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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国明：钱谷融先生谈读书 钱谷融先生经常说，他几乎一辈子呆在校园，教了一辈子书，读书自然就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曾如此谈到过自己：“一生除了读书就是教书，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教书教了将近五十年，所教过的学校却一共只有两所。因此我的接触面极其狭窄，生活知识十分缺乏。我对社会人生的了解大都是从书本上来的，对现实生活多少有些用'书本化’的眼光去加以审视，因此我的认识和感受往往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一层隔膜，这个世界对我始终相当陌生。我一直在追求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却很少能够得到。我所尝味的欢喜或是悲哀，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当一回事。但我自己却是十分认真的。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失望，便只有促使我更深的沉浸到书本中去，沉浸到迷人的艺术世界中去。也幸而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大师早已为我储备下了十分丰富的艺术宝藏，毫无保留地容我随意享用，这才使日子比较的容易打发。即使在那最黑暗的梦魇般的岁月里，也没有使我完全绝望。因为我在李白、莎士比亚、以及托尔斯泰们用他们绮丽的情思编织成的艺术世界里，虽然也看到其中同样存在着痛苦与悲伤，但还总是时时透露出一些迷人的明媚的阳光，并常常带来一些能使我寂寞的心灵得到某种抚慰的温馨。” 也许正因为如此，久而久之，读书不仅与他的教书、著述、休闲和交往密切相关，而且渗透到了自己的性情之中，所追求的就是真诚、自由和散淡的境界，这正如他在《我的自白》(1995年5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中所提到的：“我喜欢读书，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因为“这样的读书，能使我游心事外，跳出现实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纵意所如，了无挂碍，真是其乐无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钱谷融先生读书毫无重点和特点，相反，他对自己读书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和看法。这些心得和看法不但表现了钱谷融先生在读书和治学方法上的特色，而且非常贴近他自己的人生和性情，反映了他某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和理想。作为钱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以下几点是很突出的。 第一：读书重在“读人” 首先，读书到底读什么?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也是一个读书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从钱先生的读书实践中可以看出，就在这种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之间，他的读书始终围绕着一个轴心，探索着一个秘密——这就是“人”。钱谷融先生认为读书当然有很多方法，可以有很多目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贵在“读人”，重在“读人”，通过读书去沟通人，了解人，探索、理解和把握人性和人生的奥秘。 显然，这与他所提倡的“文学是人学”的精神理念相一致。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人类的一切学问，一切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自身的幸福和发展。而就书籍来说，无论是关于人的研究，还是关于自然的研究；或者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一根本目的。所以，人是一切研究，一切学问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读书、研究学问，首先就要了解人；而了解人首先就要从自己出发，把自己摆进去。正是由于如此，钱先生非常欣赏古希腊的一句著名谚语：“了解你自己”。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谁不以自身为对象来研究人，谁就永远不能获得关于人的深邃的知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做，那就比较容易取得对人的深刻了解。 因此，在钱先生看来，一本书价值的高低，主要看它怎样描写、表现和认识人的，而我们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取这方面的知识，而且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的信念，相信人与人是相通的，只要人们之间有诚意，是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互相理解和沟通的。而这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读书而“读人”、知人和理解人的基础。所以他说：“人和人是相通的，观人可以知己，推己也可以知人。一个人如果在读书的时候，能够时时联系自己作一些对照反省的功夫，将会有很大的好处。古往今来的一切大学问家，都是一些善于把书本上的东西同自己周围的现实条件，同自己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人；都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经常把自己同别人放在一种对照关系中来进行反思和自省的人。因此，他们善于知人论世，对人和对社会都有极深刻的了解，在学术上也能够作出十分卓越的贡献。” 第二：读书不可“无我” 钱先生读书的另一特别之处，就是读书不能“无我”，必须有自我真诚投入与主动参与，他认为只有这种主动参与，并投入自己的具体感情，加入自己的具体理解，才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发现，读书才能成为一种积极的、有生命意义的活动，否则，就有可能落人一种“读死书”“死读书”的状态。他曾这样对学生说过，“一个善读书者决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单纯的接受者，决不把自己完全放在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书虽是别人写的，但现在来读它的却是我，我读就不同于别人的读。因为我有我的具体情况，具体条件。我的修养水平、趣味好尚都不会与别人完全相同。我从书中只能接受那些对我来说是能理解、感兴趣、有用处的那一部分，我有我自己对书籍及其内容的选择和取舍的标准。这是一方面。再说，书本上知识，虽然已经是一种现成的固定的东西，它似乎是静止的、凝固不动的、已经是一种死的东西了。其实不然。