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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style="color: rgb(0, 0, 0);">论第三次中东战争对纳赛尔与埃及的影响</h1>

 JuaN? 2021-05-04

论第三次中东战争对纳赛尔与埃及的影响

闫忠林 郝建英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要:

纳赛尔是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政治家、领袖, 阿拉伯—以色列矛盾是中东的痼疾, 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二者最后的重要结合点。战前, 很大程度上由于纳赛尔的失误导致了阿拉伯国家的惨败, 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也对纳赛尔本人及其内外战略造成了直接的冲击, 且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 闫忠林 (1979-) , 男, 山西祁县人,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军事教研室讲师, 研究方向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 郝建英 (1980-) , 女, 山西祁县人, 博士, 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 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收稿日期:2012-12-12

Received: 2012-12-12

第三次中东战争 (1 9 6 7年6月5日至1 0日) , 也称“六·五战争”或“六天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以色列大获全胜, 以阵亡9 8 3人的轻微代价, 击毙、击伤和俘虏阿拉伯军人数万人, 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反观阿拉伯一方, 由于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领袖、埃及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纳赛尔在情报、战争准备、战争主动权争夺以及兵力配备等方面的失误, 使得战前实力原本占优的阿拉伯国家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丧师丢地, 且近100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阿拉伯民族为此蒙羞。第三次中东战争虽然只持续了6天就落下了帷幕, 但是它对纳赛尔及其内外战略的冲击与影响却是深远的, 纳赛尔痛苦自责之余, 开始重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一、对纳赛尔本人的冲击与影响

首先, 是对纳赛尔个人威望及影响力的冲击。其实, 早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前, 纳赛尔的威望和影响力就已经出现了动摇迹象:1961年9月, 叙利亚宣布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原因之一就在于纳赛尔之前的部分政策及埃及本位主义伤害了叙利亚人民的感情;1962年9月, 也门内战爆发, 基于输出革命, 纳赛尔派兵支持共和派, 战争旷日持久;与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君主国的长期对立、“冷战”, 极大的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1965年5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 以阿拉伯盟主自居的纳赛尔不希望对以斗争主导权旁落, 所以持不支持的态度;在历次阿拉伯联盟会议上, 埃及纳赛尔主义的排他性及其他原因导致与许多国家关系紧张等。因而, 纳赛尔希望通过这场对以斗争, 能够巩固其及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

但是, 事与愿违, 战前纳赛尔的一系列失误最终演变成了阿拉伯国家的惨败, 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精英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盟主及纳赛尔主义, 酝酿变革, 就连纳赛尔亲自挑选的接班人萨达特也位列其间, 后者在前者逝世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后,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显现领导者群雄并起的苗头, 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贝克尔、萨达姆叔侄、利比亚的卡扎菲等纷纷崭露政治头角, 预示着埃及纳赛尔一家独大的局面即将结束。再者, 战争结束后, 沙特倡导的新泛伊斯兰主义突破了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阵线, 开始在后者的国家中传播。这样, 纳赛尔主义影响的衰落也成定局。

其次, 这场战争直接影响了纳赛尔的身心健康。战后, 纳赛尔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一度表示要辞去埃及的总统。战败的打击、长期的压抑, 加之繁重的重建工作, 导致纳赛尔的健康每况愈下, 最终于1 9 7 0年9月28日含恨辞世, 这一年纳赛尔52岁。纳赛尔时代结束了。

二、调整对美、对苏政策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纳赛尔开始重新思考对苏、美政策, 长期以来的对苏“一边倒”的政策开始松动, 给予美国的期望不断增强。二战后, 美苏两大阵营的争夺、对抗逐渐波及了世界战略要冲——中东, 中东国家相继陷入了“冷战”的漩涡, 埃及也不例外。埃及是苏联进入中东的引路人。1955年和1956年, 埃苏达成了总额约4亿美元的军火协议, 以及对后者在苏伊士战争中“站在埃及一边强有力而果断地干涉”的认可, 这些被认为是埃及倒向苏联的开始。之后, 埃及与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联系日益密切, 埃及得到了大量援助。据统计, 到“六五”战争前夕, 埃及从苏联获得的军事援助大约在9亿到1 6亿美元之间, 经济援助额为7.4亿美元, [1]且伴随有大批的苏联专家和军事顾问, 到萨达特驱逐时已达1.9万。这些援助在帮助埃及发展的同时, 也使埃及在苏联的罗网中越陷越深。

“六五战争”的失败迫使纳赛尔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苏联的关系。战前的假情报与虚幻的“保证”, 战争中的“袖手旁观”使埃及人开始怀疑苏联人的动机, “苏联阴谋论”开始出现。“六五战争”后, 遭受重创的埃及军队迫切需要苏制新式武器, 恢复军力以对抗以色列。而苏联为了与西方阵营搞“缓和”, 竟与美国一道在中东地区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 屡次推迟早已承诺的武器供应, 并不时阻难埃以消耗战中的埃及, 埃苏关系出现裂痕。纳赛尔渐渐体会到寄希望于苏联人来解决阿以冲突是不现实的, 决定缓和埃美关系, 以赢得更多的回旋余地, 并增加解决问题的渠道。1970年春, 他对萨达特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现在全部的牌都操在美国的手中。我们同美国进行对话, 使美国介入的时机已经到了。”后来又对萨达特说:“不要对苏联抱任何希望了。”[2]

