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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草原到中原，有一个过度地带，就是长城沿线，扩展一下可以一直延伸到东北。 稍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历史上成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从这一带起家的。 北魏王朝的先祖慕容鲜卑来自东北，后来的辽金元清，无不自东北起家。 这看似是历史的巧合，实则是历史的必然。 中原文化崇尚“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轻扰”的自我节制，且草原游牧文化很难建立起儒家的伦理纲常，纯粹的中原文化对于统治草原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 纯粹的草原帝国如匈奴、突厥、回鹘等，对于统治中原地区同样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他们往往只是突入中原地区烧杀抢掠一翻就走。中原对他们来讲只是抢夺财富以便维持部落联盟的一块可重复利用的大肥肉。 能够超越草原-中原的普遍帝国者，必然是能够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人，这种人既不是纯粹的中原人，也不是纯粹的草原人，只能是来自草原与中原过度地带，即东北地区的民族。 东北的北边连通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经常接受中原文化统治的辽东宜农地区，在东北能够站稳脚跟的统治者，必须熟悉两种治理模式，这样在入主中原后才能建立起连同草原-中原的二元帝国。 这个二元帝国的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即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通过皇帝身份统治中原地区。 草原地区主要用来维持帝国的军事秩序，中原地区主要负责财税供给，如此，中原之富饶与草原之力量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贰 历史上，起于东北到慕容鲜卑首先开始了这种尝试，之后来自山西北部长城附近的拓跋鲜卑成功建立了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最早定都与平城，即如今山西太原，正好处于农牧交界，可以节制南北两方。 但是北魏在孝文帝时南迁洛阳，并且着力要求鲜卑贵族汉化，放弃了草原身份，这是非常可怕的，放弃草原身份就相当于放弃了草原军事力量的认同，所以北魏在孝文帝去世后不久，就因为北镜六镇军人内乱而亡国。 后来的辽金元清，吸取教训，放弃了建立一元化帝国的努力。这四朝均定都北京，因为北京地处长城沿线，便于统治南北，并且这均在北边草原另设一个草原首都，辽在上京，元在上都，清在承德。这样通过南北两个首都完成对草原和中原的共同治理。 叁 上篇文章提到过，草原帝国有一个难以逃脱的魔咒，那就是很难延续超过百年，即“胡虏无百年之运”。 因为草原帝国是由于战争需要而建立的，这就要求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带领帝国不断获取生活必需品，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 所以草原帝国的继承规则不是中原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兄终弟及，因为小孩子无法确保能征善战。这样的继承制能够保障继承者的战斗力，但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等到兄弟都去世之后谁来做可汗呢？ 做过可汗的几个兄弟的孩子们都会跳出来希望做可汗，因为他们的父亲都做过可汗，这个时候，草原帝国就会开始分裂。 但是辽金元清都超过了百年，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王朝入主中原之后改变了继承原则。 草原上兄终弟及的继承规则主要是为了保障继承人的能征善战，而一旦入主中原，不再需要打仗了，继承人自然也就不一定非要能打了。 对于儿子的感情自然要强过兄弟，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自然就在入主中原之后逐渐变为父终弟及了，这样草原继承魔咒自然就被打破了。 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些草原帝国入主中原后长寿的秘诀主要是因为汉化，要维持中原统治，当然要接受中原文化，但是如果他们选择全盘汉化，下场就是前面讲过的北魏了。 肆 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中原民众来说算是获得了暂时休养生息的机会。 草原-中原打仗的时候，中原军队补给靠中原民众，草原战马补给依靠抢夺中原民众，相当于中原民众同时负担起两只战斗的军队，而草原-中原统一之后，中原民众只需要负担一支不打仗的军队，赋税压力减轻很多，所以到了康熙可以“永不加赋”。 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得底层民众能够休养生息，到了乾隆时代中国人口连续突破两亿、三亿、四亿。 这又引出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剩带来了大量便宜的劳动力，使得出现在西欧的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技术革新没有在中国出现，人那么便宜，还费脑筋改进技术干什么。 不革新技术，工业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农业社会就迟迟难以跨越到工业社会，工厂建立不起来，过剩的人口就找不到工作，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俗称“内卷”。 这就是另一个相对复杂的话题了，我们以后再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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