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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新教育主题歌】—— 【聆听窗外声音】，致力自我超越！ 让我们借助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去抓住教育的本质！ 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站在自己肩膀上攀升，站在集体肩膀上飞翔！——《新教育》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陈东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盛德。惟进取也故日新。道在日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德贵日新。常新，自新，全新。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探路者——新教育，我们一直在路上》。［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芬兰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世界教育理想国的？我能把学到的经验“用”在哪儿？2013—2015年，我在上海某公立学校当小学教师。跟大多数中国教师一样，我每天迎着朝阳出门，顶着月亮回家。上班时我像一只陀螺，被安排好的教学和评比带着不停地旋转。下班后我给班级里的学困生补习，晚上再花两三个小时备课。每周我都要参加新教师在职培训，看名师上展示课，听专家讲座，在不同的会场奔波。两年间，我每天都很忙，但我还是不会教。是我个人的学习能力不够吗？我想这是一个原因。我在不同的场合听讲座，却无法将这些教育理论贯穿起来，而且当我带着这些教育理论回到自己的教室时，发现大多实践不了。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工作时间被各种非教学的事情占据着。有时我们新教师之间会开玩笑说，一半的工作时间在忙于应对各种检查。
有时我安慰自己：“可能因为我是青年教师吧，经验不足，还不能轻车熟路地应对这些。多工作几年，兴许就会有不错的职业发展前景。”但现实是，烦琐的职称晋升制度成为压垮我的最后那根稻草——如果教师想评职称，就要参加考试，要有上公开课的教学经历，要有多年班主任工作经验，要发表学科论文，还要参加职称考评面试。更让我痛苦的是，评职称要排队，要论资排辈。编制少的学校一年往往只有一两个名额，且多数情况下会分配给教龄长的教师。2015年夏天，因为工作的疲惫，我辞去教职，来到芬兰。我想看看这个被称为“教育圣地”的北欧国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教育。抱着一定要留学芬兰学习教育，一定要作为局内人体验芬兰教育的初心，我踏上了芬兰这片土地。看着芬兰的课堂，我总会想起自己在上海做教师的日子。同样是小学二年级，芬兰的师生每天12:00或13:00就放学了，而此时在欧亚大陆另一边的中国师生还需要在学校待四五个小时。在校时间长短方面如此强烈的对比背后，是两国教师和学生幸福感的巨大反差。这引起我内心巨大的震动：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教师工作忙碌，需要日夜操劳，而芬兰的教师却能在每天下午悠闲地喝下午茶？显然，这表明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我们总是强调教师要多投入、多上课、多考评，认为如此才能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成绩，却忽略了换一种思维方式，即用“少即是多”的教育理念来构建支持系统，从而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但更重要的，我想是因为两国教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80年代，在这三四十年内芬兰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増长。随后，芬兰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了颠覆性的教育改革。相比之下，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推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増长，逐步具备了推行教育改革的经济条件。所以，接下来，我不仅会讲述芬兰教育现在的样貌，还会回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芬兰基础教育的改革之路，希望“芬兰道路”能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一种参考。全世界的教育者都在好奇：芬兰是怎么做到的？一批又一批中国教育者到芬兰考察，想看看芬兰教育的内部结构，并追问中国能学吗？所以，接下来我将从时间维度来谈芬兰教育，即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芬兰教育的发展战略。概括来说，有以下三个重要节点：20世纪70年代，成全教师，挖掘教师的“专业资本”；20世纪80年代，赋能学生，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20世纪90年代，给教育系统更多自主权以培养教育系统内部的领导力，给个性化教育更多空间来激活多元创新人才。之所以每10年为一个节点，是因为芬兰每10年就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教育改革。许多研究者认为，芬兰教育强民强国的秘密之一，是它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基础教育改革。当时颠覆性的改革举措是，教师教育全部由研究型大学提供，小学及以上学段的教师必须具备硕士学位，接受教师教育的学生需要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教育理论学习、教学法训练和教学实践。最让他国教育者难以置信的是，芬兰所有设置教师教育专业的大学都有自己的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以给接受教师教育的大学生提供有课堂教学经验的中小学导师和教学实践基地。如此髙质量、专业化的培养模式，让教师成为很受欢迎的职业。此外，芬兰教师享受中髙阶层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还有寒暑假。在这样一种髙度尊重教师价值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想当教师。其实，还有第二个资本——鼓励教师挖掘自身的“社会资本”。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充分利用教师的社会资源——他们的关系网，他们同大学、社会、教育机构，甚至全球教育的联系。通过这些关系他们能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芬兰教师还具有第三个资本，叫“决策资本”。这是芬兰教育最大的特色——教师手中拥有髙度的自主权，可以自己做教学决策。一方面，芬兰教师自己能决定教什么。这并不是说芬兰学校没有教材，但教师确实会把教材放在一边，选择自己研发的成果来教学，而且同一年级也没有一致的教学进度。另一方面，芬兰教师对如何评估学生、如何改善学校，也有决策权。这是因为芬兰学校去行政化，推行校长和教师共同商量学校如何运行的模式，教师主人的地位自然得到体现。此外，芬兰教育部门给教师提供的统一的在职培训课程微乎其微，而是给教师髙度的自主权，让他们根据自身需求来决定参与什么主题的培训课程。这背后是教育部门信任教师会为职业发展付出行动。对以上“三种资本”的挖掘成就了芬兰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教师成为芬兰教育成功的关键。