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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文章我们介绍了《清明》诗以及人们围绕该诗展开的争论，究其原因，还是其诗句最早的记载与诗人活动的年代相隔甚远，长达300多年，因此很多问题难以有确定的结论。 不过《清明》300年的间隔还不是最久的，本期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另一桩牵系400年历史的“唐诗悬案”吧。 请读者们阅读下面三首诗，并观察他们的区别： 不知道读者们是否感到惊讶呢？这三首诗除了诗的题目和个别字之外，几乎一模一样！如果说两位作者只有一首诗的诗文内容雷同，或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纯属巧合”，或者说“借鉴致敬”、“用典”，但是现在三首诗几乎毫无分别，那么两位诗人中一定只有一个“真悟空”。本期文章小编将会尽可能详细的介绍围绕两首产生的种种讨论，并给出小编自己认可的“真相”，也欢迎读者们在阅读后留下自己的想法。 《万首唐人绝句》与《端明集》分别认为三首诗的作者是唐时的张旭和宋时的蔡襄。我们不妨称《万首唐人绝句》的主张为“主唐说”，《端明集》的主张为“主宋说”。  张旭，唐代书法家，以其草书名盛一时。与他同时期的诗人多在诗作中写到他，如高适的《醉后赠张九旭》、李白的《猛虎行》、杜甫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李顾的《赠张旭》等。诗人们这些诗句都对其书艺赞叹不已，不过未曾提及他的诗歌，难以窥见其诗作的水平。 整个唐代和五代以及北宋时期的文献中，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张旭诗歌的评说之语。新旧《唐书》张旭本传极为简略，并且侧重于记载其书学成就，未提及诗歌创作的内容。再加上张旭本人并没有诗集流传于世，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以及北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等总集中，也找不到张旭的诗作。 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评价张旭草书写的好，无其他专长。这是对张旭诗作成就的间接评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旭不能写诗，《新唐书·刘晏传》中记载：“（包估）父融，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吴中四士”四人中其他三人都颇具诗名，张旭能与他们齐名，诗歌方面应该也不是庸手。 综合起来看，张旭写诗的才气显然被“草圣”之名完全掩盖了，《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载：“文宗时，诏以白歌诗，斐曼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张旭的诗是神秘的，目前仅有的几首诗只来自他的草书作品，如《肚痛贴》、《春草帖》。 既然张旭的诗作如此稀少，如果“主唐说”成立，那么这三首诗将会是张旭为数不多的传世之作。 蔡襄，字君谟，北宋名臣。巧合的是，这又是一位书法名家，其书法名列“宋四家”之一，《宋史》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记载“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治平四年（1067）八月十六日，蔡襄病逝于莆田家中。他的作品集，最开始有十七卷初刻本“《蔡君谟集》”，后来他的曾孙蔡洸刊发了三十卷的版本。但这些版本，当时及后世都流传不广。 蔡襄最著名的诗作是组诗《四贤一不肖诗》，“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人同因国事受罚，蔡襄眼见官场黑暗，心中郁郁，于是写《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贤臣、痛斥奸佞，引得时人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意。不过此诗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诗句本身。 这样看来，蔡襄与张旭在某些方面“高度一致”——同样是大书法家，同样书名远胜诗名。 因此，如果“主宋说”成立，那么这三首诗有助于丰富人们对蔡襄的理解，甚至层次更高一些，甚至能改变人们对“宋诗无趣”的印象。 从欣赏的角度来说，这三首诗都是佳作，但是无论是基于研究诗人的考量还是研究史学等方面的考量，为三首诗找出真正的作者也是有非常必要的。张旭与蔡襄，两位大书法家，究竟谁才是真正作者？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追根溯源，寻找三首诗在历史中的踪迹。 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南宋饶州鄱阳人。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宏词科。淳熙十三年(1186)，任翰林学士，编修《四朝国史》。