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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言 有关于清末大鼠疫的历史叙事见诸于各种历史著述，无论是研究性著述，还是通俗性历史文本写作，都不乏成果。 对于熟悉清末历史和中国传染病研究史的人们来说，那场大鼠疫可谓惨烈直入灵魂。当然，对于一般大众而言，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名词而已。清末大鼠疫持续时间自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英文名为“pestis，plague;”，故而近代中国人将其音译为“百斯笃/百斯脱”。由于其宿主和症状特点，在中文中又被称为“鼠疫”、“肺瘟”、“黑死病”。按照今天国际和中国的传染病等级认定，鼠疫属国际检疫传染病，也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鼠疫的传染性极强，病死率很高，在医学欠发达的近代社会更为恐怖。 清末大鼠疫由在西伯利亚从事旱獭（土拨鼠）捕猎的中国工人携带至中国东北境内，后沿铁路由北向南传播，遍及东北，传至关外直隶、山东、天津、湖北等省份，成为了威胁整个中国的庚辛大鼠疫。 这场恐怖大疫发源于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据疫情扑灭之后，有奉天省防疫总局编订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
这段记载非常清晰地勾画出了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起源。1910年10月（宣统二年九月）初，西伯利亚俄国境内发现疫情，在那里从事旱獭捕猎的中国工人染病导致7人死亡。俄国当局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很不友好，竟然“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在俄国境内采取扑灭疫情行动，但将染病或疑似染病的中国工人驱逐回国。如此，自然导致了疫情在中国东北的极速蔓延。 疫情发展超乎人们想象，“如水泻地，似火燎原。”疫病带来的是大面积的死亡，“朝发夕毙，前仆后继，官商绅民，无中外贵贱，日惴惴焉如临大敌。”以奉天省城（沈阳）为例，自1911年1月至1911年4月27日截止，染疫者1535名，死亡1535名。 鼠疫爆发初期的中心在哈尔滨付家甸，1910年12月10日一直到1911年1月7日，每天都有100多人死亡，整个鼠疫流行期，这一地区死亡人数达5693人。奉天省“城市农村充满死亡的恐怖，棺木销售一空，许多人家不得不实行篙葬。到民国元年人心仍在动摇，生气尚未复苏。”从全国而论，这场大鼠疫导致了超过6万人的死亡！ 这场瘟疫爆发的根源在于旱獭捕猎的泛滥和卫生条件的恶劣。旱獭皮在欧美市场可以作为貂皮的替代品，俄国皮草商人出于利益驱动，大肆招募华工，四处猎獭。过度捕猎导致旱獭所携带的鼠疫杆菌传染给捕猎工人，进而造成人际传播。 瘟疫所带来的恐慌远远超过一般性灾害，鼠疫这种恶性传染疾病更是如此。1911年2月5日，《大公报》上刊载过一篇《说预防鼠疫的方法》，里面对东北鼠疫危害做过很形象的描述：
十倍于水灾、火灾、刀兵灾，这就是当时人的体会。未能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传统医学在这种恶性瘟疫面前其实毫无作为，古人的博大精深其实完全无用！ 传统帝制中国政府对于鼠疫这种恶性瘟疫的救治，其实也只能停留在事后救济层面上，医学层面的疫情控制根本无法实施。 一旦出现疫病，地力政府不作顶防，只是在巷头拦根草绳进行封闭，并不知道该怎样抢救，事后又不作全面清毒，听之任之，死活与否，全看概率。 一般民众在瘟疫面前，更是表现出了尚未步入现代的农业社会的愚昧和无助，譬如迷信鬼神，在大疫期间就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庇佑，而这只能加速了疫情的扩散。 在庚辛大鼠疫中，东北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类似于东汉末年太平道的黄天道教，其传播者给入教者发黄布一幅，命其缠在头上，俨如汉末的黄巾军，声称入教者即可避免瘟疫。 太平道这种政治性原始道教在东汉末年的兴盛有其时代因素，但是清末的这种黄天道教再有市场，只能说是悲哀了。 当时，清末新政已经进行10年，必须承认，在国家层面的政府已经具备很多现代性特征，清廷采取的灭疫措施也非常值得肯定。