这是芬兰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培养优质教师。教师怎样才能有效地影响学生呢？2. 20世纪80年代，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为了赋能每个孩子的发展，芬兰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落地。当时的路径是自上而下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学术进步先行，就是用科研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做。当有了科研支撑后，芬兰进入第二步——高校引领。具体来说就是大学生的课程，尤其是教师教育的课程，不再局限于“一对多”的讲课模式，而采用“多对多”的合作模式，既有小组合作学习、协同写作，又有学生互评、学习日记等。接下来便进入第三步——全社会推动和落实。就拿芬兰的“现象式教学”来说，早在2012年各大学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里就有60个学分的跨学科学习，到2016年再落实到各地中小学。紧接着，在媒体、教育创新机构和家长的协助下，“现象式教学”才广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之前，芬兰教育是从成人角度来看待儿童，认为儿童成长的目标就是长成大人，学习的目的就是为过渡到成人世界做准备。这样的教育是结果导向的，不注重过程。但20世纪80年代受“以儿童为中心”新思潮影响，他们认识到儿童的社会关系，以及儿童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这种隐形的“场”才是塑造儿童的关键。教育要做的就是不断更新这个“场”注重孩子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为孩子重塑教育前，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如何定义孩子？孩子是主动学习者，还是被动接受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就是要以“学”为中心，而不是以“教”为中心。“学习”是怎么发生的？翻开芬兰教师的教案，我发现里面不仅有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而且有学生怎么学才能理解这个重点的解析，还有2~3个针对个别学生的个性化教学目标。此外，学习要与生活、社会发生关联。这即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化学习理论。班杜拉认为，学习如果仅仅发生在教室里，其与真实生活、真实社会的联系就会受到限制。芬兰的做法是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教室不止1个，森林、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公司、教堂等都是学习场所。并且，在学校内构建“以生活为中心”的主题教室，比如手工房、木工房、烹饪厨房、健身房、乐器房等，教育即生活。一提到学习，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学习知识。但芬兰的学校对学习内容有更宽泛的界定：不局限于知识，更看重通过学习知识的过程习得独立生活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社会情感化技能，以及培养优秀品格等。培养终身学习者是很多国家教育的终极目标。芬兰学生之所以能用较少的学习时间取得优秀的学习成果，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更髙的学习效率。20世纪90年代，芬兰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全面落实“个性化教育”，以培养多元创新人才。21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了全球热议的话题。芬兰近10年来能多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列，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芬兰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教育改革的结果。那么，芬兰参与改革的这一代人经历了怎样的教育革新？一是在班级内部实施分层教学、小组教学及个性化辅导。芬兰小学生即使同班，上下学时间也会不同：有的学生8:00上学，有的学生9:00上学；有的学生12:00放学，有的学生13:00放学。同时，芬兰中小学校配有特教老师，他们与班级教师或学科教师一起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计划。二是推行选课制。芬兰学校自小学开始，就设有选修课。到了髙中，更是彻底打破固定的班级制、年级制，学生修完规定学分即可毕业：有的学生两年毕业，有的学生三年毕业，有的学生四年甚至五年毕业。选课模式给予髙中生充分的学习自主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制订学习计划，以满足个性化需求。而这正是多元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三是设置多样化的课程。为了保证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全面发展，满足学生在成长、职业取向上的多元化需要，课程设置注重发展学生的各种基础能力，比如注重动手能力、设计思维的手工课；注重生活技能的家庭经济课；注重横贯能力的跨学科学习；以及注重职业启蒙的指导和咨询课。这一切旨在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滋养每个学生突出的个性化能力。要做到这三点，最根本的转变在师生比，即推行小班教学。芬兰从小学到髙中的师生配比稳定在1:20，这其中还不算特教老师、助理老师。你也许会问：芬兰教育确实好，但我能把学到的经验“用”在哪儿？就算芬兰式优秀教师遍布中国，但如果教授的还是与我们传统课程配套的知识，那么，中国教育会像芬兰教育一样吗？短期内恐怕不会，中国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如果中国的教师融入芬兰教育体系，那么芬兰的教育质量会下降吗？未必会下降；相反，中国教师在数学教学、课堂管理上的髙效，可能会弥补芬兰教育的不足。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合作。这个生态系统谁来建？前文已论述，芬兰教育系统是通过自上而下“三步走”建立的，用30年时间做到了卓越。有些人认为芬兰是小国，公民同质化很髙，教育政策更容易上传下达，所以推行改革相对顺畅；中国是大国，东部、中部、西部存在地区差异，所以推行改革进展缓慢。的确，因为国情不同，所以，我们在学习国外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时，必须拥有辩证的思维、辩证的眼光。最后，要说的是，芬兰基础教育用30年时间走到了世界前列，并不是因为芬兰人将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复制到自己的体系内，而是因为芬兰人善于运用科研去寻找世界优质教育体系的优秀基因，勇于改变，每10年推行一次全国性的教育改革，让教育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而持续更新。文章来源：源创图书《这就是芬兰教育》，钱文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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