是支持“封建”这种社会形态的。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更能解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却无法解释在这之后出现的嬴政一统。

就我目前所知，在所有解释中国“大一统”的主流理论中，魏特夫的“水利帝国”是与技术关系最大的一种学说。

而我在这个故事里，要讲的是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很可能是某个特定的技术进步，在战国时代触发了某个“扳机”，并由这个“扳机”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围绕这个技术进步而促发的组织制度变革，它为中国历史注入一种全新的力量，支撑秦朝最终完成统一，进而形塑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这个特定的技术发明，就是“弩”。

弩、墨家和守城战术

弩是一种远程投射武器，又叫“十字弓”，一般由弓、弩臂、弩机、枢四部分组成。中国人常把弓弩并称，但是弩与弓有一个本质区别：弓依靠的是人的力量，而弩依靠的是机械装置的动力。

弩能够利用弩机将拉开的弓弦保持在紧绷状态，从而弩手可以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步骤，相较弓手节省了更多的力气。此外，有的弩还可以凭借机械的力量上弦，获得更强大的弹力。

战国时代，中国人在战场上已经大规模地使用弩。“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三大诸侯国，无论是领土、人口，还是地理位置，可以说皆处于劣势，其中尤以韩国为甚。韩国位于今天河南北部一带，北接赵、魏，东临齐国，西有秦，南有楚，处在包围圈的正中心，安全环境极其恶劣。

当时的韩国以强弩闻名，《战国策》有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为各国所惧。当时中国人的制弩技术亦是世界领先。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一种叫“望山”的装置。它是弩机上的瞄准装置，带有刻度，就如同现代武器上的表尺。弩手可以借助这种表尺测量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然后选择相应的刻度，构成瞄准线并发射。“望山”的发明，极大地提升了弩的射击精度。这也从侧面证明，弩在当时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不然，时人不会有对其进行技术升级的动力。

不过，弩与中国的“大一统”到底有何关联呢？让我们先来尽速了解战国时代一批特殊的“擅长使用弩的人”。

有趣的是，这批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战士，而是某一个学派的学员。这个学派，就是战国时代影响最盛也最为神秘的学派之一——墨家。

墨家创始于墨子。说它影响最盛，是因为战国后期的韩非子有记载，“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足见其影响之隆。说它最神秘，是因为这个学派竟然在秦汉交替之际倏忽消亡，直到清末民初，才有学人从故纸堆中重现墨家的精密学说。至今我们仍不能确实地考证，墨子真实姓名为何，籍贯何处。

墨子同情底层人民，一生简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思想以节用尚俭、兼爱非攻为主。他还与他的弟子建立了古代中国第一个逻辑学体系，有学者认为，这是与古印度、古希腊并称的世界三大经典逻辑体系。此外，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科学家，在几何学、力学、代数学和光学等方面皆有重大贡献，为时人所望尘莫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墨学研究中长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墨子》各卷中，最不好理解的就是第十四和第十五卷。这两卷看似与墨子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也与他的逻辑学和科学贡献没什么关联。总之，这部分内容十分突兀，以至有不少后人猜测，这或许是墨子的学生在整理老师著述时后加上去的。

这两卷几乎就是兵书，类似《戚继光兵法》那样的作战指挥手册。要想理解它在墨子思想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找到一把关键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就是我们讨论的“弩”。

《墨子》第十四卷，篇名分别叫“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第十五卷，篇名分别叫“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顾名思义，这两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守卫城池的战法和组织方法。

在当时，墨家对攻城、守城战术的精湛掌握，闻名天下。《墨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公输盘（传说中的鲁班）要为楚国修造云梯以攻打宋国，墨子闻讯后，就去见公输盘，希望能阻止这场战争。两人争执不下，只好分别用腰带和牃（床板）当军械和城墙，在楚王面前展开攻防战的兵棋推演。

结果，公输盘九次进攻，皆被墨子抵拒，且公输盘几乎用尽所有器械，而墨子尚有余力。但公输盘却对墨子说：“我知道如何战胜你，但我不说。”墨子答：“我知道你如何战胜我，但我也不说。”楚王遂询问其中缘故，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图不过是想杀了我，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守了。但我的弟子禽滑厘已带领三百人在宋国城墙上守着了，所以即便杀了我，也不能断绝我的守城之术。”最终，楚王放弃了攻打宋国的念头。

