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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迎来了又一个十年的开始，然而开局并不平静。美国当季流感席卷多地，夺走上万个宝贵生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为疫情的有效遏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全国人民会永远记得他们！ 引言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瑞典病理学家FoIke Henschen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人类的演化史就是和疾病的抗争史，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是公元541年始于埃塞俄比亚，在欧、亚、非流行200年，全球死亡人数超过1亿人。第二次是14世纪始于蒙古草原，沿商路传入欧洲和非洲，导致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被称为“黑死病”。 第三次是1855年始于中国，高潮期为1894年的印度、香港和1910年到1911年的中国东北。1910年9月至1911年3月爆发的东北大鼠疫，是近代中国最猛烈的一次瘟疫，半年内总共造成约6万人死亡，这场当时震惊全世界的大瘟疫，是公认自欧洲“黑死病”以来，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恐怖瘟疫事件。 有一位年仅30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毅然前往重灾区，历时67天消灭了这场灾难，堪称奇迹，可如今却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伍连德自传的中文本译者、中国微生物学会的原秘书长程光胜先生曾经痛心地说：“到现在为止，哪怕是院士，有很多都不知道伍连德是何许人也。” 清政府外忧内患，做出支持抗议决定1911年2月20日，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中。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疫情蔓延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传遍整个东北，河北、山东等地处于危急状态，全世界的目光都紧盯着东北的疫情发展。 彼时的东北虽然仍控制在清政府的手中，但是却是俄日的势力范围——俄国控制着哈尔滨到长春的东清铁路，日本控制着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而从奉天到北京的京奉铁路则属于清政府管辖。当时的哈尔滨，有中国居民两万多，俄国侨民十万人，日本人两千人。日俄两国不断明争暗斗，使防疫工作变得很复杂。 春节在即，大批由山东到关外打工的农民拥挤着回家过年，到那时疫情控制难度更大。日俄一直对东北虎视眈眈，都想吞并东北，俄国与日本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控制，将会派军队接管。 鼠疫蔓延至北京，各国使馆惊恐万分，给清朝廷施压，要求立即向外国力量求助。关键时刻，1910年12月，清政府委任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都督伍连德为总医官，全权负责东北疫情事宜。伍连德临危受命，临危不惧，在中国外交部右丞施肇基的全力支持下毅然疾驰鼠疫的重灾区哈尔滨傅家甸。 面对鼠疫，已剩一口气的清廷竟然展现了难得的开明，马上组织、宣传，对其疫情进行控制。各国在京公使谁也不相信已经被瓜分殆尽的清政府能够控制疫情，国外许多医学权威悲观预测：东北沦陷后就是清政府的末日，鼠疫必然在全中国爆发，到时那将引起一场世界性灾难。 英国一家纸媒报道说：谁能制止这场灾难，谁就是拯救人类的恩人！施肇基经过大力争取，清政府最终决定要将控制疫情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硬气了一回。 鼠疫由境外输入，难以切断根源1911年7月15日，伍连德和俄国科学家萨伯罗特尼组织中俄双方联合调查组共赴满洲里、然后深入俄国境内进行调查，希望找到鼠疫传播的源头。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们初步查明了旱獭是鼠疫的源头，伍连德以为只要禁止捕捉旱獭，就能够阻挡鼠疫的传播，但是这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其实中俄双方政府早就下令禁止捕捉旱獭，可是由于利润丰厚，偷猎现象十分严重，走私猖獗，旱獭的交易几乎无法控制，也就是说无法阻挡人与野生动物接触。 伍连德还证实了鼠疫是从俄国境内传入，俄国境内自1905年起就有散发的鼠疫病例，他认为鼠疫可能自古就存在于中亚大草原上，因为环境变化而引起在动物和人群内的流行。 这次鼠疫虽然来源于捕捉旱獭，但是大规模流行却是人为造成。1910年10月，俄国西伯利亚鼠疫爆发，沙俄政府却严密封锁消息，把染病劳工（大部分劳工都是来自中国东北）强行驱赶回国，鼠疫接这样从俄国经由铁路传到了满洲里。俄方这种不负责任的防疫措施才是造成如此大规模流行的真正原因。 鼠疫传至中国后，给整个东北大地，造成一场恐怖灾难！患病较重的，往往是全家毙命，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不到三个月，傅家甸死亡5000人，不久后从哈尔滨坐火车回长春的人有人开始患病，很快长春有2000人死亡，1911年1月份，大连、旅顺、北京、天津、济南也出现类似死亡者，这场被伍连德确认为“肺鼠疫”的疫情，前后蔓延东北约七十个县，死亡人数近6万。 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 伍连德觉得无法阻挡人与野生动物接触，就只能另寻他法。刚开始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交通管制、隔离病人、全面消毒等措施。