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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发生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口号走向了一条多少人想走却不敢走的道路——谋反。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他反的是当今的皇帝朱元璋的孙子，也是他的侄子朱允炆。战争历时四年之久，最后以朱棣的谋反成功，登上皇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朱棣为什么要谋反呢？是什么原因让他发动“靖难之役”的？这恐怕还要从朱元璋的“封藩”说起了。 “封藩”为始乱之根源洪武三年，朱元璋终于决定对自己的儿子进行封藩了，他说“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於此”。朱元璋共二十六子，其中封王而置于边塞的有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东北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宁夏的庆王、兰州的肃王等九王，这九王“莫不敷险隘，控要害”。 为什么要封藩呢？ 第一、明建立初期，元顺帝残余势力北遁大漠，所谓“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亡”，实力尚存，史称“北元”。北元仍有两支重要的力量在与明抗争，一是陕甘地区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一是辽东的纳哈出。不仅如此，女真、西番、西域、高丽等也不可不妨，面对这种形势，只能采取“固守疆国，防其侵扰”的政策，而建藩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儿子防守边疆更放心的了。 第二、明刚建立起来，大明的光芒基本上被那些开国元勋们给抢去了，李善长、刘基、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沐英、蓝玉等等都是功高震主、功不可没，这些人一旦把握了朝廷的兵权，那朱家的江山就岌岌可危了，因而应赶快培植自己朱家的势力来对抗朝中的权臣，维护皇室的统治地位。 第三、可以牵制地方军权，防止地方发生叛乱。主要是朱元璋太不相信异姓功臣了，自己的儿子为藩王后，可以与地方相互牵制，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发生秦没有给子嗣封藩而二世即亡的悲剧。 第四、可保太子政权稳定，防止发生争夺皇位之流血事件。历来皇帝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而明争暗斗，拼个你死我活，尽早封藩远离朝廷可杜绝其心生二心，为将来太子稳定即位打下基础。 “重藩”埋下了祸根封藩后，由于藩王处在国家重要的边陲位置，藩王的待遇也逐年上升。洪武五年，藩王府设护卫指挥使，“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万九千人”，朱元璋还要求各藩王“岁训将练兵，周视封疆，作军器必精良，以固边圉”，并可“节制地方将校”，即朝廷所派驻的守镇兵也往往归藩王调遣。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给晋王、燕王下了一道敕书，谕以“备边十事”，提到“王所统大军，除发去都督等员率领提备，其余护卫或一万，或二万，亲王率于附近屯所往来牧放，仍须被坚执锐，夙夜加谨”。史称宁王“带甲八万，举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皆骁勇善战”。晋王、燕王也多次出兵打败元的残余势力，这样，不仅诸王的势力不断加强，而且军事经验也在不断增长，实力已不容小觑。 对于藩王的约束，朱元璋也是想好了对策的。他派人编写了《祖训录》并亲自作序，以此来规范藩王，他说“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认为他的子孙只要遵循他的成法不变就可使朱家的大明朝永远传下去。关于藩王的问题，朝中大臣叶伯巨曾上书劝谏“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行汉之贾谊、晁错削藩之策，结果朱元璋大怒，将他下狱，一直关到了死。 “削藩”是引发“靖难之役”的直接原因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三十一年，朱元璋死后，皇位由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登基，是为建文帝。关于朱允炆的即位，诸藩王也是不服气的。朱允炆表现出的仁和柔弱，诸藩王认为其不足以堪当重任，尤其是燕王朱棣，在两次对元的北伐中立下战功，勇谋果断，威望极高，是朱标后最有能力的人选，也由此叔侄关系积怨加深。 朱允炆即位后，也深感藩王对朝廷的威胁，于是迫不及待的起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近臣开始了他的削藩步骤： 第一步：剪其羽翼。