三、酝酿对以色列政策的调整

“七月革命”后的纳赛尔一度考虑过“以色列存在”的问题, 但是前政府遗留下来的埃以现状, 及其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对埃及阿拉伯属性的认同, 使纳赛尔坚定地扛起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 [3]庄严宣布阿拉伯民族的目标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把巴勒斯坦从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 把以色列赶入大海中去, [4]“从地图上抹掉”, [5]而且提出“战争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办法”。直至1967年5月27日, 纳赛尔还发表声明, 号召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

但是, 第三次中东战争造就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正如希伯来大学雷蒙德·科恩教授所说的那样, “一个犹太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成为同地区其他各国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场战争使以色列扭转了以往对抗中的弱势地位, 并一跃成为了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 还占领了大片的阿拉伯领土, 增加了对阿拉伯的筹码。反之, 阿拉伯国家通过战争“消灭以色列”的目标越来越像沙漠中的幻影。

纳赛尔也面临如此的艰难抉择, 战败的屈辱使他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 所以在1968年不顾苏联的阻难, 毅然对以色列发动了“消耗战”, 结果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尽管埃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但是西奈半岛依然掌握在以色列的手中, 对抗中的弱势地位没有改变。最终, 纳赛尔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 开始寻求突破, 但是心力衰竭的纳赛尔没有走出来, 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纠结中黯然离世, 将困局留给了继任者萨达特。萨达特不负期望, 面对“纳赛尔留给他的唯一遗产——非打不可”和难以撼动的“现实”, 通过阿拉伯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向“埃及第一”的回归, “以打促和”, 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通过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和赴以色列的和平之行, 既恢复了阿拉伯国家的尊严, 又承认了“现实”。尽管萨达特本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但却开创和奠定了之后的阿以关系的走向, 一直延伸至今。

四、调整阿拉伯政策

如前所述,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使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不可动摇的民族英雄, “1956—1967年这段时间, 埃及如同它的过去一样, 再度成为阿拉伯世界治理和意识形态的中心, 这时, 阿拉伯世界的思想都围绕着阿拉伯主义——纳赛尔主义转动”。[6]开罗“空前未有地更加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新民族主义的源泉”, 纳赛尔也被誉为“当今的萨拉丁”[7], 纳赛尔主义广为流传。纳赛尔认为是发挥“导致我们周围的各种倾向的巨大潜能的爆炸”[8]作用的时候了, 开始输出革命, 着手推动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统一。但是, 之后遭遇的一次次挫折、猜疑、对抗, 特别是“六五战争”中的惨败, 迫使纳赛尔重新思考和调整阿拉伯政策。

“六五”战争使纳赛尔认识到:最近的战斗只是长期战争中的又一次战役;阿拉伯统一已遥不可及, 现在迫切的需要消除保守与激进国家间的分歧, 加强阿拉伯团结, 重整军事力量;阿拉伯世界正在形成一种寻求和解, 加强团结的氛围。基于此,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国力, 获得产油国的援助和支持, 纳赛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降低对外宣传的声势, 停止对保守政权的攻击,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谋求同沙特等国的和解。在1967年8月召开的喀土穆会议上, 纳赛尔在也门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同意撤军, 填平了多年来横在埃及与海湾君主国家间的一道鸿沟;反过来, 沙特、科威特等产油国同意提供前线国家所需的同以色列斗争的“一切资源”, 并在会上拿出了1.3亿英镑给前线国家作为战争补偿, 埃及得到0.95亿英镑, [9]之后“喀土穆付款”性质的援助“年年都在继续”, 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埃及恢复国力。此外, 喀土穆会议后, 纳赛尔越发珍惜阿拉伯的团结, 并利用自己的影响, 化解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如1 9 7 0年“黑九月”事件发生后, 纳赛尔抱病在开罗组织召开阿拉伯最高级会议, 努力调节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纷争, 进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和阿拉伯团结大业的流产。

纵观世界历史, 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往往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纳赛尔政治人生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就是这么一组奇妙的组合, 而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重要的且影响深远的交集:在很大程度上, 纳赛尔的失误导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败, 也成为他个人即将谢幕政治生涯时的“麦城之作”;但同时, 这场战争奠定了中东的新格局, 纳赛尔不得不顺应趋势, 积极调整内外战略, 开始在两大阵营、对以策略以及阿拉伯政策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从而为其领导下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开启了另一扇机遇之门, 这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 [英]沃尔特.拉克尔.夺取中东——1958—1968年苏联和中东的关系[M].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96.

[2][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M].李占经、施光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209.

[3]赵克仁.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民族主义[J].阿拉伯世界, 2002 (3) :11-16.

[4] 肖宪著.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27-28.

[5] [埃及]萨拉哈.阿卡德.1967年6月的悲剧:事实与分析[M].开罗:盎格鲁埃及书店, 1975:241.

[6]Karpat H.Kamal.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M].London:Pall MallPraeger Publishers, 1982:30.

[7][英]安丹尼.纳丁.纳赛尔[M].范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286-287.

[8][埃及]纳赛尔.革命哲学[M].张一民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45.

[9][英]理查德.艾伦.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M].艾玮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4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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