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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家 | 诺奖委员霍拉斯

 曾瑞 2021-05-10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文中,霍拉斯提到,村上春树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家,正好迎合了这种市场,他们的写作刚好实用:读者可以把书带在身边,读一段也觉得很有代入感;读完了就可以扔掉,甚至不需要记住作者的名字。当然,人们记住了村上春树,但有很多写得差不多的,他们就没被记住。

    言外之意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如今已经到了一个不存在高端文化的阶段

瑞典电台有个节目叫“认真的谈话”。听众寄信到电台提问,我看后回复答案,主持人在节目里读出来。电台听众的问题千奇百怪,什么都有,比如“人生在世,该怎么活”“为什么那么难爱上一个人”“为什么这世上没有公正”。在这之前,另一位诺奖委员会的成员、诗人卡塔琳娜·弗洛斯腾松(Kristina Lugn)已经做过解答者,节目极受欢迎。

最近我参与许多这样的活动。以前我对这些可是不屑一顾的那时我自认为是作家和批评家,属于高雅人群。可是现在,我的想法有了变法。多年来我脑子里接收了大量知识,有义务跟大众分享,尤其是作为瑞典学院的成员。

1977年,我最早开始写作和研究文学时,跟几个朋友创办过一本名为《危机》(Crisis)的杂志,专门介绍后现代文学作品。渐渐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高雅文化界看不起大众文化,后者则经常讽刺精英文化是“莫须有的势利眼”。

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地都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我身在瑞典,没有亲历,但我们都能感觉到,这在知识分子界将是一个巨大转折点。我在担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期间,曾组织了一场关于“高端文化与亚文化”的论坛。当时我已经觉得,所谓的精英文化、古典文化的相对位置,与我读书时代已无法相比以前精英文化被视为金字塔的顶端,人人向往,并努力往上爬。而“亚文化”则像一个一个岛,地位彼此平行,没有等级分明的秩序。你可以从一个门类的文化艺术形式跳到另一种形式上去,就好比你可以听一段时间的硬核摇滚再换成独立摇滚。

我们如今已经到了一个不存在高端文化的阶段,“高雅文化”成了亚文化之外一个“特别”的范畴,就像你任性起来会去挑战高峰、到深海潜水,你也可以私底下研究古希腊文学、法国古典文化。你主动吸收这些人文精髓,并不意味着你就比别人更有文化、品位更高。这就是民主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媒体,大规模扩张的互联网及其衍生品,绝对垄断了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

古典文化在今天属于极小众的范畴,小众到很多人不屑一顾。很多人在古典文化面前不会感到自卑,也不觉得荒唐,不仰视也不鄙视,总之就是不在乎。古典文化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象征意义,不再代表人类精神的高点了?古典文化到底是什么,只是一种爱好吗?就像你去看杂技,演员可以用身体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在经典文学中,你利用心灵和大脑去变各种戏法?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这种变化,可能一半是现实,一半是我们的担忧。高端文化在今天依然备受尊重,但在瑞典的学校里,已经不再教授经典文学了,连瑞典文学都没有位置。人们认为文学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毫无意义。现在13岁的孩子会去看一本有关青少年吸毒和性爱问题的小说,然后讨论。这跟文学毫无关系。这个问题在瑞典已经日益严重,法国、德国的情况则还没那么糟,毕竟法国的学校还会教他们莫里哀、蒙田。

我很无奈,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如今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包括很有天赋、成绩优异的,很多人对文学经典一问三不知。这很可怕。


知识分子失去了昔日的影响力

文学从一种理想变成了务实者的工具,很多人都只选对生活有实用意义的书读。文学当然也还能生存,也有人偶然一脚踩进但丁的迷人世界而一发不可收。经典文学也多少与当今社会挂钩,比如会上线,瑞典学院就建了一个瑞典经典文学库。但如今身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早就没有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如同天际星辰那样高远的地位。那时要想接近一位院士,没有一封介绍信,想都不要想。

瑞典学院被视为皇家的一个成员,瑞典国王与学院之间也一直维持着联系。而现在呢?我们就像明星。媒体都想分一杯羹,请我们上电视做节目、在报纸上写专栏。电台来请我解疑,也不过是觉得我是个名人。

很多作家也成了明星。如果他们表现够成功,可以走向国际,就像足球明星一路踢到世界杯那样。村上春树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家,正好迎合了这种市场,他们的写作刚好实用:读者可以把书带在身边,读一段也觉得很有代入感;读完了就可以扔掉,甚至不需要记住作者的名字。当然,人们记住了村上春树,但有很多写得差不多的,他们就没被记住。

倒是古典文学的作者,比如莫言,你会想慢慢读他的每一部作品,研究他如何构思,情节如何展开,比较他前期和后期作品的区别;看到他早年作品里的主题,越到后面越清晰呈现。这是古典文学的特点。村上春树可不是这样。