它一旦与读它的人相接触，把它放到读它的人所处的现实条件中来，它就又会运动起来，又会变成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来的。” 所以他认为，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精神领域方面的东西，在阅读中更必须使它与自己的思想认识结合起来，使它与自己结为一体，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只有使它为我所有，才能使它为我所用。他曾这样谈善读书者：“我们读书，更像蜜蜂采酿蜜那样，蜜蜂采的是花粉，酿成的却是蜜。花粉一到蜜蜂体内，经过蜜蜂的消化作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就不再是花粉了。如果采的是花粉，吐出来的也是花粉，那就毫无意思了。人们读书，不是为了单纯的接受知识，而是为了明理，为了指导实践。书本上的知识一和自己的心灵接触，就不再是原来的死的知识，而成为一种活的智慧了。因为它已经同自己的思想意识结为一体，从外在的东西化为内在的东西，真正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了。如果读书的人只能死记硬背，只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记住书上所有的一些东西，而不能使它通过自己心灵的光照，起一种质的变化，那么你就只能做一座两脚书橱，不过是把书架上的书移动一下位置，搬到了自己的记忆中而已。这样的读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善读书者则不然。他们体内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像触媒剂、发酵素那样的东西，书本一与他们接触。其内容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酝酿出一种与原来的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新的东西，有新的特色，能产生新的作用。在人体内怎么会有这种像触媒剂和发酵素之类的东西呢?这话不是说得很有些神秘吗？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这些东西就是来源于善读书者的博识与睿智，就是通过广泛阅读和不断历练而培养起来的一种开阔而敏锐的眼光。要能具备这样的博识和睿智，要能取得这样一种开阔而敏锐的眼光，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首先确立一种独立自主的自觉意识，在不断地进行广泛阅读的同时，不但要经常把书本上的东西同自己周围的现实条件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还要经常把自己作为对象来进行反思与反省，把自己与别人进行对照，通过了解自己来了解别人，只有对人有深切的了解，对周围的现实条件有深切的了解的时候，你的眼前才会豁然开朗，所读的书才会活起来，你才能成为一个善读书者。” 第三：读书追求“通达” 钱谷融先生在读书中追求随意，即使在与学生谈读书的时候，他也认为鲁迅“随便翻翻”的读书习惯值得借鉴，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也不失其明智的一面。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不为某一种或某一领域的书籍和知识所困，所封闭；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追求一种通达的治学境界，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追求沟通和理解，而且在各种知识和学科之间也要寻求和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相通性。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世间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想彻底了解一件事物，就必须同时了解与这一事物有关的其他事物。如果对与这一事物有关的其他事物连个起码的知识都没有，那么，对这一事物就很难有透澈的了解。为了多方面了解一个事物，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就必须广泛地阅读。这样，你就不能不对大多数书籍只采取略读的方法。所以，一个读书人总是精读和略读同时兼采，交替并用的。一般来说，精读有助于培养专家，略读(泛读)则易于造就通才。但专家和通才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理想的专家，应该同时是个通才；而真正的通才也总是并不缺乏一定的专门知识的。善读书者必须求得精读与略读的协调配合，不可偏废。当然，困难是在于究竟把哪些书作为精读的对象，哪些书作为略读的对象?这也是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除了可多向前辈请教以外，主要还得靠自己来定。首先要多读多思考，在多所涉猎、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逐渐确定自己的志趣，不断培养自己的眼光和鉴别能力。这样，自然会作出适当的选择的。”作为一个大学教师，钱先生还认为：“理科学生应该读些文科方面的书，文科学生也要读些理科方面的书。只有这样，才能开阔思路，扩大知识面，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这样，任何一种书籍，一种知识，在钱先生看来，都有一种“桥梁”的意味，因为不仅人是相通的，各种知识也是相通的，读书就应该能够通达，不断沟通、综合和扩展知识的范围。他在文章中写到，“任何知识，都从来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知识，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对我们能够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每一种新的，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对我们来说，都展示着世界、社会、人生的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方面，能使我们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一种新的理解、新的认识。当这些知识真正同我们的心灵结合、与我们凝为一体以后，就能使我们产生出新的智慧和新的力量来。” 从钱谷融先生上面的谈话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一种读书的快乐和兴趣，而且能够领略到一种人生境界。显然，读书就是一种境界，而如何读，读什么，更是一种对精神家园的选择和建设，而钱谷融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路径就是如何将内在的兴趣与外在的选择结合起来，如何用真诚之心与作者及其作品对话，并把自己的理解力和创造力贡献出去，使阅读成为一种充满乐趣和创造性的心智活动。 来源：钱谷融文学思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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