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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间，满洲里一家客栈里，两位从沙俄归来的中国矿工突然神秘死亡，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就出现了相同症状的死亡案例，随即一场“如水泄地，似火燎原”的瘟疫开始在东三省暴发。难道东北爆发了战争或自然灾害？确实没有，但这件已经持续半年的大事，比战争灾害革命的破坏力，都要恐怖的多，甚至可能就是全人类的灾难——东北大鼠疫！ 事情是这样的：众所周知，俄国人喜欢名贵的毛皮，毕竟俄国冷得慌，但不是人人都买得起，那怎么办？为此，俄国人找了西伯利亚的一种动物——旱獭，用它的毛皮做成了替代品。 为了赚钱，当时的俄国人大肆捕抓旱獭，但是俄国人管杀不管埋啊，随意地丢弃旱獭尸体，甚至吃旱獭，于是在1910年那一年，最难治疗的肺鼠疫在西伯利亚爆发了。 鼠疫一爆发，俄国政府就开始戒严，但是他们的办法仅仅只是烧房子，并没有很注重这次事件。最可怕的是，他们还把染上鼠疫的中国劳工赶回中国。 于是，在沙俄的粗糙手段下，鼠疫被带去了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就这样，瘟疫悄悄降临在东北，但是当地的人们对鼠疫不了解，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因为鼠疫死去。但由于接触到病人的人们也很快染病死去，所以消息一时难以传出。短短六个月时间里，因为鼠疫死亡的人数有六万人，平均每个月死去一万人，而且很多人都是举家身亡。一人染病，全家都会因此丧命。 但等到这场瘟疫被传出时，已经是在危急时刻了，一时间让清政府手足无措。而此时，全世界的目光都看向了中国，因为一个处理不好，就可能是下一次黑死病。 但是，当时的医学界却很少有人敢接近东北地区。因为这场灾难的传播力度实在太大了，谁都怕自己抢救不了，还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命给搭上了。 这时，一个伟大的医学家受命于危难之中，默默走向了重灾区哈尔滨傅家甸。他就是剑桥大学的博士——伍连德。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其父伍祺学系开设金店的侨商。马来归国华侨，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头衔的学霸，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先前因为理念比较先进，做事不讲情面，没少被贵族攻击，但此时大难面前，贵族们都卡了壳，伍连德却是毫不犹豫担当，1910年12月，抵达瘟疫的重灾区：傅家甸！ 在这场突然灾难面前，伍连德的到来，堪称是一度手忙脚乱的清政府，做出的第一个正确决定！哪怕傅家甸地区条件艰苦，当地对瘟疫毫无认识的官员，也是怕麻烦不肯配合，医疗资源更被外国人垄断，但两手空空的伍连德，毅然拿出和死神赛跑的胆气，不顾感染危险和世俗压力，先偷偷解剖了死者（当时法律不允许，一旦曝光必然重罪）尸体，终于做出了救命的判断：东北鼠疫，不是一般的鼠疫，而是罕见的可以通过唾液传播的恐怖肺鼠疫！ 传播鼠疫的通常是活跃于老鼠身上的跳蚤，可是伍连德觉得奇怪，如果是炎热的气候也就罢了，如今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30多度的东北，跳蚤活跃不起来，鼠疫到底是怎么传播的？ 就在伍连德为此苦恼的同时，在东北的日本势力开始了自己的防疫方法：捕杀老鼠，这一防疫方法随后被俄国效仿，他们甚至认为很快就可以控制疫情。一直觊觎东三省的日本向清朝发出了应该将防疫权交到他们手里的呼声。 可是他们很快就自己打脸了，哈尔滨的疫情并没有因为大量灭鼠而被控制，每天死亡的人数仍然呈上升趋势。更无厘头的是，经过解剖，致病的鼠疫杆菌并没有老鼠身上找到，老鼠背锅了？ 必须快速找到控制疫情的方法，否则，疫情不断向南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伍连德苦苦思索着，找出了几个与鼠疫病症不同的特点，最后经过总结，他大胆提出这次的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染。 此说法一经提出，就受到怀疑。日本医生是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的学生，法国医生是有着防控鼠疫经验的梅斯尼，他们都强烈反对伍连德的大胆设想，对飞沫传播这一说法更是嗤之以鼻。舆论一边倒，伍连德孤立无援站在了风口浪尖，但他坚持自己的说法，与各方势力进行抗争。 就在争执不下时，法国医生梅斯尼染上鼠疫死亡了！而伍连德经过调查得知，梅斯尼正是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接触了病人而感染上鼠疫的，这让他更加确定疫情是通过飞沫传染的。 伍连德迅速向清政府申请，立即封锁哈尔滨，停止铁路营运，对疑似病例进行隔离等措施；同时，他还要求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医生，必须戴上他自创的口罩上岗，这种由两片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的口罩，成本仅为当时的2分半钱，作用却至关重要，沿用至今，称之为“伍氏口罩”。 就在防疫措施全面展开之后，每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仍在上升，甚至在1911年1月28日达到峰值——183人，防治措施没有效？人心惶惶，恐惧、绝望在民众中间蔓延。伍连德认真审视整个防控措施，终于发现还存在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尸体。 因鼠疫死亡者的尸体因土地被冻而不能深埋于地下，被胡乱抛在市郊道路两旁，一旦气温回升，几千具尸体将成为传染源。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付之一炬，但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但伍连德不能放弃，他联合当地的士绅联名上书，要求朝廷允许火葬。
图：载沣 中国人最讲究入土为安，烧人尸体就和刨人祖坟没俩样，闹不好瘟疫没治了，再来场民变暴乱，大清就完了，伍连德的奏报送到北京，外务部部长那桐就暴怒了，不住口大骂伍连德是骗子。可关键时刻，清王朝实际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一个比那桐说话管用的人站出来：烧，我负责！ 他说话，所有人都卡了壳，因为此人，正是此时。这也是他短暂却悲催的执政生涯里，做出的最闪光的决定：为了控制瘟疫，烧！ 1月30日，也就是1911年的大年三十，整个东北大地，烈火陆续燃起，各地的疫区里，大批的尸体被有条不紊的火化，甚至还有诸多已经下葬的尸体，被挖出来投入烈火中，这个近乎残酷的决定，终于打开了关键的突破口：1月31日，傅家甸一直飙升的死亡人数，破天荒的下降了。然后，在近乎全球的关注目光里，各个防疫区，陆续有地区死亡率下降，到了2月20日这一天，决定性的一刻到来了：所有采取措施的防疫区，死亡人数全部下降。
自此，鼠疫日死亡人数“日渐消减”，到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蔓延6个月，波及东三省及河北、山东多个市县，死亡人数达6万余人的流行大鼠疫终于被扑灭。 由于鼠疫防治与实践中的巨大贡献，1935年，伍连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成为获此提名的中国第一人。除了完备的知识储备，与各种情况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也是伍连德成功扑灭疫情的重要因素。
图：晚年伍连德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人们可以查询到1901-1951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中国人，他便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编辑：王亭贯，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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