无论是朝廷中枢成立了专门的应对机构，还是伍连德这样具备现代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防疫指挥能力的专家主持，抑或是以锡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的积极配合，以及积极争取西方国家救援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政府在这场恐怖大疫面前的因应政策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并不是建立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上的国家现代化改革只能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变革，基层社会仍然是前现代的特征。仍然处于前现代层次的基层民众在这场大鼠疫面前，对国家层面采取的现代防疫手段竟然表现出了排距态度。 1910年12月初，剑桥医学博士、时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的伍连德被派往哈尔滨主持防疫的技术方面工作。清廷外务部给东三省总督的电报中，授予了伍连德“筹办一切”的卫生防疫行政权力，并称“该员等医术精细，与防疫事宜尤为富于经验，并能办理得宜，共保无虞”。 但是，伍连德在哈尔滨的工作一开始就遭到了地方原有防疫组织的抵制。哈尔滨地方防疫组织依然相信传统医学防疫手段，他们认为伍连德和奉天医生所用消毒、隔离等办法不合商民习惯，集议启封因疫被封房屋，并自立病院，聘请中医用针灸等法防疫。面对这种困境，伍连德致电外务部，直指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事务“统由不明卫生法术之人管理”，而自己只备顾问，“手疾疫传染无法管辖，疫症院由中医经理，办法更无成效”。 中国传统医学没有完成现代转型，传统防疫灭疫手段其实无法解决严重瘟疫蔓延。很多现代防疫手段来自西方，与中国传统疾病观、生死观相违背。譬如，依照现代防疫学知识，政府必须要对瘟疫死者尸体进行现代化防疫处理，其中的隔离、剖尸、焚尸、烧屋等措施，无不与传统文化相违背，防疫中竟然屡屡发生民众习惯与国家行为的冲突。 譬如，当时一位在哈尔滨参加防疫工作的外国医生在报告中描述尸体处理困难：
全面主持防疫专业工作的伍连德同样深知这些尸体处理办法与民众习惯的冲突。东三省总督锡良为了推行有效尸体处理办法，只好请求清廷颁旨准行，以圣旨的名义慑服民间习惯，因为数千年来，民众只畏惧王法。这样，火化工作才得以顺利推行下去。 伍连德和锡良的地位，可以以圣旨方式推行火化，省城也相对开化。但是，乡村社会的火化难度就更大。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就曾感慨当时推行现代防疫措施在民间社会遭遇到的阻力：
虽然遭遇种种困难，最终这场鼠疫还是被清政府以现代医学防疫手段扑灭了，当然也有气候变化的因素。在现实效果面前，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医学和传统旧医学的认知判断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东方杂志》中《扑灭中国北方之瘟疫》中所言，“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 社会公众，尤其是上层精英更因此疫，转而信服现代医学，也就是所谓的西医。“陆海各关之验疫，红十字会之入会，戒烟药物之检验吗啡，中国以无技可施，借材异地，俱推西医为神妙。而达官贵人，偶染微恙，又往往以巨金延西医。堂堂中国无一良医，可耻孰甚。” "堂堂中国无一良医"，只是因为数千年来的传统医学没有经过科学转型，无法应对如此恐怖严重的恶性瘟疫，也无法治愈真正的疾病！除了观念转变之外，清廷以此为契机，也开始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防疫机制，公共卫生制度化框架顺延展开，这自然对民众观念的转变又有积极促进作用。 100年前的这场恐怖大瘟疫，证明了一个简单，但是又很难为很多人认同的道理：面对疾病和瘟疫，除了现代科学医学和现代卫生防疫手段，没有任何其他简单省事的办法，不管那些办法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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