当下,小说的宏大叙事传统,被一种普天同庆的民主、自由氛围所取代,支撑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大家深信世界大同,从此再无战争、再无冲突,不再有东西方的界线,可以随时出发,自由旅行。但这当然只是大多数人的幻想。如今,人们惟一感兴趣的是股票市场、经济发展,如何利用互联网和先进科技提高收入。

这种情形持续到“9·11”,世界又变了样。中东世界在各种内战中四分五裂。在各种灾难与残酷事件之下,按理说是很有必要去系统化反思,并重拾古典传统的。可是我看得很清楚:当今世界,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影响力,大学、学院的地位也不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么重要,巴黎1968年的革命风潮绝不可能在今天发生。同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多少存在经济隐患,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下,面对失业的恐惧,人们对外国人的敌意也在逐渐增长。很难去猜想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回到宏大叙事的时代是肯定不可能了。

我从前的书都很艰深难读,最近我尝试用碎片化的方式写了一本书,出版后意外畅销。1960年代美国有一个香烟品牌,广告里,一对几乎全裸的情侣坐在床边,两人手上都点燃一支烟,我书名就用了广告语:《一支烟过后》。书里是一些生活觉悟。这样的文字读起来方便,无论是从头、从最后一页,还是从中间随便选一页开始读都可以。我把这种片段式的写作习惯称为“碎片”(fragment)。现在,就流行这种东西。


畅销的犯罪小说主宰了文学界

在世界很多地方,文化精英、等级差别还存在,但在很多发达国家,文学已经在转型。比如瑞典,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跟二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小说一脉相承,没什么变化但是忽然有一天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写犯罪小说。

最初还会有一批“专业人士”看不起犯罪小说,读者也看不起,将这些书称为“便利店里的廉价小说”。当时所有的犯罪小说都只有平装版,完全不入瑞典文学界的法眼。可是慢慢的,作家们发现写犯罪小说能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于是一个接一个地都转型了。

文学类型的边界也在打通,英国有伊安·麦克尤恩,美国以犯罪案件为背景的高端文学就更多了。犯罪小说与传统文学开始融合如今,犯罪小说已经成为主宰文学界的形式征服法国、德国的作家都是犯罪小说家,柏林的书摊上一大堆犯罪小说。我个人不认为这些人写得有多好,但他们就是畅销。

假如将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拿走,剩下的就是一小部分参加过创意写作课程,雄心勃勃要成为下一个伍尔芙或普鲁斯特的年轻人。但基本上没人会实现理想。他们有政府和我们学院的支持,可出了书也就卖500本左右,基本上没人愿意去读。文学就是这样的命运了。

粗制滥造的作品却甚嚣尘上。就像《五十度灰》,写作如此糟糕,吸引的尽是年长的女性受虐狂和男性虐待狂,大家一起进入一种幻想世界里——问题是那也算不上是幻想世界,顶多就是逃避现实。当强大的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出版价值的指标时,文坛、出版界也就一同被带垮了。可这就是代表今天文学走势的一个典型例子。《哈利·波特》是另一个例子。写作可以成为一种机械化运作,有了一个样板,几乎谁都可以照葫芦画瓢。这不是疯了吗?

瑞典最有名望的出版社是Bonniers,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他们都严格地遵守只出好书的原则。可今天看看他们的目录,全都是逃避现实的犯罪小说,要不就是关于美食、美容的所谓“实用文学”。出版社完全被市场冲昏了头脑,他们出书还假装是文学,但根本沾不上边。他们留很小的空间给严肃文学,装个门面,也就这样了。

二战后,人们渴望知识重建,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在六十年代逐渐兴起,心理分析通过拉康的努力而得到复兴。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掀起七十年代的一股哲学热潮。在我当时所在的文学杂志《危机》,大家废寝忘食地日夜翻书、译书,发高烧似的跟柏林、巴黎、哥本哈根等欧洲同好频繁地互通有无。那种魔幻的氛围、对知识强烈的饥饿感,今日已不复见。

这个时代过去后,到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时,马克思主义“终结”,心理分析过几年也死了。所有我们曾经有过的宏大叙事,也终结了。这个世界好像只剩下了金钱和娱乐。

新书预告

书名:

神山的呼唤

字数:

220千字

正在印制

内容梗概

一条通往远方的路,一段发生在九寨的故事,一个破灭的梦。

作者简介

    曾瑞,1988年出生于湖北恩施,现居广州。早年混迹于网络,如今更喜欢行走天下。不安分的心,时刻在路上。一生别无所求,只为活出一点异样的光彩。有作品:《烟火人间》《凶手》《神山的呼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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