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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本质 生命之所以成其为生命，其特征就在于新陈代谢和能够繁殖。站在137亿年的宇宙演化史角度看，繁殖是存在逐层递弱至后衍生命阶段特有的维系自身的一种代偿方式。前衍的无机存在存在度（即可存在程度）高，可以安然不动就稳定存续，而生命的存在度低，必须以生死轮回的动荡方式才能维系自身的存在，繁殖的本质由此确定：繁殖是后衍的孱弱的生命存在得以存续下的特定的存在方式，它通过遗传和增殖，让生命得以延续下去而不至于因为生命的脆弱与动荡而被剥夺存续的资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威尔逊说“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工具”，因为生命的本质就是分子编码，就是DNA，而繁殖的目的就是能最大化的保证DNA能广泛和长久的延续。 观照38亿年的生物史，可明显的看到越低级的生物繁殖能力越强。最早的单细胞生命和前衍无机物比，存在度降低，残化度升高，繁殖能力作为残弱质态的代偿形式而出现；但与后衍多细胞生命比，单细胞生物的存在度最高、繁殖力最强、残化度最低、社会结构度（即社会本身的复杂程度）最低。所以，《物演通论》中直接把单细胞生物生长旺、繁殖快的特征视为其存在度高的表征，直接列举了其生长旺、繁殖快的特征：微生物有着极高的繁殖速度。如果以二等分裂方式繁殖的细菌为例，它们每分裂一次，快的只要二十分钟，因此每小时就可分裂三次。这样，只要处于合适的条件下，它们在短时间内就会得到大量繁殖。”有人曾经作过计算，一个大肠杆菌重约2×10＿12克，如果每半小时分裂一次而且全都存活，那么71小时后大肠杆菌的总重量就会等于地球的重量。幸好，自然界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生存条件。 生命的维系需要能量进行新陈代谢。所以，生物的存续或依存实现与作为其依存条件的前衍存在（即孕育出它的环境）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任何后衍存在的存在质态（即存在度）都被所有前衍存在层层决定，由此达成了特定时空下存在的综合状况。生物圈的相互制约是最明显的例子，后衍存在以前衍存在为依存条件，故一层层达成相互平衡的生态关系。换句话说，生命的增殖现象作为前衍存在残弱化后的代偿，必须弥补自身存在度递弱的损失及其环境条件可能导致的变化，以稳定达到存在阈（即作为普适常量的生存的基准条件）才能存续。如生命诞生于海洋，海洋作为环境决定了生命的质态，即海洋的环境变数与生命的弱质变数本身就是生命质态得以诞生的生存结构；一如环境决定论中的环境本身就是由其增长而出的生物社会或人类社会的生存结构的表达。所以，最初的原核单细胞生物作为海洋中的生物大分子递弱以后的产物，通过超强的繁殖力以弥补自身弱化的存在度和海洋环境可能导致的灭归，才能实现稳定的存续。 随着单细胞生物分化成多细胞生物，体质结构越复杂，繁殖难度自然越来越大。有机体的建构需要原来功能一致的单细胞分化成不同功能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这使得遗传功能被专职分配给生殖系统，而其他所有体细胞的增殖潜能被抑制，否则就会形成癌变——癌细胞就是返祖成低分化原始细胞。人类的繁育方式就是体质分化的产物，从雌雄同体低等生物的体外受精，到雌雄异体的卵生繁育，最后才进化成靠复杂的生殖器官、生殖系统来支持胎生哺乳的繁育方式。这是一个繁殖量越来越低的过程，也是后衍生物总体质量必然越来越少的过程，因为越来越多的依存条件构成了后衍生物总体质量的天然限制。 人类作为最后衍的生命体，其繁殖量也是由前衍依存条件，即自然界能提供的资源所决定的。在封闭的农业文明阶段就表现为马尔萨斯陷阱：因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的繁殖量远超自然资源可满足的现实生存量，所以人口达到上限就会爆发饥馑、瘟疫、战争。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表观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农业文明几千年间政治动荡曲线与人口增减曲线相一致就是马尔萨斯理论在这个阶段正确的最好证明。但在开放环境下或工业文明阶段，马尔萨斯陷阱就被突破了。所以，马尔萨斯的理论只是特定生存结构下的一种表观现象，而非本质。