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些堪称科学的防疫措施虽然没有任何问题，疫情并没有被控制住，有愈演愈烈之势。 打破常规，取得显著成效伍连德为了尽快找到切实有效的防疫措施，他和助手顶着巨大的世俗压力（当时解剖死者遗体不被法律允许，发现后是重罪，当时社会风俗认为死者为大！）决定解剖被传染死亡者的尸体。 12月27日，伍连德到达三天后，秘密解剖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客栈主人的尸体。他从标本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确定鼠疫杆菌团就是病毒根源，传播方式是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播方式。 清政府和俄日等国却根本不相信伍连德的说法，清政府派了一个法国医生斯迈尼（他一直是北洋医学堂的医学权威。对于伍连德任东北总医官而不是他，一直深表不满），斯迈尼来了之后，推翻了伍连德的结论和防疫计划，坚持要按照防传统鼠疫那样灭鼠，什么隔离检查在他看来都多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斯迈尼亲自不带口罩、不穿隔离衣走到患者中间去问诊，想以此证明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没想到，他被感染了。从病房回来后的第六天，死于鼠疫。 斯迈尼的死证实了伍连德的正确性，“六无”的伍连德，之后得到了清政府、俄、日的鼎力支持，伍连德也真正与疫情作斗争。 伍连德判定：防止肺鼠疫就必须快速处理尸体？鼠疫杆菌可以在尸身上存活很久，但东北天寒地冻，土地难以深挖，很多尸体只能简单掩埋甚至抛弃郊外。每一堆尸体，就是一个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伍连德认为焚尸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入土为安，死人为大。在千百年的传统观念下，伍连德焚尸的想法无异于离经叛道，挑战中国人伦理观念。 日本医生的说法是鼠疫在严寒下无法存活，也就是不用埋，不用烧！伍连德的奏请上报朝廷后，朝堂上发生激烈争吵，有人大骂伍连德是一个大骗子，清王朝此时的实际最高掌权人摄政王载沣拍板决定采取伍连德的建议，但有一个前提——如果出了事，黑锅由伍连德来背。 疫情面前，刻不容缓。伍连德担保承担全部后果责任，紧锣密鼓地焚烧尸体工作开始了。
此时的傅家甸因鼠疫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活着的人活在恐慌之中，他们来到焚尸的现场，气氛十分压抑，官府鼓励家家户户燃放鞭炮来冲淡这悲观情绪。 鼠疫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拐点：
全世界在那一天后，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让当时疫情严重的俄国专家也纷纷效仿，焚烧病尸。英国《医学周刊》给与伍连德高度评价：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至今沿用他教科书般的防疫举措伍连德在焚烧尸体的同时，同时采取了其它的防疫举措，来遏制鼠疫的蔓延传染，这些举措堪称经典之作，为后世的防疫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个举措就是交通管制。中东铁路沿线安排近千名士兵检查旅客，下车旅客进行为期一周的定点观察，没有异常症状方可离开，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封闭入关通道，严格管控港口等通道。 第二个举措是建设定点医院。病人送往鼠疫医院，隔离接触者，集中医疗资源救治病人，防止出现更多移动传染源。 第三个举措是戴口罩。伍连德的团队发明了一种口罩——两层纱布之间加了一块药棉，这种口罩有效隔绝了空气中的细菌与病毒，立下了大功劳。
结语俄罗斯有句谚语：“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理永存。”东北鼠疫防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伍连德是“中国近代医学的奠基人”，他的名字深深的刻在中国医学史上，并被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W.H.O前身)授予“鼠疫专家”称号。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著名记者莫理循1911年7月9日写给伍连德的信中说：“由于您在控制最近的鼠疫流行中的功绩，您的名字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家喻户晓。” 一个人拯救了一座城，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哈尔滨，伍连德奠定了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基础，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伍连德并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仿佛被人遗忘了。 直到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正式披露伍连德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候选人的保密期为50年），人们才知道他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并开始被更多的人熟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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