在太常寺卿黄子澄的主张下，朱允炆于即位的第三个月废周王朱橚，第二年四月废湘王朱柏、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六月又废岷王朱楩； 第二步：削弱兵权。监视燕王府的一举一动，借故调走燕王管辖的三万军队和燕府的护卫军，召回并处死了燕府的胡骑指挥，另调两军分驻彰德、顺德以钳制北平； 第三步：实施逮捕。在掌握了朱棣谋反的确凿证据后，齐（泰）黄（子澄）便派人秘密北上，包围燕府，逮捕燕王。 如此布置真可谓老谋深算，令人不服不行。先除去燕王的兄弟羽翼，这样就会避免发生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和晋惠帝元年（公元291年）的“八王之乱”了，再削去兵权，使燕王无实力与朝廷对抗，如同砧板鱼肉任人窄割，最后实施逮捕，简直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 “黑衣宰相”姚广孝的推波助澜也该朱棣命不该绝，抓他的人念之旧情提前把消息告诉朱棣了。在这种情况下，朱棣不得不决定谋反了，而在此时，决定朱棣一生命运的关键人物出场了，那便是道衍和尚姚广孝。 史传姚广孝生得为“髡首僧服，三角眼，形如病虎，黄黄的面色中透出一股杀气”，通阴阳占卜之术，又习得兵家法家等各家所长，还擅长诗文等，抱负远大，不堪此生平庸度过，观燕王朱棣有帝王之相，便伺机等待。 机会终于来了，经引荐后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姚广孝便暗示朱棣“愿奉大王一白帽子”，意即“皇”字，后又劝“国乱时危，王不出头谁作主”。在姚广孝的一系列鼓动下，朱棣终于下定决心谋反了。于是姚广孝悄悄的在燕府的地下挖成练兵场所，上面养上鹅和鸭以扰乱地下的声音，并私招了八百人进入燕府。 一切准备妥当后，在姚广孝的谋划下，朱棣很快擒杀了朝廷捉拿他的官兵，并迅速控制了北平的九门。往南打通了军事咽喉通州，往北又攻克了蓟州、遵化、怀来等，至此，北平周围障碍全部扫清，燕军兵力增至数万 。 “靖难之役”上天眷佑朱棣战争彻底打响了，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口号挥师南下，先后击败了南军主将耿炳文部和李景隆部，后又分别于夹河、藳城之战中击败了盛庸部和平安部。建文三年冬，朱棣与姚广孝商定后，一改之前之巩固战法，直接挥师南下，剑指京师，所过之处只攻不守。次年正月至馆陶渡河（进山东），攻东阿、东平、沛县（进江苏），三月过徐州，四月底攻灵璧，彻底击溃南军主力，五月扬州降，六月驻龙潭（金陵东约30公里），七月抵金陵，守卫金川门（金陵城西北面）的李景隆开门迎降，燕军攻入金陵。自此，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分析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原因有三： 一是天佑朱棣。白沟河战役、夹河战役、藳城战役三次战役中，关键时刻刮起了猛烈的大风，三次均不利南军，朱棣抓住机会乘风大胜。个中原由无法解释，可能真的是“天命所在”吧； 二是朱允炆有不杀朱棣之命。朱棣多次濒临险境却又死里逃生皆因朱允炆有“毋使朕有杀叔父名”旨意，使南军有所顾忌，不敢放开手脚打； 三是得益于燕王之名，归降者半。燕王早年对残元势力的用兵在朝中已是盛名久矣，又辅攻心之术，燕军在战斗中能够上下一心，战斗指数暴增，而南军军心不齐，归降者半，最后又得益于李景隆开门投降，才会使战争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靖难之役”是明史上第一次藩王和皇帝之间发生的战争，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藩王谋反成功的例子。此役的主要根源是“封藩”和“重藩”，藩王势力日臻强大，从而威胁到了中央的政权地位。而新皇帝的“削藩”政策是导致“靖难之役”的直接原因，在处理藩王的问题上没有借鉴汉武帝的“推恩令”，即位之初就急于削藩，显得操之过急，这也和权臣的刚硬手段有关，须知“过刚易折”，认为成不了气候的燕王，谁知最后尽来了个“咸鱼大翻身”，一路南下攻进了金陵，坐上了皇位，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朱元璋的“不信权臣”使他加重了吏治的刑罚，其中的典型就是“剥皮实草”，将贪赃枉法的官员剥下人皮制成鼓或者填入稻草放于衙门口，用以警告继任官员。朱元璋还借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和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案”两次共诛杀朝臣四万余人，明初功臣损失殆尽。 朱元璋的“宁信朱家”使藩王势力逐步强大胜于朝臣，最终出现了朝中无名臣相抗衡的局面，这也间接导致了金陵城破，江山易主，不过还好的仍是他们朱家的天下。于是这就上演了近期热播电视剧《大明风华》的开幕场景：金陵城破，建文逃遁，朱棣登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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