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在表象上解决了不断增加的人口的生存问题，但事实上科技进步在提高了人口上限的同时急速消耗了人类的生存资源（许多资源不可再生），更严重的是科技本身的智质分化必然激发人类的系统生存危机，把人类导向失存，所以依赖科技能保证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也只是工商业文明阶段的表观现象，而非本质。 换句话说，生物超量繁殖的潜力源于大自然赋予生命可以在环境极端恶劣或自身极端弱化的情况下还有冗余保证得以活下来的；而抑制这种繁殖能力的其实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度或者说存在者所处的生存结构。这里的存在度或生存结构对于直接生存于自然环境中的生物而言，就是自然环境本身，其所有生存压力也都来源于自然。而人类文明化以后，从直接面对自然求存变为间接面对自然环境、直接面对社会环境，于是自然压力转化为社会压力，后衍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内压也越来越大，具体表现为个体上就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类社会衍存位相的后移也决定了其在自然衍存梯度上的质量递减和生物史上养育后代难度增加。其间，最直接反映人类社会存在度或生存结构的就是人类的科技水平，即智质分化程度。科技水平越高，社会分化程度越高，社会整体越复杂，人类整体面对的系统性危机和面临失存的程度就越大。落实在繁育层面就是生育率降低。这才是本质。 比如，农业文明阶段，一切垃圾都是可降解的，粪便也是肥料，所以自然生态维系着相对良好的循环；而工业文明阶段，不能降解的垃圾已经堆出好几个国家的海洋面积，塑料的发明，让今天的海洋中充斥着塑料微粒，海洋生物体内，以及食用海洋生物是我们体内，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塑料微粒，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有多大，尚无法确定。但这其实只是科技引发的人类系统危机中的一个。当下的新冠疫情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气候问题、空气污染问题、臭氧层被破坏等问题聚集成人类的系统危机，而究其原因，都是科技的最终效应。这种科技的最终效应落实到人类的繁殖上，在生理上表达为男性的精子数越来越少、精子质量越来越低；在社会文化心理上，表达为生存压力下的婚育意愿越来越低，直接导致生育率越来越低，人类的人口将迎来断崖式下跌，更不用说当下疫情最终会死掉多少人，治愈的男子中多少会因为后遗症不能生育。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存在度直接急速下跌的指征。人类系统危机的爆发已经显性化，人类的文化转型已经势在必行。 王东岳先生十几年前出版的《人类的没落》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人口的自然限度在于“生态型繁殖力衰竭”和“社会型养育力衰竭”。“生态型繁殖力衰竭”是指男性精子数量下降，“社会型养育力衰竭”是指育后经济成本暴涨，这两种危势目前均已显露端倪。这是更可怕的后果，此前那种工业科技造就的一过性的人口暴涨只会加速这种可怕后果的到来。《知鱼之乐》中也提到：英国等西方国家研究发现，与五十年代比较，人类男性的男子精子数量明显减少，这是一个自然寿限问题，精子数量减少是哺乳动物灭绝以前的主要特征。如大熊猫的濒临灭绝也不仅仅是栖息地食物链被破坏，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繁殖能力越来越低下。随着食品的生长、生产越来越远离天然，尤其是转基因食物的普及，许多地区男性的精子数量都大幅降低。加上现今的生存压力和激烈竞争，结婚和生育的比例也会大幅下降。也就是说，生存的高成本或高压力下，生育率自然会越来越低，现实中的日本和欧洲都是人口负增长。故，决定人类整体命运或存在度的关键不是人口和资源，而是智质分化程度，即科技进步程度。让人类背负巨大压力的是因智质分化导致的类体质比重越来越大的生存结构，是不断追求创新的主流文化和由此无能化解的内部竞争。这里的“类体质”泛指一切人造物，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人造物升级的进程，它们层层叠加，构成了人类危如累卵的生存结构。如当下的我们无法想象断网的生活，一如过去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电气、煤气和自来水的生活。