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文章，小编曾介绍过几首颇具争议的唐诗，如《咏木老人》的作者是谁？杜甫是否写过《江南逢李龟年》？李白《戏赠杜甫》的用意是什么……本期文章小编将继续就这一话题，分享更多有关唐诗的争议，以飨读者。 如果让读者们举一例有关“清明”节气的诗，很多读者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清明》。相信读者们接触这首诗第一天起，就知道了它的作者是杜牧。但实际上清明首次在历史上出现，已经是杜牧生活的三百年后，它的作者真是杜牧吗？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中，提出这样的疑问： 杜牧是我国晚唐的一位著名诗人，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他的作品集《樊川文集》由他的外甥裴延翰所编次，共二十卷；北宋时又有人收集了遗漏的杜诗汇编成《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 《樊川文集》收录《外集》、《别集》最早的刊本是北宋本，不过这个版本目前已经不存于世。经过历代学者考证，《外集》和《别集》实际上已混入了他人的伪作，尽管如此，《樊川文集》、《外集》、《别集》都没有收录《清明》诗；《樊川诗注》是对杜牧作品集《樊川文集》的注解，由清乾隆时冯集梧校刻，同样未收录《清明》一诗。其他诗集的收录情况同样，比如宋洪迈的《唐人万首绝句》以及超全超大规模的《全唐诗》，也都没有收录这首诗。 由此，《清明》这首诗在历史中横空出世，无法追溯来历，因此陈寅恪先生怀疑它是否为杜牧所作。但是同时，陈先生没有完全否定杜牧是此诗的作者，他推测这首诗所描写的气候物象应当是中国北方的景色，如果杜牧真的写了这首诗，那么可能是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分司东都这一时期所作。 陈先生的这一怀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积极的讨论，要挑战一项形成百年的事实总归是引人注目的。就目前来看，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分为正反两方阵营，正方即“清明作者是杜牧”，反方“清明作者非杜牧”。 首先我们来介绍反方，反方主要依赖以下两项论据： 一、渊源的可疑 这是人们怀疑《清明》的主要依据。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说杜牧临终前“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由此可见杜牧对待自己的作品极为严苛，保留甚少，而《樊川文集》所收录的内容已涵盖了杜牧绝大部分作品，而且是佳品。 从晚唐直到北宋的漫长过程中，经后人反复收集编纂的刻本，甚至某些诗集都已经掺入其他诗人的作品了，《清明》仍均不见著录。该诗文本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南宋末年人所编的《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六，但题为《杏花村》，并且仅仅注明“出唐诗”，而对于其作者语焉不详。 其首次署“杜牧”之名并正式题作《清明》，则是在稍后成书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下简称《千家诗》），该诗被列在“清明类”的首篇。《千家诗》是一本在《唐诗三百首》问世之前发行量很大的普及性诗歌选本，旧题南宋刘克庄（1187—1269年）编选，但这本《千家诗》属于启蒙性质的读本，错漏可疑之处甚多，因此后人历来对这个选本评价不高。 至于其他研究唐诗的各家著作，如《万首唐诗绝句》、《全唐诗》、《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樊川外集》等，也未认为此诗为杜牧所作。《千家诗》可以说是孤证。既然是孤证，免不了惹人怀疑，《千家诗》是基于什么理由认为作者是杜牧呢？ 除此之外，这首诗沉潜许久，唐人未曾提及，北宋人未曾提及，却被刘克庄发现了，这毕竟是一首300年前大诗人杜牧的作品，他作为第一发现人，难道不激动？总应该在文章著述或者其他笔记中记载这件事吧？ 但事实却是没有。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提到杜牧的地方不少，其中具体涉及杜牧的诗达十多首，也提到了赋体文章《阿房宫赋》，还指出《樊川续集》、《樊川别集》中有非杜牧的诗混入，既然已经提到了杜牧诗集的错漏，那么他新发现了一首杜牧散轶在外的诗作，按道理应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比如在哪里发现的诗作，如何确定作者是杜牧，但是他没有这么做，目前已知的刘克庄的作品中没有其他提及《清明》的地方。连他自己都不提这件事，是否意味着刘克庄本人也不认同《清明》是杜牧所作呢？ 在否定《清明》作者非杜牧的基础上，胡可先先生更进一步，他认为该诗作者是和杜牧（803年—约852年）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许浑（约791年—约858年）。 胡先生注意到刘克庄本人藏有《樊川续别集》，并且对其内容非常熟悉。那么他所编选的《千家诗》中的《清明》一诗或许是选自《樊川续别集》。宋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云：“杜牧之《续别集》，皆许浑诗也。”，刘克庄《后村诗话》亦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之八九皆（许）浑诗。”根据以上两点，他认为“《清明》诗作者应为许浑”。 