八十岁时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当年去世，赠光禄大夫，谥文敏。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卷三七三。 《万首唐人绝句》的编纂发生在他五十八岁（1180年）时，当时他建安知州任期圆满，做回田舍翁。因为“身入老境，眼意倦罢”，不再读书钻研文学，转而从事儿童启蒙事业，专心教导小孩子背诵唐诗。为此洪迈专门编写了一部儿童启蒙专用教材，从前人留下的诗文集中摘录篇什，加以整理，汇集了五言、七言五千四百篇，并亲自手抄成册，共六函。 四年后，也就是1184年，洪迈恢复官身，任婺州知府，赴任时随身携带了这六函“教科书”。1185年，他被召回朝中，不再外放为官，随侍君王身侧。偶然一次君臣谈话，皇帝提及宫中正在收集适合题写在纸扇上的诗句，目前已经准备了几百首，洪迈于是将自己所编写的“教材”呈献君王。皇帝见洪迈已经收集了五千四百首唐诗，龙颜大悦。 洪迈受到天子鼓舞，自然有心提一提这本启蒙教科书的层次。光宗绍熙元年（1190）二月，洪迈出任绍兴知府之职。公事之余，就着手大力网罗唐诗绝句。同年十二月，他赋闲归鄱阳老家，家居无事，于是继续编纂诗集，“搜讨文集，旁及传记小说”，终于凑齐了一万首唐人绝句，共有一百卷。 书成之后，他即将此书进献皇帝，“凡目录一册，七言十五册，五言五册，共二十一册一百卷，用匣盛贮。伏望圣慈，特赐宣取”。这部诗集刻本一百卷，一半刻于会稽，一半刻于鄱阳。根据洪迈的自述，诗集七言二十六卷以前，五言二十卷以前，是他在绍兴府任上官方雕刻，其余则是赋闲后自费所刻。这部百卷万首诗集即是最早的《万首唐人绝句》，洪迈容斋家刻本。 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吴格出任绍兴知府，在任期间，他命人修补了公库刻本《万首唐人绝句》，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七月末完成。这是第二版，吴格嘉定十四年重修本。这一版本使用的是当年洪迈任上未完成的版本，具体成书卷帙不详，按照前文洪迈的自述，大约只有洪迈初版的一半。 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汪纲主政绍兴，他不仅翻印了《万首唐人绝句》的洪迈容斋家刻本，使之与绍兴公库刻本合二为一；而且在五言绝句之后析出六言绝句，列为第二十六卷，使得洪迈原编的一百卷本变成了一百零一卷本，这就是汪纲嘉定十六年重修本。这一版本虽然恢复了《万首唐人绝句》原有的规模，但是又改变了其最初的版式，使之成为五言、六言、七言的结构。 无论是洪迈的绍熙原刻本，还是吴格、汪纲等人的嘉定重修本，目前早已不存于世，明清书目中也很少记载，只是知道有三个版本存在，可见当时应当是流传不广。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姑苏人陈敬学对汪纲嘉定十六年重修本“《万首唐绝句诗》”（即第三版本）进行了校正、刊刻工作，历时三年，完成了嘉靖辛丑陈靖学仿宋本，此本问世后，《万首唐人绝句》才终于扩大了流传范围，现在国内多家图书馆收藏的《万首唐人绝句》即是该刻本。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南宋时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以第一及第。孝宗时期外放为官，做饶州知州，后来历任夔、湖、泉州三洲长官。乾道七年（1171），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六十岁时卒。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卷三八七。 王十朋资性敏悟，博闻强记，素有文行。当时流传的蔡襄文集颇多遗漏，例如名篇《四贤一不肖诗》即“没而不载”，令他深感遗憾。乾道四年（1168）八月二日，王十朋出任泉州知府。赴任途中，他经过莆田，瞻仰了蔡襄故居。十月到泉州任所后，又“访公遗迹……登爱松堂、九日山，则又见公之诗与其真迹犹在”，数日游览虽然满足了内心歆慕之情，但是多方询问之下仍找不到蔡襄的文集，促使他下定决心重新增补蔡襄文集。此时距离蔡襄逝世已有大约一百年。 王十朋写信给兴化军知军钟离松、傅自得等人，请求他们帮忙，“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泉州州学教授蒋邕热心帮助，以该“善本”为底本，进行了校正、增补等工作。乾道五年（1169）十月，新文集在州学刊印，请王十朋作序。 新《端明集》收录了三百七十首诗歌作品、六十四篇奏议、五百四十八篇杂文，还增加了旧文集不曾收录的部分奏议，并将《四贤一不肖诗》放在了卷首的醒目位置，共计三十六卷。 王十朋增补《端明集》不仅仅是弥补内心遗憾之举，在文化传承上也起到了重要贡献，让蔡襄的文集不至于散轶。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刻三十六卷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正是这部王十朋、蒋邕等人所编的《端明集》，现存第7～34卷，第1～6卷、第35～36卷等八卷缺失，图书馆以清抄本补全。 通过对两位作者和两部诗集的介绍，相信读者们已经感受到了，真实的历史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厘清历史是一项庞大艰辛的工作，也是不会完结的工作。