人类社会层层叠加的依存条件，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 总之，人口归根到底是由存在度即生存结构规定的，而且越后衍的生存结构社会内部压力越大，生存竞争越激烈。加上自然衍存梯度上的质量递减和生物史上养育后代的时度和难度始终呈递增态势，最终会导致人类的人口越来越低。所以，农业文明的生存结构下适用马尔萨斯的理论，工商业文明的生存结构在导致人口的一过性膨胀后，最终会因为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整体危机，包括人口的危机。所谓工业文明的进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作为智质分化的产物，其作用就是大规模的生产人造物，然后让生产者同时成为消费者，越来越多的需要人造物，最后，城市就成了社会化的牢笼，你就成了社会化机器运转中的螺丝钉，当然，你可以貌似自由的镶嵌在社会机器上的不同位置，但实际上你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而且，在越来越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下，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压迫下，人的生育的选择度越来越低。也就是说，生育率与人口聚集度正相关：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出生率高，二胎三胎多；人口高度聚集地区，如一线二线城市，生育率低，独生子女多。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比，出生率整体降低，因为结婚率整体降低、离婚率整体升高、婚育年龄越来越靠后。这也符合大自然的程序规定。有经验的农民知道，每株果树间距越开阔，结的果会越多越好。 换句话说，农业文明阶段，大自然通过马尔萨斯陷阱调节人口；到工业阶段，科技表面上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却不知自然只不过转为通过社会压力间接控制，以致于愿意生养的人越来越少。爱情和婚姻都是为生养孩子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大多数人在生养孩子的意愿上出了问题，这方面的社会规则也会发生变化。社会倡导个体自由是为了最充分的代偿，而代偿无效的极致表达在生育问题上就是繁育能力极致趋降——无论是生理能力还是社会文化导致的主观意愿。 一切生物行为都是围绕生殖的。如竹子开花就是牺牲生命孕育后代。植物的根、茎、叶叫做营养器官，它们的生长称为营养生长；植物的花、果实、种子叫生殖器官，它们的生长称为生殖生长。当竹子生长到一定的年龄，必然会出现衰老，为繁衍后代，在生命结束之前开花、结果。如鲑鱼千里洄游，就是为了回到出生地完成繁殖，其道路如果被水库大坝中断，会一次次往大坝上撞，以致于撞死。这就是自然赋予的生物通过繁育后代来实现的求存力量！爱情的力量也源于此！所以，愿意殉爱情的追求爱情的社会肯定比愿意殉道的追求真理的社会稳定而长存！ 但现代文明让女人离繁育越来越远，所以其指标直接就是存在度倾跌的指标。现在的女人首先要实现其社会价值，才能独立自由，只想做贤妻良母，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所以，生育价值越来越被贬低，这本身就反自然，但反自然的程度本身就是文明程度的标志。我们知道，生殖过程会消耗生物大量的体力、精力，这个从植物就看得出来，母株它想要开花繁育，就得消耗大量的养分，需要上肥、浇水、光照。如果上化肥，它开的花会很鲜艳、很大，但没几天就掉了；如果你用有机肥，或者让它自然开花，虽然花很小，但花期很长。也就是说，催熟的东西，熟的早，衰的也早！人也一样！当季不繁殖，就是环境恶化的标志。人当季不生育，跟植物当季不开花一样。 总之，从植物到动物，从简单生物到复杂生物，其繁殖规定性都遵从递弱代偿法则。对生物而言，繁殖力以及文明阶段的生育率指标直接就是存在度的指征，与存在度正相关，因为一切生物以生殖为中心，人类越来越远离这个中心直接意味着自身存在度的下坠。这同样是人类当下面临的系统危机之一。 虽然，人类社会的生灭和其他具体存在的生灭都是必然的，但科学时代用几百年就聚集并引发了人类的系统危机，不得不说其原因离不开主流文化的文化偏性。而通过纠偏再造新文化，在新文化的指导下重新做人，是还想存续下去的人类唯一可走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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