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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在欧洲叫做黑死病，关于黑死病的记载，西方最早出现于1348年，意大利人博卡齐奥写下的。 而在中国，关于鼠疫病状的描述，则出现于610年隋朝医家巢元方的《诸疫源候论》中，而成书于652年的《千金方》中，孙思邈已经明确提出了“恶核”的概念，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作的腺鼠疫。 解放前，在我国的包头、呼和浩特等地方，民间一直管鼠疫叫“传头子病”。这是一个可怕的形象比喻：被感染鼠疫的人，一旦低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只有死亡。 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从三个部分阐述： 第一部分：近代中国三次大鼠疫是什么？ 第一次大鼠疫：1910 年11月至1911年3月，爆发于满洲里，死亡人数6万。当时，市场对旱獭皮需求旺盛，万余猎人集聚满洲里地区围猎，后感染瘟疫，人们四处外逃，致使肺鼠疫迅速传播开来，整个东北地区疫情严重，并波及北京、天津、山东等地。 消灭这次鼠疫的总医官伍连德后来发论文指出：鼠疫源头是俄国大乌拉站一间华人工棚里，旱獭是罪魁祸首，这是历次烈性传染病中唯一的一次精确定位。 第二次大鼠疫：1917年8月～1918年4月，爆发于绥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染病后当地人惊恐莫名，坐火车、马车四处逃亡，疫情随之蔓延。疫情波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死亡14600人。 第三次大鼠疫：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也被叫做第二次东北大鼠疫。始于海拉尔，最初是在捕猎旱獭人群中发现，后传染至海拉尔皮毛厂，初期为腺鼠疫，10月下旬转为肺鼠疫，在扎赉诺尔煤矿区造成1000多人死亡后，迅速蔓延至整个东北地区。死亡9000人。 第二部分：没有特效药，传统中医很鸡肋。 清朝晚期，西医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但并没有特效药。治疗鼠疫的抗生素和磺胺类等药品，也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投入临床。 鼠疫来袭，相关西医也才曾尝试点滴和注射抗鼠疫血清，但并不为人们接受，加上针对性不强，因此疗效不明显。 作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依赖来的中医，在大的瘟疫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虽然大夫有不畏疫情的精神，但在自我保护方面极为欠缺，感染率非常高。资料记载：1910年北鼠疫中，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31位执业中医，17人在鼠疫中“殉职”，死亡率达54.8%，群体死亡率比杂役都高。 这种情况下，各种谣言四起，偏方频出。有人说猫尿可防疫，有人说鸦片能抗疫，有人放爆竹驱逐病魔等等。当时的一些报纸也很不负责任的刊登广告，专卖各色治鼠疫“防疫药水”、“神效药方”。雄黄、黑豆都上阵，更有的建议大家多吃萝卜，说不仅能“防疫”，还能“治疫”。 山西乡绅刘大鹏在其著作《退想斋日记》中记载：“瘟疫流行，医家甚忙。而目前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利，无钱即不往医。” 第四部分：隔离挽救了一切。 1911年22月27日，伍连德的通过对一具日本女人尸体的秘密解剖证实了肺鼠疫的存在，在经历了最初的不信任，付出了法国防疫专家死亡教训后，以隔离为主要方式的抗击鼠疫行动展开，并最终取得胜利。 这其中，有几个关键细节，我们分别说明。 其一，发明“伍氏口罩”，隔断感染源。 1910年东北肺鼠疫，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伍连德专门发明出一种特殊的加厚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吸水药棉。他一方面公布制作方式，动员老百姓自己动手；一方面加大生产，确保防疫队员的使用。这就是著名的“伍氏口罩”，今天还在沿用。 其二，隔离感染者。 在疫区实行紧急管控，征用学校、戏院、浴室、庙宇、教堂等，改造成临时消毒所、急救医院。在东北，伍连德甚至向俄方申请了1300节车厢，用于临时隔离使用。临时隔离区内，也有严格规定，军警人员与医护人员逐人检查，发现感染者立即送到医院，其家属送到定点隔离所。 其三，交通管制。 我们以1917年绥远鼠疫中的铁路管制为例：大站设立检验所，小站停止售票，无检验所的站台一律不得停车；上车、下车旅客须在检验所呆5天，确保健康后才可放行。一旦在旅客中发现感染者，全部旅客观察期延长到10天。当时，由西直门开往丰镇的302次列车与由丰镇开往西直门的301次列车整体行车时间被人为拉长，为的就是配合检查。 其四，妥善处理死尸。 中国人历来讲究死后入土为安的，但疫情面前，一切都变了。为了防治感染，在绥远鼠疫中，当局出台最严厉规定：“先将尸体严行消毒，复用升汞水浸布，覆盖尸体，棺体厚铺石灰粉，密闭尸体于棺内，抬埋队运至公德堂义地”，“能购得起棺木者，均用埋葬”，“无法购买棺木，采用火葬”。 这种方法，沿用了1910年东北大鼠疫哈尔滨傅家甸焚尸灭菌的做法，当时一次性焚烧尸体2200具。 回首百年，当我们重新分析近代中国这三次大瘟疫会发现：胜利的取得，不是因为特效药，甚至当时都没找到传播源和最初感染者。但幸运的是，医疗工作者找到了细菌、病毒的传播渠道，然后做了”隔离“。就这最简单的办法，取得了不简单的胜利。 参考资料：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 杨增之等编:《绥远分县调查概要》，绥远民众教育馆排印本，193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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