这段记载或许只是一个故事，不过，墨家的守城能力并非空谈，而是有实际的战例记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楚国的“阳城之战”。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他曾经任用魏国叛逃来的名将吴起厉行改革，结果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楚悼王一死，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号令士卒射杀吴起。吴起临死前，把自己中的箭拔下来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喊：“群臣叛乱，谋害我王！”

按楚国礼法，损伤王的尸体，是夷三族的重罪。楚肃王继位后，命令尹把射杀吴起并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据说，受此事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余家。

其中有一名贵族，已不知姓名，只知他的封地在阳城，故称“阳城君”。阳城君受此事牵连，抛弃封地，潜逃不知所踪。楚王派人前往阳城，打算收回封地。此时，阳城君有一好友恰在城内，逃离之时，他曾委托这位好友替自己守卫阳城。而这位好友就是当时墨家的钜子—墨家最高领袖，孟胜。阳城君在逃跑前，掰断自己的玉璜，作为信物留给孟胜，并嘱托说，如果来人拿着另一半玉璜，才能听从他的指令。当楚王的使者来到阳城时，孟胜要求对方出示符契，对方自然办不到。于是，双方开始交战。

开战前夕，孟胜与弟子徐弱有一段极富英雄气概的对话。孟胜认为，敌众我寡，如今唯有为阳城君战死一途。而徐弱则认为，若墨家为阳城君战死，死而有益于阳城君，未尝不可，然如今情势，阳城君不知所踪，墨家为之而死，“无益也”，而且还会“绝墨者于世”。孟胜则回答说：“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随后，孟胜下令将墨家钜子之位传给田襄子，带领诸弟子从容赴死。徐弱为老师的大义感动，战死在老师之前。而派去给田襄子传递讯息的二人完成使命后，也返回楚国赴死。

史载，“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又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由此可见墨家子弟之坚决与强悍。这种为大义赴汤蹈火、死不足惜的信念精神，使墨家成为战国历史上少有的“实干兴邦”的学派，也侧面说明墨家之善于作战并非空谈，而是确有其能。

这是有《墨子》原文佐证的。在《墨子》中，禽滑厘向墨子请教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也就是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轒辒、轩车十二种战术。“临”是攻城方在城外搭建临时的土堆，居高临下攻击城内；“钩”是用钩子挂住城墙方便士兵上城的钩梯；“冲”是撞击城门的冲车；“梯”是攀附城墙的云梯；“堙”是积土为坡填塞壕池；“水”是灌水淹城；“穴”原文阙失，疑为“火”字之误；“突”是城门门内的防御设施；“空洞”是地道；“蛾傅”是士兵密集攀爬城墙的接刃战；“轒辒”是有皮甲防御的战车，用于掩护工程兵种进行作业；“轩车”指的是楼车，车上士兵可以居高临下向城中射箭或攀附城墙。《墨子》中详细描述了这些战术中所涉及的装备和应对办法。

其中，“弩”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地位之重要，在先秦时代的兵法中，无出其右者。那么，“弩”到底有怎样的魔力，竟得到墨家如此重视？

这里不妨参考一下西洋史家的观点。都柏林三一学院斯图亚特·格尔曼（Stuart Gorman）在其博士论文《晚期中世纪弓与弩的技术发展》（“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ow and the Crossbow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中，详细总结了西洋史家对弓弩短长的比较：大体言之，史家们多同意，弓在开阔地带的作战中强于弩，而弩在攻城与守城战中强于弓。

弓手射箭，装箭和发射是连贯动作，所以射速更快，平均可以达到弩的三倍。在开阔地带，火力发射速度越快，自然越有优势。但是，在攻城战中，防守一方因不必过分担心敌人快速接近，又可以躲在垛墙和射击孔之后伺机瞄准，精确地杀伤敌人，所以弩的优势比较明显。而墨家最擅长的作战场景就是守城战，墨家对弩高度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在我看来，墨家对弩的重视，除了这种武器的军事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在技术层面支持墨家对民众进行前所未有的动员。

（本文节选自张笑宇所著《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由一頁folio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

张笑宇

一頁folio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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