说回两部诗集，通过比对其编纂经历，可以发现，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成书最早时间在1190年，而王十朋增补版《端明集》成书时间在1169年，要早《万首唐人绝句》二十一年。如果按照首次出现确定归属，一般来说，“主宋说”胜算应该更大吧？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明清时期人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各类诗集的编选者几乎都将三首诗编为张旭的作品。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钟惺在其《唐诗归》卷一三中，鉴赏《桃花矶》一诗：“境深，语不须深。”并因此称誉张旭：“张颠诗不多见，皆细润有致。乃知颠者不是粗人，粗人颠不得。” 明末清初时的黄生将《桃花矶》选入其《唐诗摘抄》，并评曰：“长史不以诗名，三绝恬雅秀洁，盛唐高手无以过也。”此处的“长史”即指张旭。 《唐诗纪》在收录时将题名由“《桃花矶》”改作“《桃花溪》”，同时署名由“张颠”改为“张旭”。 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士祯在其《唐贤三昧集》中，将《桃花溪》归为张旭作品。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士祯又在其《唐人万首绝句选》中选入《桃花溪》。 乾隆二十九年（1764），孙洙（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将《桃花溪》收录到张旭名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唐诗三百首》发行后立刻风靡一时，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很有影响力，从此以后《桃花溪》也就作为张旭的名篇，在百姓的传诵声中流传下去了。 之后，《全唐诗》以及《御选唐诗》将三首诗选入，同样认为是张旭作品。 通过梳理张旭与蔡襄之间存有争议的三首诗在诗集中的大体传承脉络，可以发现，虽然在南宋时期《万首唐人绝句》甫一成书就产生了作者冲突的问题，但是直到《唐诗三百首》将作者确认为张旭，甚至在之后的时间里，宋元明清四朝文学家并没有就作者问题形成共识，双方阵营也没有产生过积极的辩论。总体看来，大家好像都已经默认三首诗的作者是张旭，原因何在？“主宋说”又有什么理由支持自己的主张呢？ 鉴于“主宋说”要挑战已经流行数百年的通说，因此小编先来介绍主宋说的论据。 第一，是时间上的先后性问题，《端明集》成书时间要早于《万首唐人绝句》二十一年，如果要根据现世的先后顺序来确定作者，就应该是蔡襄。 第二，《端明集》校订精审，版本确实可靠。王十朋本人对蔡襄十分敬重，在对文集进行编校时也十分认真。关于蔡襄文集，欧阳修为蔡襄所作的墓志铭中仅提及蔡襄有文集若干卷，王十朋请求朋友搜集到的善本，是蔡襄的曾孙蔡洸所刊发的三十卷版本。蔡洸作为蔡襄的曾孙，由他刊刻的蔡襄文集应该可靠的。王十朋编校过后卷数增加到三十六卷，自称“比他集为最全，故多六卷”，这增加的六卷，根据王十朋序中所言，多是奏议文章，新增的诗歌只有《四贤一不肖诗》，“旧集所不载，乃补置于卷首”。 与此相对的，则是《万首唐人绝句》存在审查不精，有大量伪作混入的情况。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中指出：“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岩、王初之属。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 洪迈在《万首唐人绝句》中自己也承认“今之所编，固亦不能自免，然不暇正”，所以后来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批评洪迈在编写《万首唐人绝句》时只管凑够万数，而不管诗作的质量如何。 第三，从诗作本身来看，三首诗所反映出的内容与蔡襄本人的行迹一致。 这三首诗在诗集中并不是散乱分布的，而是共同属于一组诗。这组诗作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之春，蔡襄正任杭州知州，当时蔡襄虽已五十三岁，但其老母尚健在，蔡襄心情舒畅，常常出游，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写下二十余首诗，这些诗无论是在题目还是内容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性，整体阅读甚至就像是在阅读蔡襄的“旅游日记”。 如果这些诗是唐人张旭所作，王十朋等人如何做到把它们改换题目、插入诗集，却又丝毫不显突兀呢？并且这组诗已经极为丰富，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再从别处偷来增补呢？ 第四，这三首诗中有一首诗现存有蔡襄手书真迹。 蔡襄与张旭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他们同样在书法领域负有盛名，同样书法作品传世稀少。根据前人笔记，张旭所有作品中目前只有《春草帖》、《灌烟帖》为其自书其诗一首，《嫌素帖》则自书其诗四首，其他的作品中未见其诗作。而蔡襄特别注重自己的作品，他的书法作品也不多。《宣和书谱》卷六记宋仁宗语云：“古人能自重其书者，唯王献之与襄耳。” 明张丑《真迹日录》卷二录有“蔡忠惠公十帖”，其中有《丙午三月十二日晚》与《十三日吉祥院探花》二诗。