二、诗风的可疑 不同的人对同一首诗的赏析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这里诗风方面的疑问主要起辅助性作用，是对作者怀疑的进一步加强。 杜牧对诗歌创作，有他的明确见解。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又自称“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献诗启》）。 《清明》一诗当然不算绝对的“习俗”诗，但毕竟和杜牧“本求高绝”的目的并不一致，正因为诗风方面的疑问，各家文学史在论述杜牧时，都没有举这首诗做例子。 对于反方的这些质疑，正方也有自己的解释。 首先，关于《清明》的来历不明，虽然现存的《樊川文集》《外集》《别集》中都不见收录有《清明》，但不能以此作为否定此诗的理由。历代的文人别集在搜集、整理、传抄、刻印过程中发生缺载漏收诗文的情况比比皆是，杜牧的各种诗文集没有收录此诗，并不等于此诗的作者就一定不是杜牧，说不定发生了某种意外情况导致了诗集疏漏了《清明》；尤其是随着近代以来，各种出土文书、域外文献等新材料不断涌现，也越来越丰富、补充甚至是改变着人们对传统观点的一些看法；当下情况未明，在没有绝对证据否定《清明》的作者是杜牧的情况下，应该尊重历史，暂时把《清明》看作杜牧的作品。 其次，针对渊源一说，人们找到了明确记载《清明》作者为杜牧的证据。《江南通志》载：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有“清明时节雨纷纷……”一诗。他们顺便还找到了诗中的“杏花村”，应该位于池州旧治（今贵池县）城西，因为附近有一湖即名杜湖。 至于《清明》一诗的诗风，李金坤认为“就全诗空灵蕴藉的风调与俊逸清丽的语言风格观之，其与杜牧之诗风是甚相吻合的”。 小编倾向于正方观点，虽然有争论，还是应该把《清明》暂时放在杜牧名下。有意思的是《江南通志》的记载。因为《江南通志》的完成时期已经是清朝，地方志编修过程为了体现本地俊采星驰、钟灵毓秀，难免附会一些名人事迹。所以《江南通志》记载是否真实，其实也是一个疑问。 争论已经分享完毕，我们可以顺便考察一下《清明》这首诗出现时的历史背景。 宋代时期印刷业发达，各类蒙学著作大为流行，佚名的《百家姓》、吕本中的《童蒙训》，朱熹的《童蒙须知》、《小学》、王应麟所作《三字经》……均风行一时，而刘克庄编写的《千家诗》也就在这时传播开来。后来也有部分文人怀疑《千家诗》并不是刘克庄所著，而是沿海地区一些书商为了销量而假托其名所著的伪作。不论如何，这部刘选《千家诗》中缺名甚多（至今仍有），其本身也存在诸多错漏之处，这是《千家诗》的明显缺陷。 正是基于以上复杂的情形，可以说人们对《清明》作者的怀疑并不是盲目的、无谓的。 另一个关于《清明》的激烈争论在于，牧童遥指的“杏花村”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虚指”说认为“杏花村”泛指杏花盛开的村庄，即杏花之村。也许最初诗人在作诗时真的遇到了一个杏花开满的山村，但是经过文学处理，“杏花村”便成了一个文学意象；它已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而是如同飞渡水面的鸿雁，悬挂于空中的满月，蕴含着独特的意义。 因此，虚指说不关心《清明》的作者是谁，他们只关心“杏花村”这一意象所反映出的诗人的内心世界，关心作者通过意象所营造出的诗的世界，反对通过论证现实中“杏花村”的存在从而证明《清明》的作者是杜牧。 与此相对，“实指说”则认为当时诗人确实到了某个名为“杏花村”的村落，诗人循着牧童所指的方向，真的来到了“杏花村”，找到了酒家。 至于这个村落，1980年以前，普遍的观点是指汾阳杏花村，1982年以后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国各个地区互联互通，越来越多的“杏花村”进入大众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有19个“杏花村”，其中风头最盛的位于山西汾阳和安徽贵池两地。 山西汾阳杏花村盛产汾酒，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而汾酒品质卓越，是国家级名酒。 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汾清酒”作为宫廷御酒深受统治者的宠爱，根据《北齐书·文襄六王·河南康舒王高孝瑜传》载：“初，孝瑜养于神武（高欢）宫中，与武成（高湛）同年相爱。……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另外，以汾酒为基酒配制而成的竹叶清酒也早在南北朝时就享有盛誉，北周著名文学家瘐信在《春日离合》二首诗中就有：“三春竹叶酒，一曲昆鸡弦”；唐代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列出唐朝出产的名酒17品，其中就有“河东之乾和”。河东泛指山西，具体酿造地点就在汾阳；宋代张能臣《酒名记》所载名酒中有：“汾州甘露堂。”；元代宋伯仁在《酒小史》中列举名酒时也提到“汾州乾和酒”…… 可以说，悠久的酿造历史和驰名中外的汾酒，是论证杜牧《清明》诗所指为汾阳杏花村的最有力的证据。 安徽贵池的拥趸者则认为，杜牧曾在池州任刺史，而根据贵池《杏花村志》中的记载，如村志中收集的大量咏“杏花村”诗和至德人王尔纲的杂剧《杏村醉雨》，贵池杏花村就是“杏花村”无疑。 《清明》一诗中“杏花村”到底是虚指还是实指？在小编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千百年来，《清明》一诗早已与“清明”节气紧密相连，随着传诵深入民间，融入中国人民的骨血。每逢“清明”，细雨、牧童、杏花村所组成的意象，总会撩拨着我们的淡淡愁思。可以说，无论“杏花村”是否存在，《清明》将在代代中国人之间流传。至于汾阳与贵池之争，只能说，继续努力竞争吧，或许能促进相互的进步，制作出更优质的产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