明末的郁逢庆在《续书画题跋记》卷三中也录有“蔡君漠十帖真迹”，其中也有《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和《十三日吉祥院探花》二诗，正文全同。 《中国书法全集·蔡襄卷》中收录有这幅书迹，题名为《山堂诗帖》。经过鉴定，两首诗确实均是蔡襄所写。 这样看来，《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即张旭名下的“春游值雨”）应该是蔡襄所作，鉴于三首诗在《端明集》中颇具体系性，其他两首也应当属于蔡襄。 “主唐说”能够不顾《端明集》成书在前的事实，并且形成了通说，则是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万首唐人绝句》此书极具文献价值，比如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其现存的七十多首诗，几乎全赖《万首唐人绝句》才得以传世。与此相对的，王十朋在收集蔡襄旧文时“旧所不载者，悉编之，比它集为最全”。贪多求全，难免有伪作掺入。如果说洪氏编《万首唐人绝句》因追求万首而不可靠的话，那么王十朋编《端明集》求“全”也不可靠。 第二，作者在先主义，蔡襄书法真迹与其所书之诗的作者无必然联系。蔡襄的书法作品只能说明三首诗由蔡襄书写，却并不能证明帖中诗歌也一定是蔡襄创作的，更不能以此为前提推断与此帖无关的其他二诗的著作权归属。 第三，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十中有“张旭诗”记载：张旭以能书名，世人罕见其诗。近日吴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诗，陆子渊为余诵之，所谓“春草青青万里馀，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塞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可谓绝唱。余又见崔鸿胪所藏有旭书石刻三诗，其一《桃花矶》云：“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青溪何处边。”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其三《春游值雨》云：“欲寻轩槛列清樽，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字画奇怪，摆云捩风，而诗亦清逸可爱，好事者模为四首县之。《春草》一首真迹，藏江南人家。 大意就是，张旭的诗很少见，杨慎有幸在“崔鸿胪”家中看到了张旭的草书石刻，而上面所写的三首诗正是本文中有争议的这三首诗，并且他还详细的描述了石刻中张旭草书的特点。 杨慎的这一说法几乎可以说是铁证，毕竟石刻诗句是其亲眼所见。明末胡震亨所撰的《唐音统签》卷八五中将三首诗收归张旭名下，即在《桃花溪》诗题下注云：“杨升庵云崔鸿肿所藏石刻有此三绝”。后来《全唐诗》的编纂也遵循了这一观点。 以上就是双方各自主张的理由了，如果让小编来评判的话，双方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也有一定的缺陷。 例如，“主唐说”杨慎的证据并非是牢不可破。首先，杨慎的生活年代在《万首唐人绝句》之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万首唐人绝句》，那么他的观点不一定是独立的；其次，《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杨慎“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陈寅恪先生评价杨慎“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然往往伪造古书”（《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杨慎著述之富号称明代第一，难免有所疏漏，或许他并不是特地作伪证，而是见到了伪造的石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怀疑杨慎的记载。 总的来说，由于唐代文献散失之严重，许多唐诗名篇皆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比如号称“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首次现世是在南宋人编的《乐府诗集》中，直到明代才引起人们注意；“吴中四士”中的另一位，贺知章，其名篇《回乡偶书》首见于南宋曾慥编的《类说》卷十五，原题为《回乡诗》，张旭现存的诗也全都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复杂而又遥远的历史导致我们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虽然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但这唯一的真相，早腐朽在时光的长河中，小伙伴们，看完本期文章，你们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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